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三)

1949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几十年间，王稼祥总是在腹部带着热水袋工作。

解放以后，他提出过许多宝贵见解。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1962年初，他大胆地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这些观点被康生等批判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随后，王稼祥难以再领导中联部工作，“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和关押。

因毛泽东一再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灾难，忧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全身冰凉。

■他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下3万多，焦急万分。在担架上，他向毛泽东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让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籍顾问下台

王稼祥于3O年代初从莫斯科回国后，很快就担任重要职务。一些人曾认为他是坚决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其实，王稼祥一向尊重真理而不盲从。

在反“围剿”斗争中，他感到莫斯科来的德籍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按苏联的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因而对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红军长征开始后，王稼祥由几个担架员抬着行军。走进广西时，他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3万多，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生病也坐担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他的提议马上得到支持。于是，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当时，在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检验下，大家都怀念当初毛泽东指挥时的胜利局面，更换领导人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敌军追兵一时还未跟上，部队得到十余天休息。中央利用这一机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转危为安。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成为指挥红军的三人小组成员。到了险要难行的路段，他为了减轻担架员的负担，硬是支撑着下来自己走——爬雪山时，他就是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走过来的。中央机关的同志回忆，每天大家到了宿营地很久后，王稼祥的担架才能跟上来。在没有止痛药和只能靠盐水消毒的情况下，他能到达陕北并一路上坚持工作，这真需要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