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发展与清代状元的关系研究(六)

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27]这番话，道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组织的典型情况。

徽商与宗族势力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徽商经营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徽商所雇佣的伙计，大多为族人；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与人力上的支持，使徽人经商之势历久不衰；徽商在竞争中的进一步发展，如建立商业龚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等等，更是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宗族势力促进了徽商的发展，徽商资本反过来也强化了宗族势力，支持了宗族组织的许多种事业与活动[28]。

在众多的江南家族中，普遍保持有一种重视文化的传统，有浓厚的尚文风气，它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这种传统与风气，得到了徽商的鼎力襄赞。

首先，广置族田。族田是家族的公共财产，包括义田、祭田、祠田、学田等，它除了为祭扫祠墓、迎神赛会、增修族谱提供费用，为赡济贫族、解决其衣食之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项，便是资助开办义塾，解决族人子弟的笔墨膏火之资，并为族中优异子弟提供科举应试的费用。如安徽婺源太白潘氏在明代合族建置义田百亩，“开太白精舍，供族内子弟入学”。清代，潭渡孝里黄氏宗族也从祠产中“开支修脯，敦请明师，开设蒙学，教育各堂无力读书子弟”[29]。皖省人文之盛，与族产所起的作用密切相关。

其次，兴办族学。明清时期，地方上的启蒙学校，有以村落为单位举办的社学，也有以家族为单位开设的族塾。族塾，又称塾学、义学、义塾，它是家族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江南地区的家族普遍重视兴办塾学，一般说来，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族，都有一个族塾。辟房一间，聘请塾师一个，带领数个至十数个儿童，教他们认字读书。入学者必须是本族的子弟，办学经费来自族产。如安徽濡须胡氏《家规》说：“今公议置义塾，请一明师，……有能进步，公给迎学，庶礼义可兴，不湮没人才，实祖宗阴灵所欣赏也。”很多宗族都规定，族内子弟不论智力如何，皆入塾就学、识字读书，即使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必须知书识礼，明白作人的道理。不用说，族塾对于文化的传播和儒家思想的灌输起了相当的作用。在我国华北地区，这种族塾则极少见。

第三，重视仕途。江南各地的家族，往往采取许多措施，着力培养族内人才去获取功名和跻身仕途。这一点，与徽商所拳拳者，完全一致。徽州《明泾胡氏龙井派宗谱》有一段很详细的记载：“凡攻举子业者，岁四仲月请齐集会馆会课。祠内供给赴会。无文者罚银二钱，当日不交卷者罚一钱。祠内托人批阅。其学成名立者，赏入泮贺银一两，补禀贺银一两，出贡贺银五两，登科贺银五十两，仍为建竖旌匾，甲第以上加倍。至若省试盘费颇繁，贫士或艰于资斧，每当宾兴之年，各名给元银二两，仍设酌为饯荣行。有科举者全给，录遗者先给一半，俟入棘闱，然后补足。会试者每人给盘费十两。为父兄者幸有可选子弟，毋令轻易废弃。盖四民之中，士居其首，读书立身胜于他务也。”[30]如此具体地对读书士子进行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用心可谓良苦。很明显，这是为了便于本族子弟在科场中竞奔，使其更有机会进入封建官僚阶层。而他们一旦仕途得志，又会反转来为本族族众增添无尚荣耀和提供政治保障。有的学者在比较了华南和华北地区的情况以后说：“华北缺乏强宗大族，宗族成员中不能连绵地出现有功名者，其大多数地主都是普通地主。由于与政府没有任何联系，普通地主无法逃避地方官吏的‘敲诈’，在歉收时无法收齐地租。而在华南地区，士绅地主的经济力量是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能非常胜任愉快地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但可以防止官吏滥用职权，可以保证收齐地租，而且能够插手地方的统治。”[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