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的社会缩影

中国茶文化的基地是各种各样的茶馆，成都叫茶铺。坐茶铺、吃茶，是老成都人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以一早一晚最为常见吃早茶既提神醒脑又清洗肠胃，而谋生的一天筹划和安排尽在其中。吃夜茶是劳累一天后交朋会友、休息的时刻。至于“口子上吃茶”、“茶钱该我的”，则是人们见面打招呼的应酬话；应酬归应酬，可不一定当真。

老成都的茶铺多得难以胜数，全城内外五百多条街巷，平均每条街巷就有一两家。虽然茶铺多，但茶客却是各就各位，各得其所的。有的大茶铺平民百姓从不跨进去，而更多的小茶铺某些人则不屑一顾。‘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茶铺是旧时代社会的一幅缩影！

从清末到民国的几十年间，当属成都茶铺的“鼎盛时期”。被巴金誉为“成都的历史家”李利人，对清末成都的茶铺有十分出色的描绘。辛亥革命后，应运而生的是各条街道按“豆腐方块”纷纷成立了“公口”，它是源远流长的袍哥组织由秘密转向公开，各与一个地盘开展活动的机构。“公口”办理一切事务都在茶铺进行。从军阀时期的“防区制”到解放前夕，成都许多大、中茶铺几乎全是各家袍哥组织的“据点”，而茶铺老板毫无例外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不是“舵把子”也是“大管事”。由于茶铺是三教九流往来，诸色人等聚散之地，因而矛盾众多，纠纷不断，扯筋闹架甚至大打出手的事件层出不穷，如茶铺老板缺乏硬肘的“后台”或者自己没有“点点”（袍哥身份），那是休想安安生生过日子的。当年的大、中茶铺除了门相的横匾之外，还有内堂柱头上挂着“××公”、“x x让”的吊牌，事实证明：这类吊牌很起作用。一方面可以“避邪”，使那些提劲打靶的人心存畏惧，不敢撒野；另一方面便于外地来的抱哥接头、联络。

一个大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

从二十年代末到抗战时期，随着春熙路一带市中心商业区的日趋繁荣，各种各样的茶铺争相出现，首屈一指的当数北段的“三益公”那家大茶铺了。那里回岸好，堂面宽，只要不是吹风下雨天，从早到晚，沸沸扬扬，座无虚席。与之“平分秋色”的是总府街的“正娱花园”。这两家茶铺均以露天开设为主。稍微不同的是，“正娱花园”栽有树木。花草以示点缀，四周环境比较清爽，而来来往往的茶客多属公务人员之类，不像“三益公”的杂七杂八。

商业场角落的“二泉茶楼”地点偏僻，雅静是它的特点，为文化界人士经常驻留之地。成都地处平原，人们难得登高了望，即使仅有二层那么高也很吸引人，春熙路南段口的。益智茶楼”，春熙路北段中的“漱泉茶楼”因而为人瞩目。这两家茶楼都不摆设竹椅子，一张张四仙桌周围全是油漆过的矮矮木椅，尽管坐着并不舒服，然而临街，人们乐意居高临下观看街上形形色色的景致，茶客踊跃。

抗战期间，城守东大街的华华茶厅相当红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那里曾是买卖洋纱峪称“纱虫子”）的市场，每天从早上到中午，前面两个厅“纱虫”群集，非常活跃，大发国难财。抗战胜利后，洋纱生意逐渐萧条，宽阔的三个厅坐满了吃闲茶的，是否尚有其他的“交易”，不便妄加揣测。1946年，成都开始办起了自来水厂，这家茶厅首先启用，茶客趋之若骛，生意格外兴隆。不仅如江匕，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从天亮到上午十点钟，免费供应每位茶客一碗香茗，以广为招揽，一时传为“盛举”。

四十年代后期，成都一度涌现出凡家咖啡茶座，如总府街的“紫罗兰”，商业场的“白玫瑰”等等。这类茶座堂面不宽，较为整洁。圆桌上铺有白色台布，中间摆有花瓶，小巧的靠背木椅如拱月的众星；加盖茶盅代替了古老的三件套茶碗；茶叶品种多，兼营十奶咖啡以及西式糕点糖果。茶座里不时响起留声机播放的电铁流行歌曲，软绵绵的“郎呀，妹呀”不绝于耳。茶客以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总府街还有一家“新仙林”茶楼，楼下卖闲茶，楼上卖书茶。书茶安排的是京剧清唱节目，轮流演唱者均为花枝招刚〕青年女性，红纸白字写着各人的芳名和节目，任随点唱，另外’柞s。据说，那批演唱者都是“下江”妓女，茶客之意不在茶者，人古人在。不久，因“有伤风化”被有关当局明令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