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视域中的几个徽州人

[摘 要] 徽州人从相对偏僻封闭的徽州走出大山，融入时代潮流，“每得风气之先”。宋代新安朱熹，其集儒学之大成的理学思想，经西方传教士译介传播到欧洲，对欧洲文艺复兴中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魁奈、杜尔哥等启蒙思想家有相当影响，提供了精神养料。明嘉靖间徽州海商汪直、徐海等冲破海禁，开展海外贸易，融入十六世纪世界资本主义挑战海洋的时代潮流，是较早的“和国际接轨”。清中叶戴震借鉴西方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析“理”，吸取西学精华，终结了旧理学，主张“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平恕”，成为中国启蒙思想的先驱。清道光间中国理财官歙县人王茂荫提出的币制改革思想，被马克思所关注。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构建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时候，王茂荫理财思想为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建立提供了思想营养。现代中国的胡适和陶行知，师从美国杜威。杜威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分别给胡适和陶行知以很大的影响。自古以来，徽州人和徽州文化就和世界文化息息相关。承传和弘扬徽州文化，也必须打开视野，在世界史视域中把握，让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关键词] 世界史 视域 息息相关 影响

古徽州丛山环峙，陆路交通不便，相对闭塞，人称之为山水秀美的“桃花源里人家”。由于高台城垒式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特别的社会历史变迁情况，徽州文化的兴盛和发展，有自身地域文化演进的独特轨迹。然而江河四射的开放水系，又始终把徽州地域和周边乃至全国连结在一起，徽州文化在和中原文化、吴越文化等多元地域文化的联系、交流、碰撞、融汇中发展，不仅如此，它和世界文化发展的脉动也从未断绝过联系和呼应。历代徽州人的不少文化创造，和人类的文明进步相互影响，息息相关。我们在世界史的视域中观察徽州文化，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徽州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价值和意义。

一 宋代新安朱熹集儒学之大成创立的理学思想体系，臻广大，致精微，其“理”论对儒学“天人合一”思想的承传和创新，表现了突出的非×性、很高的哲理思辩性、浓厚的自然科学性，从先秦孔孟的人学、汉代董仲舒的神学到朱熹“格物致知穷理”的“理学”，这是完成了中华民族一次重要的理性超越。正因为如此，朱熹理学在14至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世纪的欧洲，×会独统天下，神学解释一切。诚如恩格斯概括：“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思想，即×和神学”,这时的启蒙思想家不约而同地从遥远的东方古国汲取新的知识营养，建构自已的人文主义和理性学说。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从耶酥会士那里接触到中国情况资料后，惊叹“东方的中国，竟然使我们觉醒了”，认为中国是“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数学的、思辩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和艺术方面，欧洲实不如中国人” 。莱布尼兹甚至认为早于古希腊哲学的中国儒家哲学，远比古希腊哲学发达、先进、更具权威性。他认为中国文化、朱熹的自然哲学和人文哲学都充满着理性。根据朱熹 “仁政”、“德主刑辅”、提倡仁君统治、大一统、反对君主专制的观念，他提出了建立开明君主制的主张。对于康熙崇儒倡程朱，他认为康熙是最有理性的皇帝。莱布尼兹通过对朱熹理学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唯理论”学说，发表了与宋代理学家《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完全一致的《二进制计算的阐述》论文，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辩哲学。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所评价的：“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则从中国留学生黄加略那里了解到中国文化和朱熹思想，汲取了中华文化、朱熹理学的精华，发表了著名的《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等。法国启蒙运动的开拓者和领袖伏尔泰（1694-1778）从傅圣多和莱布尼兹著作中了解到了中国的文明，他慨汉：当欧洲人“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之时，中国已是地大物博且又明智美好的文明国家了。他认为朱熹理学是“理性×”的楷模，是唯以德教人，“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1713-1784）也从朱熹理学的德治法治思想中受到启发，主张“欧洲的政治必须以中国为模范”。欧洲启蒙运动中“重农学派”的奎那（1694-1774），其重农主义思想源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中国的伏羲、尧、舜、孔子和朱熹。朱熹的“以农立国”、“务农重谷”是“自然之理”的思想，对其影响很大。奎那土地单一税政策，也是受中国古代税制、朱熹“除尽正税以外赋税”主张之启发而提出的。总之，朱熹理学、中华文明，成为欧洲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精神养料，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对世界中世纪哲学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诞生不无影响。在世界史视域中的朱熹理学，不仅韩、日朱子学、新马朱子学等等值得进一步探究，上述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也还值得再进一步评析。

二

从15世纪末起，伊比利亚半岛人发起了“海洋挑战”，发现新大陆，开通东方航线，经东亚海域建立贸易据点，寻找商机。葡萄牙人东进，西班牙、荷兰、英国接踵而来，其商业贸易的共同特点是海盗、走私、掠夺、奴隶贩卖联系一气，“亦商亦盗”是他们“挑战海洋”的“国际游戏规则”。在这种“挑战海洋”的世界潮流滚滚而来的时候，中国明代中叶的徽商已迅速崛起，一些徽商也已敏锐地发现了西方各国东来引发的东亚海域贸易格局的新变化，看到了这一大背景为江南和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纷纷把目光瞄向了海洋，“足迹几半禹内”的徽商有的海上贸易已经做得很大，“与蕃舶贸货而还” ，“业鹾于海上，积帛赢金，至累百万，而未以为富” 。而就在这种时候，明朝廷的政策是对当时“海洋贸易”迅猛发展趋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坚决抵制和视而不见、坚持“片板不得下海”的闭关自锁政策。16世纪“挑战海洋”，中西方海洋商人直接交遇，中国海商面对机遇和挑战，积极调适其商业运作，以求自身的更大发展，在和朝廷的闭关锁国政策的激烈冲撞中，终于酿成了以徽州海商汪直等为主角的“嘉靖倭乱”事件。

汪直等徽州海商羡慕西方海商西出东进的海洋冒险精神，感到“中国法度禁严，吾辈动犯禁网，孰与至海外逍遥哉！” ，汪直只是想“觅利商海，卖货福浙，与人同利，为国捍边” 和那些外国佬做生意，发点“洋财”而已。这个汪直，“与叶宗满等造海舶、贩硫磺、丝绵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五六年，致富不赀，夷人大信服之，称为五峰船主”。汪直这些徽州海商大搞海上走私贸易，为明朝廷所不容，在屡次征剿中，竟然发展成了在日本建立了殖民地，（“据萨摩洲之松浦津”）自立为“徽王”，还有了“宋”国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拥有“连舰数百，蔽海而来” ，规模惊人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

对于明嘉靖间震惊东南沿海的汪直许栋这些徽商武装走私集团，明朝廷始终是或强行征剿，或明抚暗剿，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在东南沿海，由于它符合百姓要求开展海外贸易的大潮流，所以那些以海为田，靠此度日，以此发财的“嗜利无耻之徒”，对这些被指为“倭寇”的海商，都“交通接济，有力者自出资本，无力者辗转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边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送一樽，率得厚利，驯致三尺童子，亦知双屿（汪直海商集团的一个海外贸易集中地）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不复知华俗之变于夷矣”。在海洋商战影响下，这一带风俗竟也和“海洋世界接轨”了。在当时，虽然朝廷的征剿十分严厉，但东南沿海一带民间却是“近地之民，至有馈时鲜，馈酒米，献女子者。”“各通番之家，则不相犯，人皆竟趋之。杭城歇客之家，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造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绵油麻酒米等物，无不资送接济，而内地之人，无非倭党矣”。这也说明在当时新的海洋贸易形势下，汪直一类海商勇敢融入国际“挑战海洋”潮流，“和世界接轨”，开展海上贸易已是大势所趋，海禁、片板不得下海非常不合时宜，越“堵”越糟糕。史学界已有不少专家从世界史的视角，重新审视和分析“嘉靖倭乱”，对汪直一类徽州海商作出了新的评析。他们认为，以汪直为代表的徽州海商，富有时代的敏感性，善于抓住时代的脉搏，勇敢加入世界性挑战海洋的行列，是一种超前的思维和举动。汪直一类大规模海商武装集团的产生，是当时东亚海域新旧贸易网络交替时为调适其运作以适应新形势所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为适应中国海贸转型而出现的一种形式。汪直海商集团，在参与“挑战海洋”的国际海上贸易大潮流时，商舰众多，势力雄厚，雄飞海上，在东瀛进行贸易扩张，建立贸易基地，显示了徽州海商的气度和魄力，在此前中国海洋贸易史上前所未有。我们只有立足16世纪世界“挑战海洋”大趋势，才能拨开重重历史迷雾，准确把握历史上汪直一类徽州海商的历史真相和历史意义。

三

清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已通过野蛮的资本原始积累，取得经济发达，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古老的中华封建帝国，则开始从顶峰衰朽。戴震处在这样一种封建专制“万马齐闇究可哀”的环境之中，他之所以能在万喙息响的长夜，发出对后儒理学尖锐批判的振聋发聩之声，这和他努力批判地吸纳西方自然科学思想是分不开的。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大量涌入，许多西方自然科学典籍被不断译介到中国，戴震作为一直关注社会人生“治乱之源”的思想者，对西方自然科学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戴震认为 “泰西晚出，颇异前观，门户构争，亦如讲学。然分曹测验，具有实徵，终不能指北为南，移昏作晓。”对西方测验实徵的科学方法给予了肯定。早在年青时期，戴震就写作了《策算》一书，有人认为，此书之作“可能是受了17世纪中叶传入的创造对数计算法的耐普尔计算法的影响”，《清代名人传略》一书也说“该书（《策算》）系论述‘普耐尔计算法’ Napier’srcds之短文。”戴震二十岁即“因西人龙尾车法，作《赢旋车记》；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转车记》”。其另一部算学著作《勾股割圜记》，也是“以西法为之” 。戴震在四库馆校理部分西方自然科学译介典籍时，本着“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变”的态度，对西方自然科学思想并不排斥，他指出《乾坤体义》“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辞简而义赅者也” 。《简平仪说》“法简而用捷，可云数学之利器矣” 。当然，戴震对西学用的是分析批判眼光，他指出，阳玛诺的《天问略》，“舍其本术而盛称天主之功，具举所谓十三重不动之天，为诸圣之所居，天堂之所，……以歆动下愚，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原序，的免荧听，辟其邪说”。在西方传统逻辑思维之具体严密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戴震在析“理”时，就有了“打破后儒理学心中太极图”的新式锐利武器，戴震指出后儒那个冥心以求，充满神秘的“理”，实际上只是客观事物的规律，“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事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其分则有条不紊，谓之条理”。戴震的分“理”论，是明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传入和我国清代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有人认为，戴震哲学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其写作方式，和西方语言解释学也似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正是由于戴震对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特别是自然哲学以广博吸纳的心态、科学的态度对待，使之成为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营养，才能在当时杀出封建专制重围，他的“平恕”思想，他的论尊卑顺逆，实现了伦理学上的一大革命，其哲学思想发两千年所未发。成为中国启蒙思想的先驱，成为最接近科学的学者。

四

清咸丰间，出身茶商世家的歙县人王茂荫入京先后在礼部、兵部、户部、吏部、工部任职，作为言官的王茂荫以清廉忠直敢谏著名，在兼管钱法堂事务职内，王茂荫为朝廷财经政策出谋划策，殚精竭虑，在《王侍郎秦议》等大量历史文献中，王茂荫百折不挠地坚持自已关于朝廷实施币制改革的思想，虽被皇帝严厉申斥为专替商人打算，但他仍继续坚持己见。我国封建社会货币思想极为丰富，而王茂荫的货币思想则是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反映了币制改革的历史趋势和经济发展规律。正因为如此，当时正在潜心研究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写作《资本论》，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也在著作中对东方中国王茂荫主张币制改革的事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王茂荫关于纸币的奏拆遭申斥后，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第13班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从清廷邸钞中搜集到了清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交下属叶夫拉姆皮译成了俄文，并由巴拉第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该卷1857年出版，1858年德国人卡尔o阿伯尔博士和Fo阿o梅克伦堡又将《论著集刊》前三卷选译出版了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从德文版该书中了解到了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其《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马克思写道：“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任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顺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的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 。在这一论述之后中，马克思特别写了如下一段注释：“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拆，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尔o阿伯尔博士和Fo阿o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54页）。

这一历史史实，透露了这样一个历史信息，王茂荫为代表的中国货币思想，曾经成为革命导师在构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时的思想养料。中国的货币思想也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建设作过贡献。王茂荫成为在《资本论》中唯一被提到的中国人而受人瞩目。在世界史视野中的王茂荫货币思想至今仍成为学术界探研的课题。

五

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进入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徽州人胡适和陶行知不约而同跨洋越海，都曾师从大教育家美国的杜威，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对胡适和陶行知都有极大的影响。多年的欧风美雨，让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了一个深切的比较，从《文学改良刍议》发端，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名的胡适，为中国的“民主”和“科学”始终执着奋斗。虽然其“充分世界化”的主张，被批为“全盘西化”而蒙尘已久，但从世界史的视角来审视胡适的思路，我们对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极端论述，对他关于现代化的一些真知灼见，似都应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和宽容。胡适是徽州文化中学贯中西“和世界接轨”最出色的人物。陶行知在中西文化的熏陶下，由“陶知行”毅然改名“陶行知”，不仅是思想认识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是他把杜威教育思想和中国国情实际结合，致力中国平民教学做合一创造教育的发端。陶行知教育思想，既有中华优良传统的承继，更有对人类教育思想精华包括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吸纳。这两位徽州人物的时代意义，也只有立足世界史视域，才能充分揭示和展现。 以上简要论述了几位徽州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从世界史的视域探析和理解徽州文化，可以进一步认知徽州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值得深入开掘和探究。徽州文化的研究不仅不可只囿于地域一隅，需要特别关注“大徽州”和相关地域，而且必须放眼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时空，扩开视野，才能有新进境、新拓展、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