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崛起，遍及全球天下无徽不成镇(七)

在宁波三门湾王直塑像旁的洞窟岩壁上，题刻着王直对他部属的庭训：“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表明这位徽商领袖的政治见解与抱负。天下无道，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只有乘战舰下海举义；冠带为官，效忠于昏君，才是人生的不幸！这句话深刻说明了所谓“倭寇”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根源。

从世界中世纪海商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亦商亦盗的武装贸易形式，也是中世纪以至近代西方殖民者海商集团所采取的普遍形式。而类似王直这样拥有强大海军舰队的武装海商若能得到明王朝政府的支持，必将为中华民族开拓海疆、获取更多资源和生存空间做出巨大贡献。可惜中国顽固保守的传统思维缺乏对世界格局的观察和海洋概念、沾沾自喜于天朝大国的专制统治，以安徽人王直为代表的东南海商勇于犯禁冒险开拓海疆的人文性格，是值得肯定的。

此时负责负责沿海抗倭的是安徽绩溪人胡宗宪，他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一位兵部尚书，也是一位驰聘抗倭名臣。胡宗宪本是地道的文官，战场的运筹却又让他成为战功赫赫的武将。他和汪直算是安徽同乡。他也许因为是安徽人，对当时的徽商和苏、湖商团比较了解（明清社会史研究学者唐力行先生在其专著中对徽商活动进行了详细研究，曾经提到了这一点，其中还包括汪直等人的行为，他亦视汪直为海商，并详细论述了徽商和江苏、杭州一带商人的关系和异同），所以对海上贸易是持支持态度的，也支持开放海禁和互市。

胡宗宪上任后，是支持俞、戚等人打击倭寇的行动的。但在当时的朝廷中，也一直存在着开放海禁进行互市和反对开禁两种意见，并且僵持不下，胡宗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建议朝廷开放海禁进行互市，同时着手招抚汪直的行动。

明政府督办东南剿寇事务的胡宗宪深知腐败的明军不是王直集团强大海军的对手，遂遣两个说客到日本，游说他归降，并许诺将上书皇帝允其所谏，开放海疆，自由贸易。王直动心了，说：我愿意回去。王直天真地以为皇帝终于采纳了他开放海禁的建议，从此中国可以自由地与海外贸易通商了。

1557年，王直说服日本各岛大商人，带着庞大的船队，归顺而来。胡宗宪希望利用王直在中日两国武装海商中的威信，取得平倭的全功，进而开放海禁，恢复海上自由贸易。胡宗宪一方面设宴款待同乡、倭寇首领王直，一边派人飞马入京，上书请求赦免王直。可惜的是，胡宗宪的上书被朝廷中那些坐而论道的愤愤君子们弹劾为引狼入室，收受贿赂。胡宗宪恐慌之中无奈将王直交给了巡案御使王本固，终于将王直送上死路。

王直下狱，中日海商感到被侮辱与愚弄，疯狂报复。做人质的明军指挥夏正无辜惨遭肢解。其义子王敖带领队伍据险死守，死不投降。明军在皇帝限期攻克的逼迫下，拼命围攻，双方死伤无数，血染海疆。最后，海商们突围而逃，在福建沿海成为流寇。舍人保己的胡宗宪最终没有能保住自己，被诬通盗，屈死狱中。

而王直这样的“海洋大盗”之所以下狱两年而不死，正是源于诱捕他的同乡胡宗宪和一部分朝臣立主海外贸易合法化，赦免王直之罪。但由于明世宗和部分朝臣力主治王直死罪，1559年冬，王直在杭州官港口法场被处极刑。王直临刑前叫道：“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王直死后，倭寇之患并未随之平息，徽商在海上还相当繁盛，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等。而由于失去了王直这位治军严明的首领，加之王直部属的复仇心理日盛，江南沿海狼烟四起，无辜平民惨遭屠戮者反而愈见增多。

徽商凭借着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闯荡商海，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