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开文”话旧（民国名牌）

我国文房四宝中的胡开文墨，可以说路人皆知。早在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安徽休宁城即已出现它的墨店，其创始人为安徽绩溪胡天注，他原先在休宁汪启茂墨庄作帮工，后与老板之女结婚，因墨庄经营惨淡，则由他接收，旧店新开，究竟立何牌号为好呢？胡天注一时拿不定主意，一天他在回家的途中，路过一个路亭小憩，看到亭内匾额上的“文运宏开”四个大字，突发奇想，就将这四个字分为四个签，以抽签来定牌号，结果抽出“开”、“文”两字，故便以“胡开文”作为招牌字号了（有说开文二字摘自南京贡院明远楼的“天

开文运”）。

创业经过

同治八年（1869年），胡天注的六房（有说八房）曾孙胡贞益（号源阶）首先在芜湖和南京开设总店和分店。当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又得到喘息机会。科举制度又恢复起来，芜湖是考试文童之地。同时当地又设有不少“书院”，成了“人文荟萃”之地，于是徽墨的需要量增多，胡贞益才决定在芜湖创设墨店。1869年，他和同乡做墨技工曹文斋、程连水、程平均合股，共集资一百五十元，在芜湖南门大街开设了胡开文制墨作坊，业务很快有了发展。到光绪五年（1879年），因意见不投而拆股，胡贞益独资经营胡开文墨店，另加“源记”二字。胡贞益对前人制墨技艺精益求精，不袭前人窠臼，自成一家，制成了“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精品墨。制墨纯为手工操作，工艺要求严格，十分注重器皿的净洁，胡贞益巡视时，常撩起白纺长衫揩拭模具，检验是否有点滴污染。他还按祖传秘方在制墨时加入牛黄、珍珠、蟾蜍、熊胆等十几味名贵中药，制成一种药用墨。胡开文墨当时销售对象主要是书生和官场中人物；其次是商贩，他们批一笔货，背着到邻近县镇去兜售。前两种顾客需要的是高级墨，不但讲究质量，还要装潢精巧美观；后一种是推销普通墨的小商人。胡开文制墨与一般手工业不同，它的产品是特种工艺品，产量少，制作家数不多，竞争不很剧烈。胡开文制作普通墨的利润打得很低，有时甚至不打利润，少量生产，供应一般商店、居民的需要，而把生产经营的重点放在高级墨上面，追求高额利润，即以某种产品的薄利推销来争取顾客的信任。这种方法起了现代工商业的广告作用，也是胡开文以后发展的一个因素。

发展经过

胡开文从创设到全盛时期，大约经过了二十二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左右，其业务发展到顶峰。它的资本从创业时五十元至此已积累三万元，发展到拥有四十四个工人的大型手工工场，胡开文墨成为名满南北的皇家贡品，但因此引起同行业的嫉妒和竞争，胡贞益为了不被别人挤垮，就拨货到南京，开设了一爿分店———利记胡开文，派自己外甥曹认仙担任经理。又在汉口增设一家分店———贞记胡开文，派其侄儿胡祥善担任经理。当时南京是江苏考举人之处，又有两江总督等庞大的官僚机关，是个销售徽墨的好市场。汉口是湖广总督驻在地，与武昌、汉阳称武汉三镇，商业繁盛。这样，胡开文确实占有许多有利条件。随着业务的扩充，胡开文墨的生产量由过去的年产十几担激增至近一百担，高级品占70%至80%，其余是低级品。经营方式是门市与批发并重，高级品以门市为主，低级品以批发为主。高级品销售的对象是士大夫阶层，其利润大，在胡贞益看来，这是不能放松的销售对象。低级品采取批发方式，可以远销附近各县，扩大市场，它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城镇商店和各地学校。这是胡开文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衰落虽然此时胡贞益已是一位拥有三四万元资本的大型手工工场主了，但是他不满足于制墨业正常产销的现状，要追求更高的利润。当时外国洋行依仗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的特权，通过买办阶级搜掠中国各项土特产，桐油、茶叶等大量出口。安徽是产茶之区，胡贞益见当地不少人做“洋庄”茶叶生意的人发了大财，禁不住心动手痒，则集中了几乎全部资金家当做起了茶叶“洋庄”生意。开始两年赚了一万多元，胡贞益满心欢喜，不料到了第三年（1891年）华茶在国际市场的交易比重由98%突然降到49%，这笔倒霉生意，使胡贞益一下子就亏了四万元，于是被迫将汉口分店出盘给他的侄子胡祥善经营。经过这次挫折，元气大伤。胡贞益也因年高，被子孙劝告回乡退养。胡开文的经营管理权交给了其子胡祥祉负责。虽然遭此沉重打击，但当时徽墨销路还属正常，除逐年从赢利中拨债款外，生产总算还能维持下去，不想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学校。至此，士大夫阶层也就不太重视和讲究墨的品种，高级墨销路锐减，胡开文被迫缩小生产规模，并解雇了部分工人。1913年5月，芜湖地区又发生了军队哗变事件，胡开文遭到抢劫，店铺被焚，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早在1911年，胡祥祉去世后，企业资本已所剩无几，胡开文由其二子胡梁臣负责，到1919年，胡祥祉三个儿子闹意见拆产，南京分店属二房梁臣，芜湖本店分给了大房洪燮和三房鉴臣。胡开文资产由集中走向了分散。虽然科举废除，但民国初期新式学校逐渐增多起来，普通墨的需要量则日渐扩大。这给胡开文的经营带来了生机，胡开文过去高级墨与普通墨的比例是八比二，现在转为三比七，在销售方面还采取了赊销。这样一来，普通墨的销量增加了三倍，普通墨成本低、生产快，现在销路又广，资本很快周转起来，到1916年产量达到了一百担左右，业务从衰落转向初步恢复。胡开文产品的销售范围，以往一直在附近市场，除与封建官僚和书画家做门市交易外，每逢州、县、乡试，府里会考时，就抽调一批工人挑着产品，在考场附近设摊销售。现在销售对象是本省散布在各城市乡镇的中、小学校，销售点分散，产品又是普通墨，数量大，肩挑、设摊的推销方式已不适用。于是，改为大宗批发，市场扩大到皖北合肥、六安等县，有四十多家批发户，大都是各县文具店。到抗日战争前，销售区已扩大到河南郑州、开封等地。当时胡开文已恢复到接近光绪中期的生产水平了。但在质量上，为了抵御机制品的排挤，逐渐粗制滥造，这个变化使得具有艺术价值的徽墨完全失去了它原来的面目。从1927年到抗日战争前夕，胡开文的业务一直保持平稳状态。1937年，抗战军兴，芜湖陷入日军之手，沦陷前夕，芜湖连遭轰炸，胡开文墨店损失极为惨重。次年勉强恢复，随后对催收欠款、推销存货，曾做了一番努力，到1939年业务才逐渐有些好转。1940年由胡恩森（鉴臣子）担任经理。当时业务仅能维持现状。在日寇的军事和经济掠夺下，中国城市、乡村工农业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各项征派荷杂又不断增加，手工业工人生活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越来越恶化，胡开文墨店同样难逃厄运，曾几度停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动了内战，为了满足无限扩大的军费支出，物价疯狂上涨。当时胡开文的工人为了争取生存，发到工资后就不得不立即购买日用生活品或兑成银元。这样在换进换出银元中，又受到银元贩子的剥削。解放后，胡开文墨店于1956年同其他三家同业联合申请公私合营，业主胡恩森（胡贞益之孙）被安排为墨厂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