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人和商人网络

从明代中期到乾隆年间的徽商

①徽商活动的背景及活动概况:

首先,就徽商在明、清昌盛时期的活动及其活动背景进行简要说明。

徽州府在安徽省的南部，境内有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绩溪县，而且还包括现属江西省的婺源县共六个县。这个区域是在湖南省东北走向的江湖山地的东端，福建西部北上方与浙江山地交界的黄山山麓。它拥有由钱塘江的水源在新安流域冲蚀而成的小规模的盆地，西面有天然的障壁，这样的地理环境，正足以使它成为战乱时的避难地。故从汉代到唐朝末年，从北方有很多难民逃到这里避难。但这里姓汪的大都是当地山越人中的土豪。

这样的徽州商人很多。他们从事商业的原因及背景是：第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可耕种的土地较少。第二，附近木材及石料等供给受到山地的惠赐，故从很早开始，木材、纸、笔、砚、墨、瓷器等都成了重要的土特产品。第三、这些特殊产品的贩运，固然带来了富裕，但土地的减少（就人均而言）和苛税的增加，终使经商的人增多。又随着江南三角洲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安江等地的交通更加方便。这样，到了明、清的后半期，形成了70%的人口从事商业的盛况。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徽州商人与其他地域的商人尚没有多大差别。至于明末，则已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了。徽商之盛，与成化、弘治间食盐贩卖的国策有关，也已明中期以后江南三角洲手工业生产之扩大和商品流通之扩大为重要条件。当时，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二十个商人中就有十九各是徽商。不过，明末徽商之盛，与其说是质量上的提高，到不如说是数量上的增多。

其次，再说说徽商经营的若干门类。

他们的经营，在盐商之外，还有很多分支，如棉布、绢、粮食、茶、木材等。营业的科目分得很细，各按专业进行；又运输与购买分离：由此形成了各行各业的从事者。他们善于以大资本处理大范围的业务，善于创办一个企业而兼任多种经营的内容。坐而为贾的（即开店铺的）渐渐少了起来，货物买进往往要通过当地衙门。到了清代，承包布业的包头常也是商客，而某些商客也兼为包头。这也是很自然的。

他们的商业经营往往在种种不测的因素中远行，风险与利益均等。而当平等地改变生产与流通系统而能获得利益时，也就取消冒险的可能，乐于采取其他形式的经营方法。他们的产业资本的输出，一般都选择风险小而获利大途径。

②徽州商人同徽人的网络

在此，我想就资金的借贷、雇佣关系、家谱编纂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来说明。

A、资金接待

资金问题，藤井弘市是作为徽商的资本来看待的。它由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婚姻资本、援助资本、官僚资本和劳动资本几方面组成。有的家族，如汪士姓氏，为了业务经营，还将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官僚资本的形式更加细分，包括妻子从娘家带来的钱，目的都是将它变成流通借贷资本。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借贷呢？必须是聚居在一起的，同一居住区域的，或有亲戚关系的。借贷还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有保证人，而借贷者有力量赎出保证人的保证物；第二，如果没有保证人，则借贷者必须具有足资依峙的信用。一般地说，唯有同族的人才能发生这种借贷关系。

B、雇佣关系

一般是为商业而作雇佣者。他们或作为经营的副手，或作为支店的店长，为雇主收集一些情况，建立与官员的关系，也可以参加资金的借贷关系；或作为土地经营的副手；更多的是作为劳动者。他们多数是从故土带出来的同族、同乡。对于雇佣者的选择，他们并不以单一的同族、同乡作为基准，还要能记帐，有一定技术能力，而值得信赖则是最主要的基本标准。很多资料表明，真正值得信赖的终究还是同族人、同乡人。在徽州，佃仆问题是徽州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些佃仆，是天赐的店主仆人，他们采用店主的姓。

C、家谱编纂

宋代以后，家谱编纂、宗祠祭奉很盛行，以之强化宗族与家族的结合。许多家谱所在世系都追溯到始祖和始迁祖，私家小谱至少也详列自身五代以前的先祖。这由于宋以来，特别是明代，家族意识渐渐淡化的缘故。徽商对家谱的编纂起到支撑作用。一面资助本土写宗谱，一面在外自写宗谱。例如，我所见到的清代汪氏家谱，很多是从浙江、江苏等明清时期的经商地传移到徽州本土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移居地的祖业都在家谱中详加记载。而且，移居后的成员也形成网络。徽商编纂家谱还有个重要原因，是籍以收集情报、保护人才，扩大商业网络，以确保经营目标的实现。就收集情报的目的而言，同一祖先的意识会起到很大作用，特别是对提高互相信赖的程度起到重要作用。还有祠堂的兴建，便于祭祖，便于同族人聚在一起，提供交往的机会。修建祠堂又有这种意识：对于成为官僚的家族予以积极支持，或支持一个家族成为官僚。实际上，商人和官僚在一个家族中并存。从而宗祠也成了官商一体的情报中心。在实际效应上，官僚的产生减轻了商税的负担，为商人营尚在政策上提供方便。另方面，商人也支持着官吏的活动。家谱成了商人居营地域的一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