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坐轩记

予为西昌校官，学圃中筑一轩，大如斗，仅容台椅各一，台仅可置经史数卷。宾至无可升降，弗肃以入，因名之曰“独坐”。予训课之暇，辄憩息其中，上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窥关闽濂洛数君子之心[1]，又次则咀嚼《左传》、荀卿、班固、司马迁、扬雄、刘向、韩柳欧苏曾王之文，更暇则取秦汉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贬，以定万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终日。轩前有池半亩，隙地数丈，池种芰荷，地杂植松桧竹柏。

予坐是轩，尘坌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临太行，右挟东海，而荫万间之广厦也。且坐惟酬酢千古[2]，遇圣人则为弟子之位，若亲闻训诲；遇贤人则为交游之位，若亲接膝而语；遇乱臣贼子则为士师之位，若亲降诛罚于前。坐无常位，接无常人，日觉纷挐纠错，坐安得独？虽然，予之所纷絮纠错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间，坐予者寥寥，不谓之独，亦莫予同。作《独坐轩记》。

注释：

[1]关闽濂洛：指宋代理学的主要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关中张载，闽中朱熹、濂溪周敦颐、洛阳程颢程颐。[2]酬酢：宾主相互敬酒。为古礼仪之一种。

桑悦（1447—1503），字民怿，江苏常熟人，官至柳州通判。著有《思元集》16卷和《桑子庸言》。

“山不在高，有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读罢明代文人桑悦写的《独坐好轩记》，我们大概都会很自然地联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写的《陋室铭》。桑、刘二人的生活年代虽然相隔七百年，作为传统文人而持有的生活方式是何等相似！

一切的物质享受都可以降低到最低点，简陋的斗室对刘禹锡来说是“何陋之有，狭小的书轩在桑悦看来也是可以“悠哉悠战”的好处所。相对来说，他们更重视环境的清雅与心理的平衡。所以刘禹锡得意于“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自然意趣，桑悦则喜欢在轩前的半亩池塘里种荷花，于屋外隙地上植绿树。因为都是读书人，自然嗜书如命，刘禹锡常他的陋室中“阅金经”，而桑悦则将他的书轩当成了圣贤接待站，忙得不亦乐乎。七百年的悠您岁月，没有洗刷尽中国普通文人所留存的共同爱好与旨趣，这大约只能从儒家“安贫乐道”的古训中去找寻一点答案了。

然而桑悦又毕竟不同于刘禹锡，刘氏在他的陋室里热情接待来宾，“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虽然因文化层次的不同而拒斥了低阶层百姓的介入，对于同一层次的当代人还是门口开放的。桑悦则坚持“独坐”的标准，只与书中的古圣贤为师生为好友，而不接受同代人的亲近。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因为独坐轩太小，条件限制之故，桑说自己不也说，轩“大如斗，仅容台椅各一，台仅可置经史数卷”。然而这其实只是作者拒绝与外界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何以见得？《独坐轩记》最后便泄露了天则：“予之所纷实纠错者，皆出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间，坐予者寥寥，不谓之独，亦莫予同。”这就是说，桑悦之所以喜欢在独坐轩里接待那些书中的古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些古人本也是孤独的寂寞者。而在现实世界中，他却难以找到这样能深深体味到孤独寂寞的知音，所以他便只能“独坐”了。

在刘、桑二人或群处、或独坐的生活方式间分出轩轾来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们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我们感兴趣的是，桑说这种独处的意识其实是反映了明代中叶以来知识分子个性意识的觉醒。任何时代任何企图超越该时代正统意识思考的人都会萌发出一种孤独感。但不同时代的人对于这种孤独感的处置却大相径庭。明代中叶以前的知识分子遇到这种情况时，更多是采用自我压抑或怨天尤人的方式，其基点是落在“我”的意识可以并且应该与流行意识同一的考虑上。而明代中叫以后的知识分子则大多认为“我”的意识是第一位的 没有必要非与正统的一致。因此，他们对于这种孤独感便更多地是采取肯定的态度，乃至像桑悦这样，对此还沾沾自喜。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明代社会政治的黑暗与腐败，我们是不能不对桑悦的思想行为表示赞许的。

自然，桑悦之所以写这篇《独坐轩记》，还有其直接的动因。成化年间，他两次参加会试，均因“答策语不雅驯” 而被斥，第三次得了个副榜，上报年龄时又被昏庸的官僚看花了眼，误将26岁认作66岁，发往泰和（也就是文中所说的西昌）去做一个小小的学官——训导。以桑氏之高才，竟被埋没如此，真不免令人扼腕长叹。而桑悦到泰和任上后写这篇《独坐轩记》，也就不是无的放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