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散议—“宋初三先生”泰山纪事

巍巍泰山南麓，挺挺凌汉峰下，松柏掩映、溪水环绕之处，座落着一个白墙青瓦的小院。这里原为唐代著名诗人周朴隐居读书的栖真观，宋初学者孙复在此地聚徒讲学后，改称“泰山书院” 。孙复与同时代著名学者胡瑗、石介作为程朱理学的先驱，在这个幽雅静肃的小院中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震动朝野的儒学复兴运动，给倍受五代十国战乱蹂躏的儒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为 儒学在宋代发展为理学并成为泰山文化的主脉奠定了基础，被黄宗羲誉为宋元时期第一个有价值的学术活动———“泰山学案”。

泰山书院以“能使鲁人皆好学”为宗旨，重开了我国古代学 者尊师重道的传统学风。史书记载孙复为晋州平阳（今山西省平阳县）人，精通《春秋》经传，著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篇，但在科举中却屡试不第，是一个落泊而不得志的文人。而兖州奉符 （今山东省泰安市）人石介却早在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便中了进士。景佑元年（1034年），石介在南京任留守推官时，结识了“流落京畿”的孙复，并帮助他到泰山讲学。石介推崇孙复的学问 和道德，毅然拜孙复为师，“执弟子之礼甚恭”。在书院中，客人来访时“（石）介执杖履立侍复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扶之，其往谢也，亦然”，齐鲁学风为之大变。如今祠堂西院中的 侍立石便是缘自这段往事。据《倦游录》载：石介也“以诱掖后进，敦奖风教为己任”，“生徒咨问经义，日数十人，皆怡颜和气，一一为解，殊不倦色”。书院中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全无尊卑 高下之分，这在等级森严的社会是非常可贵的。泰山书院一时声名远扬，四方学子纷至沓来，成为宋初一个重要的学术中心和教育基地。

就在此时，江南著名学者泰州海陵人胡瑷访学至此， 引出了一段千古佳话。胡瑗满腹经纶，精通音律，且向以教学有方闻名江南。他来泰山讲学后，“攻苦食谈，终夜不寝，十年不归。得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读”。为了 避免分散精力，在家书抵万金的年代，连家信都不及仔细拆读，这是何等高贵的治学精神啊！书院东侧安定公当年投书的深涧遂被人们命名为“投书涧”，并有诗“野芸芸绿间黄，当年习静任羊 亡。清心不逐家缘扰，涧底犹腾翰墨浪”来赞美胡瑷的苦读精神。在书院中，他特别注重校规校纪的制定，“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夏必公服坐堂上，视诸生如其子弟”，学 子其影响甚大，以至于时人一看儒生的打扮举止，便知是其弟子。每次考试结束后，他还组织学生开展文娱活动，亲自指挥，咏唱古诗，深夜方止，深得学生爱戴。与胡瑗相似，孙复来泰山书院 后尽管“病卧山阿，衣弗衣，食弗食”，“上无斗升禄以养妻子，下无一夫之田、五亩之桑以供伏腊”，依然曰抱《春秋》、《周易》读诵，探伏羲、文王、周公之心”。石介也是“固穷苦学” ，为了专心读书育人，甘愿过着清苦的生活，唯恐“朝享膏梁，暮厌粗粝”，消磨了奋斗意志。朱熹惊叹：“自景佑、 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泰山孙明复（孙复）、石守道（石 介）三人”当不为过。为了激励后人专心求学、立志成才，清朝嘉庆二年（1797年）在重修祠堂时，后人在涧边又立了一块“胡安定公投书处”碑，并修了一座四角攒尖方亭，取读书可洗心之意而 名“洗心亭”，亭上有含义隽永的多幅对联，如“艮止坎流会心不远，言坊行表即目可寻”、“秋月清光凝碧涧，春风余韵满烟萝”、“真山水不须图画，大圣贤皆自奋兴”、“云过峰头留墨气 ，水来祠畔度书声”等，既充分赞扬了三先生的高贵品质和不朽的业绩，又巧妙地道出了书院布局的和谐与脱俗。

三先生在泰山书院潜心苦读，传道授业，终成闻名全国的大儒，其学说“道 脉遥接洙泗，实开濂洛关闽之先声”，上承孔子，下启朱熹，是当时最先进的学术思想，遂先后被任命为宋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直讲，并将泰山书院尊师重道、刻苦自励的学风带到了太学，使到 那里就读的学子由原先的二三十人增加到了数千人，以至“太学生不能容，取旁舍居”，儒学复兴已初具规模。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首篇》中称赞他们“宋世学术之盛，安定（胡瑗）、泰山 （孙复）为之先河”。时人为了表彰他们的贡献，尊称孙复为“泰山先生”，胡瑗为“安定先生”，石介为“徂徕先生”，合称“宋初三先生”。其中的胡瑗，更被宋神宗尊为“真先生”。胡瑗 身后，谥号“胡文昭公”。他的后裔在建炎元年高宗南渡时随皇室迁移，分布在安徽徽州、浙江义乌和江苏无锡的堰桥乡、扬名乡一带。胡文昭公的宗祠在无锡锡惠公园的映山湖畔，曾树有胡瑗 石像一尊、记载胡氏家族变迁的族内大事的碑石数块。现祠堂建筑尚在，每年三月初三有各地胡氏后人前来进香。但石像已不知去向，碑石已碎裂倒地，祠内牌位自然没有了。只有少数胡氏的热 心人尚知道这位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英明的胡瑗、安定先生、胡文昭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