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九华山人文历史

唐代大诗人李白，以山的九峰似天然削制成的九朵莲花，而改旧名九子山为九华山。从此，九华山盛名远扬于世，流传至今。此后历代名人文士接踵而至，涉山游览，流连忘返，写下大量讴歌九华的诗文词赋。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刘禹锡，畅游九华后赞赏不已，写道：“奇峰一见惊魂魄”，“九峰竞秀，神采奇异”’“是天下之至奇”，“集泰岱、华岳、女几、荆山奇丽于一身”的“尤物”。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旅游九华后，称誉它“楚越千万山，雄奇此山兼”。九华山雄奇如此，素称为“东南第一山”。

九华山既是安微风景胜境，又是我国佛教圣地。早在一千二百年前，释地藏就在山上开创佛寺，并与山西五台山、四川峨嵋山、浙江普陀山，逐步形成地藏、文殊师利、普贤玉、观世音四大菩萨的道场圣地，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约在公元一世纪，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明帝刘庄遣使去西域大月氏迎请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用白马驮载佛像、经论，并在洛阳城雍门外建造了佛寺，便是著名的洛阳白马寺。他们在寺内翻译佛经四十二、章为汉文，这是中国建立佛寺、译出佛经的开始。但是汉朝法律规定不许中国人出家，即使个别人出家也要经特别许可。官府建造少量佛寺，主要是满足来自西域的外国人在×信仰上的需要。

九华山在长江南岸。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刚出现上升趋势，至三国东吴建国时才有所发展。西晋末年，北方战争频仍，大量的汉族人由黄河流域南迁，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南方生产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因地势卑湿，到东晋时期人口仍很稀少，许多山林水泽尚未开发。两晋时期的佛教传播，较前虽有所发展，但江南梵刹除东林寺外寥寥无几。

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大力提倡佛教，南齐的竟陵王萧子良是佛教的虔诚×，曾经下令封闭包括九华山在内的宣城、临城（今青阳）、定陵（青阳东北）的数百里山林水泽，严禁百姓垦荒、樵采和渔猎。梁武帝萧衍在天监三年（504）宣布佛教为国教，僧尼人数剧增，大造佛寺，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情景。但当时的九华山还是一片原始的荒莽山林，尚无佛教寺院出现。

隋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纷争、封建割据的局面。文帝杨坚极力促使南北方佛教合流，加以推广。李唐王朝二百九十年间，佛教盛行。安微境内也出现了名僧、大寺，九华山的佛教历史就是从唐代开始的。

据《安微通志·佛门龙象传》、《神僧传》、《九华山志》等书记载，九华山佛教的开创者释地藏，俗姓金，名乔觉，新罗国人，出生于新罗国王近属的王室贵族家庭。身高七尺，头顶有奇骨耸出，貌恶而心慈，聪颖过人，才力可匹敌十人。二十四岁祝发为僧。唐开元、天宝年间（713——755），一说在永徽四年（653年），金乔觉从新罗航海来华，携白犬一条，卓锡九华。他“睹兹山于云端，自千里而劲进，披榛援葛，跨峰越壑，得谷中之地，面阳而宽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于是居住在东崖峰的岩洞里（后人称为“地藏洞”），岩栖涧汲，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至德二年（757）山下长老诸葛节等数人结伴登山，一路只见深山峡谷，荆榛莽莽，寂静无人。到东崖见岩洞内唯有释地藏孑然一身，闭目端坐，旁边放着一个折足鼎，里面盛着白米掺杂白土煮的剩饭。诸葛节等人见到这般光景，大吃一惊，说和尚如此苦行，是我们往日未有供养和尚的过错。于是共同筹划兴建禅舍，供养地藏。不到一年时间，建成了一座初具规模的庙宇。此后，地藏具备了收留徒众常住寺内的条件。他的大弟子、首座僧胜瑜，身体力行，斩荆披棘，率众垦荒，凿渠开沟，造水田，种谷物。同时挖山塘为放生池，也用以蓄水灌田。他们劳动自给，坚持苦修。建中二年（781）池州太守张岩，因仰慕地藏，施舍甚厚，并且奏请朝廷准许建造佛寺，被赐名为“化城”。郡内的官吏和地方一些豪绅士族，纷纷以师礼皈依地藏，向化城寺献予大量财帛。从此，地裁道场名播四方，连新罗国的×也慕名而来。这是九华山佛教初创的兴盛时期。

九华山佛寺始终保持着中国式佛教的传统。但地藏本人及其弟子们究竟属那一宗派，无法考证。有的认为地藏拜诵《华严经》，应属华严宗（贤首宗）。有的佛×认为地藏本身就是菩萨，超越了宗派范围，不应属任何宗派。以后的历代名僧，据其传记，他们多数属于禅宗或净土宗。再据现有情况来看，各寺院、茅庵都属于禅宗，而又多数是临济宗，少数为曹洞宗。僧尼修持有坐禅，有念佛名号，有研究戒律，或讲授经论，也都是禅宗和净土法门，可称为“禅净兼修”。

千余年来，九华山佛教历经兴衰。自初创至唐武宗时的一百四十年间，为初创兴旺时期。继化城寺以后建有福安院、无相寺、清隐庵等。地藏后的唐代名僧有胜瑜、道明、智英、道济、超永，诗僧有神颖、应物、冷然、齐己等人，均名重一时。

唐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年间（841—846），推行道教，排斥佛教。他好神仙术，拜道士为师，下令毁废佛寺，焚经毁像，勒令僧尼还俗。这个时期，佛教史上称为“唐武法难”。当时九华山佛寺有大小十三座，均被毁废。在李炎服丹中毒，一命呜呼以后，李炎的儿子李忱继位，杖杀了道士十二人，又颁布允许佛教恢复的诏令，九华佛寺才又得到修复，僧伽重聚。但因遭剧创，元气大伤，不复昔日旧观。

唐末，新罗×净藏在双峰下建双峰庵，后人又称新罗庵。观音岩住有卓庵和尚，传说他神通广大，被视为神僧。天祐年间（904—907），南阳里有一“卧龙和尚”，原官居常侍，隐其名，只知姓李，见唐室危亡，遂入九华山，削发改装，自称“卧龙和尚”，于山麓南阳里筑茅庵数间，命名为“卧龙庵”。旧志将他列为居士。其实不过是暂时隐遁山林，避乱于一时的人物。五代时，有居士甘赞（贽）舍庄园建造龙门寺，又在拾宝岩的住宅建寺，给一位曾经降伏猛虎的伏虎禅师居住，名为伏虎寺，后改名为圆寂寺。南唐时，有圆证禅师居住卧云庵。此时山上名僧无多，九华佛教处于衰微阶段。

两宋时期，九华佛教略有发展。除先后修复唐代建造的佛寺庵院外，新建了净居寺、圣泉寺等六所，使九华山的寺庙增至二十五座。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日渐增多，香火日趋兴旺。爱慕九华风光的文人雅士、达官显宦也接踵而至。王安石游览九华时，寄宿在主刹化城寺内，题《宿化城寺》诗，曰：

白云如驱羊，满谷不可量。散作兜罗棉，中藏宝月光。

山窗夜闲静，时闻叶鸣廊。僧房杳清寐，佛炉篆余香。

南宋名臣、学者周必大，遍游九华，撰写了《九华山录》。他游化城寺；称赞殿宇宏敞；登神光岭谒地藏塔，徐步阶前，至塔后远眺大江，并和守塔和尚品茗论茶，盛赞九华茶色味俱佳，敌得上皇室所赐的名茶。他游兴很浓，比喻自己有猿猴般的矫捷，攀萝度险，山石棱角划破了衣袍，磨坏了鞋子，也毫不介意。宋代文人吴梦祈，在“春树连村，早莺唤人，绿水浮云，紫烟绕谷”的景色中，寻访李白的游踪。他和游伴在太白书堂前，横琴花间，吟诗作歌。又举杯畅饮，酒醉后到溪边俯视清流，枕石而卧，说自己坐与李白同石，卧与李白同梦。傍晚，“凉风起天，落日照耀云海，群峰如海上岛屿。山云薄暮，江色映秋。”他们又“酌白酒，顾影起舞，浩歌以待明月”。九华山×中诗僧很多，组织诗社，相互谈禅吟诗，并与来访的高人雅士唱和。清宿和尚主持九华诗社，诗僧希坦著有《九华诗集》，寒碧、了机等×诗作也甚多。专一禅修、研究佛学的有玉田、寂祖、云译、宏济、惟政、广宗、善修等名僧，均有传记流传。

元朝短促的九十年间，由于世祖奇渥温·忽必烈信仰佛教中的喇嘛教，拜西藏发巴思为帝师，所以汉民族地区的佛教无甚发展。九华山依旧是“庆云生处梵王宫，蹑蹬攀萝一径通。金殿忽开青嶂里，天人疑在白云中”，基本上保持宋时状况。山上较有名的真观、智津、如理等和尚，在《九华山志》上，都“附录”在宋代僧传之后，没有成立单独的章节。

明清两代是九华佛教的鼎盛时期。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朝廷赐金修建化城寺，宣德二年（1427）、万历十一年（1583）、三十一年（1603）又屡次赐金修葺主刹化城寺和肉身宝殿。万历十四年（1586）、二十七年（1599）先后颁赐两部《藏经》，并赐予量远和尚以紫衣，优宠备至。天顺元年（1457）化城寺主持道泰和尚殁于寺内，因道泰和尚生前曾奉旨进京，在北京万寿寺任戒坛宗师，故景宗朱祁钰特派遣使者持他的“谕文”专程上山致祭，可谓哀荣已极。朱明王朝的重视，使九华山的影响越来越大，常住山上的僧众日益增多，朝拜九华的佛×岁无虚日，香火愈加兴盛。

明代建造的寺庙有：天台寺、招隐庵、德云庵、真如庵、华云庵、长生庵、龙庵、摘星庵（即百岁宫）等三十余所。原化城寺的附属寮房，称为东西两序、又称东西两宫的十二家寮房，此时也自立门户，改称禅院、佛寺。这些寺庙，连同茅蓬、精舍，总数已达百余所。常住各寺院的僧尼人数说法不一，无法稽考。《山志》上立传的高僧有释福庆（云岩）、道泰（岳宗）、量远、佛智、周经（周金）、海玉（无瑕）、龙庵、忍草、智旭等人。智旭和尚（又称素华、蕅益老人）成就最大，他与广东曹溪宝林寺的憨山、浙江余杭径山的紫柏、杭州云栖寺的莲池并称为明代“四大高僧”。他在九华山的时间虽不太长，却在这里写成了《梵纲合注》的佛学著作，还撰写了《补总持疏》、《甲申七月三十日愿文》等十余篇×文章。其生平著作四十余种，后人收辑为《灵峰宗沦》刊行于世。

明朝灭亡后，抗清势力的活动在南方持续很久。清康熙帝、乾隆帝屡次巡游江南，对九华山佛教也发生了浓厚兴趣，派官员专程上山向地藏致祭，屡赐重金修缮化城寺，钦赐“御笔”匾额。他们信的是另一×，对九华佛教如此优隆相待，不无政治上的需要。此后，九华佛教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寺庙林立，僧伽云集。化城寺的寮房增至七十二家之多，又自称禅院，各立门户。×多达三、四千人之众，金地藏可谓是“身后沙门多似沙”了。又形成百岁宫、甘露寺、东崖寺、祇园寺“四大丛林”和“香火甲天下”的局面。

咸丰八年（1858），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于九华，许多佛寺禅院毁于战火。战后，清廷当局出于政治需要，扶持佛寺恢复。光绪年间给甘露寺、百岁宫等寺三次赐予“龙藏”（《藏经》）各一部。地主绅商及善男信女竞相捐输，佛寺、精舍修复很快，还陆续出现了一些茅蓬小庙。祗园寺、东崖寺、百岁宫等大的丛林又恢复了“授戒法会”、“讲经法会”，开坛讲授戒律和《法华经》、《地藏经》等，并刻补经书雕板，印刷发行。各寺都恢复“水陆法会”等×活动。清末，有名的月霞法师等人在翠峰寺创办了一期“华严大学”，专门讲授《华严经》。著名的虚云和尚等人曾在这里参学。东崖禅寺的住持心坚和尚，当年还在校里充当一名挑水的“水头”。彼时九华道风和香火兴旺的景状不减当年。

辛亥革命后，各寺院互有兴衰，仍保持着佛教名山局面。位于化城寺前的九华街，有百余户人家经营着香烛、木鱼、念珠之类×用品和九华土特产的生意，买卖兴旺。至抗日前夕，原有佛寺一百七十处（小庙在外），除已废圮的五十三处外，尚有一百一十七处，再将《山志》所未记载的茅蓬、精舍计算在内，实际达一百五十余处，僧尼千余人，香火仍很兴盛。

抗日战争爆发，大好河山破碎，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一九三八年秋，日本侵略军两千余人侵掠九华，驻扎在九华山的国民党军达数万之众，竟然不战而退，在道僧洞和化城寺后的山峦上，遭敌机空袭扫射，伤亡二百余人。日寇铁蹄所至，践踏了幽静名山，巍峨古刹被纵火焚烧，法华寺、九莲庵、佛陀里、东崖禅寺等处佛寺、殿宇都化为灰烬。各寺院损失惨重，僧尼纷纷离山，星散四方。加上交通阻隔，香客稀少，僧尼生活十分艰苦，陷于困境达十余年之久。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信仰自由政策的保护下，×徒的×信仰受到尊重，寺院、名胜古迹得到保护，佛寺珍藏的历史文物得到妥善保管，×活动正常进行。广大僧尼本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信念，积极从事爱国爱教的活动，过着安定的生活。

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十年中，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乘机破坏，恣意横行，使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遭受严重危害。九华山佛教也受到很大冲击，寺宇、佛像、历史文物遭受损坏，×活动被迫停顿。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局面，拨乱反正，×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落实，各种佛事恢复正常，僧尼生活得到照顾和改善。

近年来，九华山对外开放，国内外至九华游览风景名胜的游客和朝山拜佛的佛教信徒络绎不绝。名胜古迹，得到修复和保护，名山胜境重放异彩。古老的寺庙建筑，大小七十八座，主要殿宇已修葺一新。全山佛寺所供奉的各种雕制佛像约一千五百余尊，有的已重新敷金。珍藏的佛教文物，现存一千三百余件，经修复整理，部分已重新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