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发展与清代状元的关系研究(一)

本文从研究徽商的兴起及其特征入手，探讨了徽商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作者指出，具有强劲经济实力的徽商，通过宗族组织的途径，推崇儒家文化和重视功名仕进，这是清代安徽多状元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原因。

一

康熙御制诗《示江南大小诸吏》有云：“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江左，即江东，指长江下游一带，包括安徽。清代状元的地域分布，证实了这个情况。

清代的会试，始于顺治三年丙戌科。止于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共举行112次。由于顺治九年壬辰科和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为满、汉分榜，每科有2名状元，故112科中，共取一甲一名进士114名。这些有幸游历魁台的宿学之士，分布在全国16个省区及系统中，密度极不平衡，地区间差异极大。其中，江苏人数最多，凡49名；浙江次之，凡20名；安徽居第三位，凡9名，他们是：黄轩（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金榜（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吴锡龄（乾隆四十年乙未科）、赵文楷（嘉庆元年丙辰科）、洪莹（嘉庆十四年己巳科）、龙汝言（嘉庆十九年甲戌科）、戴兰芬（道光二年壬午科）、李振钧（道光九年己丑科）、孙家鼐（咸丰九年己未科）。其实，与安徽有渊源关系的状元人数，远不只于此。清代有些状元，祖籍原在安徽（特别是徽州府），只因先世迁徒，流寓外地，寄籍外省。据笔者统计，这样的人共有15位。其中，已具有江苏籍者10人：吕宫（顺治四年丁亥科）、徐元文（顺治十六年己亥科）、戴有祺（康熙三十年辛未科）、汪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汪应铨（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毕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吴信中（嘉庆十三年戊辰科）、洪钧（同治七年戊辰科）、黄思永（光绪六年庚辰科）。已具浙江籍者3人：金德瑛（乾隆元年丙辰科）、汪如洋（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王以衔（乾隆六十年乙卯科）。已具江西籍者2人：戴衢亨（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汪鸣相（道光十三年癸巳科）。这样一来，安徽本籍和侨居外籍的清代状元，共达24人。他们的籍贯，或原籍、祖籍，多属徽州府，特别是歙县和休宁县。

如果把视野再拓宽一些，看看另外两个统计资料，便知安徽多状元绝非孤立和偶然的现象。其一，有清一代112科殿试中，合计产生三鼎甲（即状元、榜眼、探花）342名，这些人的省籍分布是：江苏117名，居第一；浙江75名，居第二；安徽21名，居第三。其二，民国初年，蔡冠洛氏编纂的一部很有影响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上自清初，下讫末季，“罗三百年之人物，揭橥其事功学术，以待后人之评骘”。这七百人中，包括政治、军事、学术、艺术等各方面的人物，遴选较为切当。这些人的地域分布，江苏居首位有144名，浙江次之有102名，安徽为第三有51名。这两项统计告诉我们，清代科举三鼎甲与各类名人，也是以江、浙、皖为最多。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极重视这种现象，他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中，按地域胪列了清代众多知名学者的师承与成就，认为第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便是：“何故一代学风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

二

安徽出现如此众多的蟾宫折挂之士，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历史的发展演变看，我国社会的经济重心逐步由黄河流域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密度也渐渐地南北易位，形成了南密北疏的局面。学风分布自然也发生了嬗替，长江下游两岸，浙江的钱塘江、富春江流域以及安徽徽州地区，成为了清代学风分布的密集区。不过，对于安徽来说，还有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原因，即在明清时期，徽商的势力相当强盛，徽商素有推崇儒家文化、重视功名仕进的传统，这为皖省读书士子的科场角逐，提供了有力的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