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川村俗看“族刑重于法”

在民国以前的封建社会，徽州是山高皇帝远，王法难达乡村，所以农村是依族规而治。那时，凡是旺族大村都建有宗祠，立有祠规，设有族长，管理相当严格，可谓民不畏法，而惧族规，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民国五年《余川越国汪氏族谱》刊的《祠规》共6条24款，其中《维风教》一款对偷盗者的处罚是“革出，毋许入祠”。而此前的（因乾隆8年版族谱失传，其中族规无存可考）族规比这严厉得多。据老辈人传说，当时《族规》规定，凡做贼者处以活埋，如逃匿，则抄设全部家产。约160年前，余川村有一不足10岁的男孩，名叫兴鹤，因偷了人家的南瓜，掰了人家的一个玉米，被人发现告到族长那里，被处以活埋，而且由其父在村西南向的三家坟亲自挖穴，穴挖好后，族长亲自验过。这时其父不忍将儿子活埋，向族长求饶保命，族长只说了一句“塘鱼不改腥，胡椒不改辣”，意则贼性难改。其父无奈，狠心将跪在穴旁的儿子一锄头打入穴中，小孩当即毙命。其父即填平穴后离去，外逃求生，不知去向。

在洪杨之乱（当地百姓称“长毛反”）后，约在140年前，世道刚安定，余川村正处劫难之后重建时期，仍延续以前的族规。有一青年男子汪光明躲反后回村，见房舍被烧，无处安身，又无粮食，生活异常困难，万般无奈之下，偷吃了别人家的南瓜，自知按族规要被处死，就悄悄地逃离家乡，外出乞讨，不知去向。其兄汪光煌自报族长，族长讲：偷东西如何发落，前有先例，毋须再讲。光明既已逃匿，应将全部家产没收归祠堂所有，不再追究。据今年86岁高龄的汪生棣老人说，这光明是他祖父的弟弟，他称叔公。出逃几十年后，在民国时期，光明的后人曾回过余村寻祖，而后又复外出，仍不知去向。

据今年83岁老人汪家鑫讲，70多年前，发生粮荒，青年村民汪中俊偷了祠堂粮食，被反绑吊在用树扎成的三脚架上，并压上石头，用浸了水的粗索抽打，疼痛难忍，嚎叫怵心，被放下时已半死不活，事后逃离余村，再未回来，从此革出祠堂。

仅偷盗一项，就有兴鹤被处死，光明逃匿，中俊被吊打，可见宗法之严。从发生时间看，被处死在160多年前（洪杨杨乱前），逃匿在140多年前（洪杨杨乱后），吊打在70多年前（民国时期），这说明了随着时代的推移，宗法在逐步削弱，由过去的活埋处死和脱离不究仅查抄家产，到吊打体罚，不处死。但都超出国法，看来相当残酷，但对当时整治村风，稳定社情，促进村人齐心，加快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从越临近现在，其宗法越轻，可见国家管理在加强，法制民主与时俱进；同时，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现在宗法已消亡，如国家对农村社会治安工作放松，就会乱而无治，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将倒退。

民国五年版（1916）《余川越国汪氏族谱》所载《祠规》虽作于近百年前，但毕竟已是民国时期，过去那种酷刑已无踪影，而对违规者“革祠”的规定却相当明确，宗族观念毫不含糊，特别对妇女的精神枷锁，今日读来令人生寒。但是只要我们用历史的观点，对过去的《祠规》进行剖析，去除糟粕，从中提炼精华，补充时代内容，借鉴昔文形式，制订既有群众基础，又具权威性的《村规》，用以规范村民行为，落实“十荣十耻”，毫无疑问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