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崛起，遍及全球天下无徽不成镇(二)

在明末扬州的商界，客籍商人几占九五成，其中徽人居大多数，故此民国时人陈去病在《五石脂》里断论云：“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在苏州的米布茶木及丝绸与颜料等行业中，徽商也都举足轻重，特别是有色布，徽商所产青蓝布运销全国。徽商在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在当地经商设店，建屋置地，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发展。安徽霍邱县有一个有名的重镇（原名叶家集），就是一个叶姓的徽商到那里营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集镇。徽商的存在与否关乎某个地方或市镇的兴衰荣萎。江苏灌南县地濒盐河，徽商程鹏等出重金买下该地，“立街立市，取名新安镇”，沿用至今，还有江苏的外岗镇“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棉布），遂名钱鸣塘市”，足见徽商势力的影响之甚。

长江干流地带的大小城镇多有徽商立足称雄者，如芜湖的米木盐茶典布各行业商务几乎被徽商全部操纵着，清代已成“天下四聚”之势且号称“九省通衢”的湖北汉口其盐、典、米、木、布、药材六大行业皆由徽商所控制，汉口江边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以及当地还建有豪华气派的新安会馆，又如湖北的黄梅与黄陂二县分别是“开张百货，通盐利，又皆三吴徽歙之人”，“城内半徽民”。由此可以窥见徽商的财势之雄大。

地近运河与淮河交汇处的苏北淮安“布帛盐鹾诸利薮，则晋徽侨寓者负之而趋矣”。徽商在地处运河咽喉的山东临清最为活跃，光是典当质铺就开有百余家。徽商们到京城也开起更多的当铺、银楼、布店、茶行、茶店，仅小茶店就达数千家。明朝末年徽商汪应选行贾远走，“足迹遍蓟门、辽左。”另有徽商程次公率其子弟“转毂于河西”，周广“遨游大同、甘肃，输边为巨商”。

武汉三镇的汉口由一块无人栖居的芦洲到明末崛起成一座初具规模的市镇进而到清康乾时发展成“吴楚贸易”重镇，就有赖于徽商之力。明清鼎盛时期的徽商在汉口业贾者特多，影响也颇大，至少在康熙年间就有徽商在那里建起“新安会馆”，专祀徽国文公，栋宇宏敞。渐而渐之，此地又形成了“新安巷”，甚至还有歙商许登瀛开辟了新安码头以便坐贾行商之出入，兼建起一座“奎星楼”，成为汉口的一处巨观。徽商之于不少市镇而言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如位于嘉定县城南二十四里的南翔镇在明万历年间曾经有过他处难望其项背的兴旺景象，正是因为“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可是后来徽商由于“比为无赖蚕食，稍稍徙避，而镇遂衰落。”再者，清初江苏盛泽镇 “商贾辐辏，虽弹丸地，而繁华过他郡邑。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都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到清中期“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敝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亦为之减色矣。”再降至清咸丰时遭逢兵燹之灾，“商旅裹足，机户失业，麋集于市，”更是一派萧条。由此可见该镇纺织业一度发达或沉寂均有赖“商客之盛衰”，这样“无徽不成镇（市）”的民谚又获得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脚注。

徽商在封建社会以族群的形势出现，源于徽州浓厚的宗族传统观念，徽州宗族在中华氏族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徽州宗族历史悠久。大禹时代前后，徽州氏族多属三苗族和古越族土著先民。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闽粤越人和部分中原华夏族人先后迁居徽州。到汉末时期，史称徽州居民为“山越”。晋永嘉之乱，北方人口纷纷南徙徽州，当地土著越民同北方华夏族友好共处、通婚融合，逐步统一融合为汉族，山越之称即告消亡。

从徽州族史考证看，徽州除本土氏族外，多为北方迁徙而来。特别是在晋、唐、宋时期，形成了三大迁徙高潮。当然，入“徽”为官不归和文人学士慕恋新安大好山水栖此不回，也是外姓留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徽州宗族对徽州历史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各行各业均产生了灿若繁星的代表人物，如“徽州八大姓”就是一个典型。徽州“程氏”于始祖程元潭（东晋初新安太守，居古海宁县黄墩，现为屯溪区篁墩））之后，产生了一系列大有成者，如宋学者程大昌，明文学家程敏政、制墨名家程君房、数学家程大位、武术家程冲斗，清学者程瑶田，辛亥革命志士程家柽等。徽州宗族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随着古徽州文史典籍的不断发现和徽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拓广，人们对徽州宗族文化必将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