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探源

1、何为徽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世纪之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诈、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对此我们一方面需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2、徽商历史：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展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3、徽商富庶的历史见证

承志堂，座落于黟县宏村，是清末徽商汪定贵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前后营造的宅邸，占地面积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全屋砖木结构，有木柱136根，大小天井9个，7处楼屋，大小60间，门60个。据传，当时建造承志堂花去白银60万两，木雕上镀黄金100两，全屋仅木雕就由20个工匠雕刻4年才完成。由此可见徽商的富庶和对住宅的重视。

徽商经营范围极广，“其货无所不居”，其中“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这四大行业中，从事盐业的经营资本最厚，“非巨商贾不能任”，获利也最多，所以徽商之富莫过于盐商。明清时期两淮盐运的中心在扬州，这里舟车辐辏，万商云集，富商大贾众多。扬州瘦西湖畔有一座砖砌三层白塔，整体造型优美，雄伟古朴，酷似北京北海公园的喇嘛塔。相传此塔为徽州盐商江春所建。江春，歙县江村人，经商有道，才略雄俊，很受乾隆皇帝赏识，相继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承宣布政使、诰授光禄大夫。乾隆皇帝在一次游览扬州的晚宴上，信中问道：瘦西湖有无白塔？豪吏巨商无言以对。唯江春随口奉应说有，乾隆当即降旨，明日以瘦西湖观塔。其实湖畔无塔，这欺君之罪如何了得。江春事后心急如焚。忽然他灵机一动，连夜源人搬运食盐，用盐堆起了一座假塔。翌日，蒙蒙大雾弥锁湖光山色，艘艘画舫荡开碧波轻烟，乾隆在画舫上透过朦胧的雾气，隐约间看见了巍峨矗立的白塔，龙颜大悦。乾隆离开扬州后，江春怕事情几露，就在盐塔的基地上赶建这座白塔。它历经200多年的风撼雨击，仍挺立迄今。由此可见，徽商盐商财力的丰伟。明代万历年间，有人估计扬州的盐商资本约为三千万两。清代有人估计为七八千万两，这与乾隆的国库存银七八千万余两之数大致相等。在明代，“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的中贾比比皆是。到了清代，有些巨贾“富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他们财力之丰，就连乾隆皇帝也曾因之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

徽商在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除了追加部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外，大多在故乡建家祠筑宅邸、修族谱、置族田以及助修书院等等。在当地则经商设店，建屋置地，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发展。胡适之先生曾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地方只是一个村落。徽州人来了，就开始成立店铺，逐步扩大，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这番话就直白地道出了徽商在促进村落“都市化”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安徽霍邱县有一个有名的重镇（原名叶家集），就是一个叶姓的徽商到那里营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集镇。“无徽不成镇”由此可见一斑。

承志堂的木雕精美绝伦，堪称一绝。正对中门的前厅横梁上雕有“唐肃宗宴客图”，中门上方面临厅堂处雕有“百子闹元霄”图，场面壮观，层次分明，线条清晰，人物神态惟妙惟肖。分布各处的“渔樵耕读”、“金钩垂鱼”及“董卓进京”、“长坂坡”、“三英战吕布”等戏剧图案，构图丰富，雕刻精巧，使人们在赏心悦目之中，增加了知识和情趣，获得精神上的享受。

4、徽商形成的历史背景

古代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这里没有成片的耕地，即使有，“也非善耕作之地也”，粮食产量普遍较底，因此，这里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人们的生存条件非常差。又因地处在崇山峻岭之中，每当战乱，难民纷纷逃来此地，以避战祸，人口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矛盾，生存条件更加恶劣。地少人多的矛盾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粮食严重不足，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史料称：徽州一年所产的粮食，只能养活全境10%的人口，百姓为粮食所迫，外出谋生的人竟有十之八九。徽州虽“粮不足”，可物产丰富。万山丛中盛产竹木，所产杉木，质地坚硬，可为栋梁之才；竹子满山遍野皆是；茶可称一绝，尤其是祁门茶和松萝茶；陶土也是徽州的一大财富，瓷都景德镇的制陶原料白土，就产于徽州；手工业更具特色，文房四宝闻明全国。纸：“自首至尾，匀薄如一”；毛笔倍受人们喜爱；墨：“坚如玉，纹如犀”；砚：因石取势，雕琢成颇具艺术价值的图案，至今盛名于世；漆器：被当时人称为“绝古未有”的珍品。

异常丰富的土特产品向徽州人展现了一条现实的出路，走出大山，以商代耕。不少人最初就是以贩运土特产品起步的。

大山挡住了徽州人经商的道路，但这里的水陆可称便捷：“上接闽广，下接苏杭”丰富的物产加上便捷的水陆，大大刺激了徽州人经商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