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古牌坊同安最多

数十座牌坊节孝坊最多

同安，厦门北部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位居厦漳泉“闽南金三角”中心地带，北邻安溪、南安，南临集美，东连翔安，西接长泰。同安始建县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古城因形似银锭而得名“银城”。1997年5月撤县设区，2003年9月，厦门市区划调整，拆为同安区和翔安区。新同安仍为厦门市区域面积最大的行政区。

牌坊多是同安的一个特色，见证了同安历史的悠久。在同安的不少街衢古道、高楼墙角、城郊路口，都可以看到一座座历史遗留下来的石牌坊。据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地方史专家颜立水介绍，根据有关记载，在古同安(包括现在的金门、厦门、龙海角美等)地区，明清时期建造的牌坊就有80多座，现在保留比较完整的也还有十几座。

各色牌坊同安均俱全

颜立水对牌坊有着深入的研究。在实地考察了许多石牌坊后，颜立水总结出了石牌坊的“典型面貌”：大多为重檐仿木结构，面阔三间，横跨道路，明间一般宽2.5米，高4米多，柱宽上加雀替，石柱下端前后用石捍石加固，整座牌坊显得稳重坚牢。颜立水还依据牌坊内容的不同对牌坊进行了分类：

科举坊。这类牌坊明代最多。颜立水说，在明朝277年的时间中，同安出过106名进士(其中武进士14人)，也曾出过3名会元，而出过的举人则更多。这些进士、举人以及会元一举成名后，不仅进了宗祠，不少人还由国家立坊嘉奖。

德政坊。这类石坊通常叫官坊，是表彰地方官员政绩的牌坊，如宋朱熹的宣化坊，明陈健的岳伯坊，清靖海侯施琅的“绩光铜柱”坊等。

节孝坊。这类牌坊为数最多，分为贞寿坊、贞节坊、节孝坊。颜立水介绍，《同安县志》记载的明清贞孝节烈的妇女就达1521人，她们都是些“夫殁贞守”、“夫死殉节”、未婚守志”一类的妇女。如有个妇女叫郭秀娘，她的未婚夫杨怜到台湾多年未归，婆婆允许她改配，但她矢志不从，自缢而死，这样的事上方也给诏赐建坊。

墓道坊。这类的石坊，有的在墓前，有的则在距墓地较远的交通路口。

此外，还有忠义坊，乐善好施坊，急公尚义坊等，都是表彰一些行善修事的地方耆老。

根据厦门志记载，厦门岛内共有明清时期的牌坊16个，主要集中在西南部，其中以节孝坊居多，共有6个。不过，由于自然腐蚀和人为破坏的原因，厦门岛内目前仅存“钦赐祭葬许廷桂坊”的石坊，位于万石植物园(紫云岩)内。

立坊是严格的官方行为

专家介绍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时期，立牌坊是一件极为隆重、极不容易的事，是由各级官府乃至最高统治者来控制的一种官方行为。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被贡举进入国子监读书即使由府、州、县学贡献给皇帝的生员和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才，方可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后，由官方出资建科举坊。

但是，各地官府是按朝廷的规定办事，因此，建造牌坊的审批权实际上掌握在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至于欲以道德气节高尚、军功政绩卓著立贞节牌坊、仁义慈善牌坊、功德牌坊者，要求就更严格，须经当地官府查核事实后逐级呈报，最后由皇帝审查恩准，或由皇帝直接封赠，方能建造。

另外，即使允许建造，建造什么规格的牌坊，也有严格的等级限制。能获得皇帝降旨建造牌坊，对一个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地方来说，都是一种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殊荣。由此可见，牌坊也是封建统治者加强统治的有力工具。

史话“坊”事

南方牌坊多石制

牌坊，一种中国特有的门洞式建筑，《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形状像牌楼的建筑物，旧时多用来表彰忠孝节义的人物”。千百年来，牌坊繁衍发展，不仅遍及华夏城乡，而且还远涉重洋，屹立于异国他乡的许多地方，被视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典型标识。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据有关专家介绍，就结构而言，牌坊的原始雏形名为“衡门”，是一种由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构成的最简单最原始的门。关于“衡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最早记载是《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据此推断，“衡门”最迟在春秋中叶就已经出现。

这种“衡门”后来被运用到城市中各个居民区之间的“坊门”上。从春秋战国至唐代，我国城市居民区都采用里坊制，“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据实替换)设有门，称为坊门。起先，这种坊门就像“衡门”那样，由两根立柱架一根横木构成的，只是柱侧安装了可开合的门扇。

随着城市建设的繁荣，人们对坊门的建造开始讲究起来，改由两根高过门顶的高大华表柱中间连一至两根横梁及门扇组组合而成。后来，一些坊门由只剩下了华表柱和作为额枋的横梁，因其华表柱远远高出额枋，呈冲天状，后来便逐渐发展成冲天牌坊，成为牌坊最主要的形制。宋代中叶以后，封闭式的里坊制逐渐被开放式的街巷制所取代，原先坊与坊之间的隔墙纷纷被拆除，而坊门因具有地名标志的作用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无墙体相连的跨街独立、自成一体的建筑。

随着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意识的普及和深入，明清时期，牌坊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出现了大量多柱、多间、多楼牌坊。不过，这时的牌坊已经成了统治阶级麻痹人民思想、维护统治的一种形式。

牌坊不仅建筑结构自成一格，别具风采，而且集雕刻、绘画、匾联文辞和书法等多种艺术于一身，熔古人的社会生活理念、封建礼教、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古代的民风民俗于一炉，具有瑰丽的艺术魅力、很高的审美价值和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每一座石牌坊都是一件石雕工艺品。中国传统的石雕技法圆雕、透雕、高浮雕、浅浮雕、平浮雕、阴线刻等，在石牌坊的雕刻中都广为应用。

由于各地区民俗风情、经济发达程度、气候情况、建筑材料等条件不同，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大小的不同，牌坊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很不均衡，多有差异。据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馆长介绍，牌坊一般分为石制和木制两种，南方主要以石制为主。在闽南地区的牌坊，多是四柱三开间的门楼式牌坊，多是竖立在要道(如驿道)上。

四大牌坊“样板”记忆同安风流事

小妾立贞节坊明代第一人金门人科举坊建在同安赞施琅善治台湾留德政坊沧江墓道坊连接两岸心

科举坊、德政坊、节孝坊、墓道坊等类型的牌坊如今在同安仍能找到“样版”，前同安县文化局局长颜立水介绍说，在仍然保存的牌坊中，最早的是嘉靖年间修建的，而最晚的则是在咸丰年间修建。

金门人科举坊建在同安

“凤山钟秀”坊是一座科举坊，横跨在同安通泉州的岳口古道上。这座修建于嘉靖三年(1524年)的牌坊仅为重檐仿木结构，面阔三间。专家说，越早期的牌坊越是朴素。

这座牌坊是为成化举人洪敏而立。洪敏是金门凤山人，成化十九年(1483年)举人，任南京国子监助教。金门人为什么将牌坊建在同安？颜立水说，这是因为修建在人们来往必经之处和热闹繁华之处，更能受到人们的关注，能由此更好地显耀和标榜牌坊的“主人”，而当时金门属于同安县管辖，同安是繁华的县城所在地。

如今，“凤山钟秀”坊保存仍然较为完整。

老支书救了施琅德政坊

位于同安区洪塘乡顶溪头村的绩光铜柱石坊是为靖海侯施琅建立的德政坊。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同安知县刘兴元等为靖海侯施琅建立了这一德政坊。这一牌坊为重檐仿木牌楼式石构，通高9米多，上檐有镂空“恩荣”匾，“双龙抢珠”、“太公垂钓”等浮雕精细生动。石坊正面镌“绩光铜柱”，背面镌“恩永岘碑”。

颜立水介绍，“绩光铜柱”是用东汉马援于建武中拜伏波将军，统兵平定交趾(今越南)，立铜柱以纪功的典故，而“恩永岘碑”用西晋羊祜镇守襄阳时，善施仁政，绥怀远近，后人为其立去思碑(又名岘山堕泪碑)的典故。二则用典，寓意表彰施琅统一祖国、善治台湾的政绩。

有一种说法是，施琅的这一德政坊差点在文革期间的除“四旧”中被“除”去：接到拆除通知后，当地的一位老支书以没有工具无法推掉如此“隆重”的牌坊等理由，一直拖着不执行通知，施琅的这一德政坊由此才能幸免于难。

小妾立贞节坊第一人

在同安南门外通泉州的铺前街上，有一座为嘉靖十年举人蔡宗德小妾杨氏而立的贞节坊。杨氏是小妾立贞节牌坊的第一人。

这座牌坊横坊上刻着“明乡进士梧州府通判诰赠贵州布政司左参政蔡宗德妾杨氏”。蔡宗德是金门人，为人宽大仁厚，不炫声誉，任广州通判时，曾救下漳泉一带通番船的船员一百多人，后调任广西梧州府通判。

蔡宗德去世时，他的小妾杨氏刚23岁。蔡宗德去世后，杨氏曾几次欲自杀，但均被蔡宗德妻子洪氏所救。杨氏自己没有子女，于是就与洪氏一起持家，终年61岁。

按照明代定例，小妾守节是不立坊予以旌表的，但官至光禄寺少卿的洪氏的孙子蔡献臣向朝廷建议说：“妻之事夫，犹臣之事君。臣之尽忠，既无分于大小，妻之立节，又何间于嫡庶？”

蔡献臣关于立节不应分妻妾的这一建议获得了朝廷的采纳，于是，朝廷更改定例为其庶祖母立坊旌表。

沧江墓道坊连接两岸心

据专家介绍，在同安，现金仍保存的墓道坊有5座，而立于五显后烧西村鹤山下的陈沧江墓道坊很具代表性，作为“陈沧江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两岸连心的重要纽带。

陈沧江墓道坊面阔三间，通高8米，4根石柱分别以夹板石加固，整座建筑古朴大方，稳重牢固。墓道坊边上还矗立着两根石笔。

专家介绍说，牌坊以“岳伯”为名，是因为陈沧江曾经任担任过边疆地方官，故有“岳伯”之称。“岳伯”横匾的背后刻有“秋官”二字。颜立水说，因为唐武后以刑部为秋官，故后世多习称刑部官员为秋官。陈沧江曾任刑部主事，因而牌坊上有“秋官”二字。

厦门市同安文史专家、区政协委员陈金城认为，陈沧江是同安重要的历史人物，地位仅次于宰相苏颂，对同安颇有“德政”，值得纪念；陈沧江后人目前广布海内外，事实上已是两岸连心的一条重要纽带。有资料记载，作为目前厦门最大姓氏的陈氏(全市现有21万人姓陈)，自古至今其族人广布同安、金门、澎湖、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及东南亚一带，金门陈氏和同安陈氏更是一脉相承；陈氏“一门七进士”的传奇故事，以及存留下来的大量极具文史价值的文物古迹，对丰富当今同安大力推介的“文化旅游”内涵，更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专家"坊"谈

■原厦门市博物馆馆长龚洁

集中牌坊建“儒学公园”

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来说，这些牌坊是他们用以宣传封建道德，从而巩固政权和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如今虽已时过境迁，这些牌坊原有的功能和作用已缺乏存在的基础和意义，但仍有保护的价值。它们代表着当时的一段历史，也记载了我国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保护它们其实就是尊重一段历史文化的表现，也是在保护这种历史文化现象的载体实物。

在这些牌坊中，节孝坊所占的比例较高。有人认为保护节孝坊尤其是贞节坊在当前社会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甚至认为保护它们就是要鼓吹那些已经过时的封建道德，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们并不去可以宣扬这些封建道德，但正如人们常说的“万恶淫为首”“万善孝为先”等道理一样，“孝”还是我们今天应该提倡并鼓励的。而对贞节牌坊的保护则是要告诉后人妇女在古代所受到的束缚和摧残，从而教育人们要解放妇女、尊重妇女。

因为牌坊的构件相对比较简单，为了避开与市政建设规划的一些矛盾，可以把现存的牌坊集中起来，建设成一个公园，并取名“孔学公园”“儒学公园”等，让它今后也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颜立水

“守孝”仍应大力提倡

各类牌坊均是封建社会礼教制度的一种反映，很大一部分封建礼教制度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应该予以批判，但是，子女“守孝”这一传统应该得到升华与重新认识，使之得以延续。

牌坊的存在给研究封建社会礼教制度提供了一个史物资料。另外，牌坊作为古建筑的一种，对闽南古建筑文化、石雕建筑文化艺术的研究工作来说，不失为一个良好的研究载体。

最后，为了牌坊的显耀和标榜功能更好地得到体现，牌坊主人更好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很多牌坊都是建在驿道上的，这对研究古代交通大有帮助，因为顺着牌坊，就可以找到古驿道了。

■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馆长何丙仲

它们是社会发展标识的遗存

一个地方遗留下来的牌坊类别，可以反映出这个地方的文脉或者说文化走向。比如说，同安在明朝末期官员就多，因此明朝时期的政绩坊比较多；而在清代，同安(包括厦门)是一个海防重镇，因此，许多牌坊都是跟水师官员有关。但在民间，又是跟全国其他一样保留着比较保守的社会氛围，因为贞节、贞寿牌坊也居多。

这些牌坊在当时的功能是“铭功纪念表彰”，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产物。因此，要在当时的背景情况下来看待这些牌坊的价值。以贞节牌坊为例，可能现在很多人认为保护它们在现实中没有多大意义。但是，我觉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些妇女做出的巨大牺牲，在一定程度上却是维护了当时社会的和谐。当时，这些妇女的“贞节”保证了“后院不起火”，从而让闽南一带的男人能够放心地到海外去拼搏发展。这些牌坊，不知隐含了多少妇女的眼泪，她们用她们的青春幸福乃至生命换来闽南的发展。她们做出的这种巨大贡献不应被我们这些后人所遗忘，而这些牌坊却正是她们付出青春生命的实物见证。

我们保护这些牌坊，不单因为它们是文物，而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地方社会发展标识的遗存。保护它们就是保护了一个地方文脉的延续，否则一个地方的文化就会给后人留下断层的感觉。

保护文物的最好方法是原地保护，移动就失去它的深层文化意义。这些牌坊已经在原地站立了两三百年，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移动它们，同时还应该派人巡查，一旦发生腐蚀，还要采取措施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