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悲喜剧(三)

三、辉煌背后的辛酸

“红顶商人”江春

徽商的辉煌，到乾隆年间达到高峰。江春可以算做其中的一个代表。

江春是歙县江村人。他出身于盐商家庭，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致力于科举考试，但在22岁时，因为乡试不利，遂放弃科举，协助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因为“练达明敏，熟悉盐法”，被推举为总商。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江春竭力承办迎接，很得乾隆皇帝的赏识。乾隆皇帝曾两次临幸江春的康山草堂园林，并赏赐给江春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的官衔，还赏戴孔雀翎；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的时候，他就叮嘱：“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一个商人，能够得到皇帝这样的宠幸，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乾隆皇帝为什么对江春如此器重？并非没有缘故。因为他要借江春敛财。在江春担任总商的40余年间，朝廷事情不断，修建工程、赈济灾害、军需开支，乃至皇太后的生日庆典，以及他本人的六次南巡，这些事情必须开支大量的银两，但国库银两有限，就要在盐商身上打主意，两淮盐务为了给朝廷筹措各种经费，都要找江春商议咨询。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九年间，江春和其他商人捐献给朝廷的银两达1120万两。

“抑商”政策

中国历来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农业是社会经济的根本。因此，“重农抑商”是封建政府的基本国策，政府出台各种法规法令限制经商，千方百计要把劳动力人口固定在土地上。商贾也因此成为社会的最低层。商贾尽管能够拥有较多的财富，但是他们获得的社会地位却与他们拥有的财富始终不成正比。一旦身为商人，甚至连穿衣服都要受到限制。朱元璋曾经颁布法令：“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绸纱。”

“贱商”观念

政府采取种种“抑商”政策，社会上也由此产生一种“贱商”的社会观念。商人在物质上极度丰富，但是精神上却倍感压抑。日常生活中，商人被称作“贾竖子”，被视为逐利小人，甚至连商人自己也把商业视为“贱业”。徽商发家后多弃贾从儒，这种“贱商”的观念的影响应该占有很大比重。

官吏的欺压

国家政策明确规定商贾是四民之末，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因此，对商人的大肆盘剥、横征暴敛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商人因为拥有大量的财富，被各种势力视为敲诈对象。明清两代关税沉重，商人长途往来贩运往往受到关卡的重重刁难。税吏“倚势作奸、垄断取利，鱼肉商民。”据小说《石点头》描述：一个汪姓徽商从苏杭一带买了数千金的绫罗绸缎到四川去贩卖，只是因为没有顺从关卡税吏的勒索交十两白银，最后不仅被税吏打了五十大板，而且所有绸缎都被税吏恶意的从中一剪两半，货物全部被破坏，损失殆尽。

因为地位低微，很多徽商不惜巨资，买官买爵，从而改换身份，不再遭受欺辱。他们要顺从朝廷，甚至巴结朝廷。江春上交天子，实际上也是寻求保护伞。

徽商在明清两代可谓风光一时，但在他们上交天子、享受奢华的背后，依然隐藏着“四民之末”的自卑、遭受欺压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