两汉兵学的发展及其特色

两汉兵学是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当时大规模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实践经验的集中反映，是两汉整个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认识两汉文化的整体面貌，就不能不考察这一时期的兵学。

两汉兵学文化发展的四个标志

兵书的整理与校定。汉代对兵书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汉高祖在位时“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限于汉初“干戈未息”的社会环境以及“挟书律”未除的文化氛围，这次整理侧重于搜集和遴选。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当时反击匈奴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夺取胜利，统治者对兵学非常关注，于是就有了军政杨仆整理兵书之举。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同上），可见其侧重点也是搜集兵书。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由任宏校理兵书，而光禄大夫刘向则为整理校订后的兵书作叙录，并上奏皇帝。这次整理不仅划分了兵家的种类流派，而且还认真厘定了文字，规范了版本，揭示了各部兵书的学术价值，因而其意义要远远大于前两次。通过这次整理，使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兵书基本得以较完整的面貌存之于世，为后来封建王朝的军事斗争提供了切实的服务。

兵书的分类与学术总结。在第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根据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把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等四类。与此同时，刘向、任宏还就每类兵书的军事学术特点加以分析和总结。他们指出，“兵权谋家”的基本特点是“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可见这一派以战略研究为重点，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兵形势家”的基本特点为“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同上），即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侧重于讲求战术。而“兵阴阳家”的主要特点则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这表明该派深受阴阳家的熏陶，注意天时、地理条件与战争关系的研究。至于“兵技巧家”的主要特点则是“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同上），即注重军事技术问题。刘向、任宏对兵家流派的划分和总结，是中国兵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此，兵家四分法经《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而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成为后世兵书撰者与兵学理论建树的规范程式。

兵学表现形态的多样化。当时兵学之表现形态是各式各样、绚丽多姿的，既有以专门著作形式面世并产生巨大影响、为后人收入《武经七书》的兵书《三略》等；又有以归纳、总结先秦兵学的基本成就为主旨并加以必要发挥的兵学专篇《淮南子·兵略训》等；还有零散见于君臣诏书、奏议以及众多文人学士的著作（如《盐铁论》、《潜夫论》）中的有关论兵言论；更有通过战争实践活动和军队建设所反映的军事理性认识。它们共同勾画了两汉兵学的总体面貌。值得注意的是，两汉兵学的实践功能非常突出，较少作抽象的兵学原理演绎，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操作性。如晁错的《言兵事疏》针对汉匈战争而作，总结了长期以来中原王朝抗击匈奴袭扰的经验教训，探索了对匈奴作战的基本规律，为汉朝廷实现对匈奴战略思想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又如赵充国《屯田制羌疏》，针对汉宣帝时西羌诸部北徙、遮断西域商路、骚扰西汉边境城邑的具体形势，提出“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的主张，为从事军屯、巩固国防提供了高明的策略方针。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两汉兵学在边防等问题上有了新的深化和突破，现实感、时代感明显加强，这正是两汉兵学在先秦兵学已有辉煌成就基础上的新的发展。

兵学学习的普遍化。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当时统治者将学习经典兵书、演习战阵作为培养军事人才、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立秋之日……兵官皆肄《孙》、《吴》兵法，习六十四阵，名曰乘之。”而汉武帝鼓励名将霍去病学习《孙》、《吴》兵法，更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当时的大多数名将都热衷于学习《孙子》等重要兵书，并经常以《孙子》等兵书理论来指导军事实践。如东汉初年大将冯异就“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后汉书·冯异传》）。韩信自己解释其背水阵之所以大获成功，就在于正确运用了《孙子》“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的士气激励原则。武将这样，文人亦复如此。如东方朔在给汉武帝的上书中叙述自己的学术经历：“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汉书·东方朔传》）。将学兵书与读诗书等量齐观，两汉文化人对兵学的重视以及当时兵学的发达与普及于此可见一斑。

两汉兵学文化发展的两大特色

各个时期的学术文化，都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精神，兵学也不例外。两汉兵学所体现的，就是显著的封建大一统时代特征，表现之一是兵学旨趣以“取天下”向“安天下”、“治天下”转变，表现之二是学术兼容趋势的进一步增强。

兵学主题的转换。这一特征在两汉时期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完整兵学著作《三略》中有集中的反映。《三略》所关注的问题，既包括“取天下”的经验，也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基本原则。换言之，它既是一部兵书，更是一部政论书。书中关于国家大战略的阐述，远远多于对军事战略的阐述。这同《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偏重于阐述兵略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这恰恰是大一统时代精神规范兵学建设的客观反映。正因为如此，以《三略》为代表的两汉兵学贯穿着维护大一统、巩固大一统的红线。例如，在战争目的论方面，它们所强调的是维护统一的“诛暴讨不义”；在价值取向上，它强调的是巩固统一的“释远谋近”；在处理君主与将帅关系上，它强调的是“夺其威，废其权”，“明贼贤之咎”；在对待“战胜”与“国安”关系上，它既重视如何争取“胜可全”，更重视如何实现“天下宁”，“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

这些现象的存在，是秦汉时代精神的客观体现，正所谓“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天下基本趋于太平。在一般情况下，战争不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当整个社会由崇尚武功转向追求文治、由迷信暴力改为粉饰礼乐的时候，人们自然要高度重视政略，而相对地忽略兵略了。这种社会价值取向也同样会反映到当时的兵学理论建设中。换言之，从逐鹿中原到统御天下，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带根本性的转折，论政略重于论兵略，谈治军优于谈作战，乃是理有所宜，势所必然。这就是所谓的“逆取顺守”、“文武并用”，也是两汉兵学重大特色之所在。

学术兼容的强化。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学术兼容趋势，对于两汉兵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自然观念和政治伦理哲学渗透和规范兵学的理论构建与价值取向，使当时的兵学不再单纯以军事而言军事，更普遍的是将军事、政治、文化、经济融会在一起，沿着战国末年《六韬》等兵书所开辟的轨迹，日益趋于综合化和泛政治伦理化。这一点在《淮南子·兵略训》、《黄石公三略》、《言兵事疏》、《屯田制羌疏》、《备塞论》以及《盐铁论》等有关论兵篇章中均有显著的体现。这里仍可以《三略》为例。《三略》属于典型的黄老兵学体系，其思想特征就是兼容并取，博采众长。除了对前代兵学的继承发展外，《三略》还以黄老之学作为构筑自己整个兵学体系的灵魂和思想纽带，即把《老子》的理论基础——“道”“德”置于最高层次，统辖一切，同时又阐说道家“柔弱胜刚强”的基本原则，使之成为治国安邦、统军作战诸多要务的出发点。对于儒家，《三略》一方面在思想上崇尚“仁义”和“礼乐”，提倡施“仁义”之泽于万民：“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另一方面是在政治上主张“德治”与“仁政”，“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三略》对法家学说的汲取则表现在：一方面贯彻法家以“一断于法”进行治国、治军的原则，“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另一方面是坚定申明法家“信赏必罚”的思想，“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震。”由此可见，《三略》是博采兼容各家之长的产物，在继承前代兵学的基础上，以道家谋略取天下，以儒家思想安天下，以法家原则勒将卒，以阴阳家观点识形势。而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一特点正是两汉兵学兼容博采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