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江上的徽商武装巡船

明末徽商西陵漪子选辑的《天下路程图引》卷一，收录有一首《水程捷要歌》：

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这首诗概述了“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的沿途行经及相关里数，该条路程也就是自徽州沿新安江东下杭州的水路。

根据清代地理学家齐召南所著的《水道提纲》卷一六“浙水”条：“浙水有南北二源，北曰徽港，南曰衢港，至严州府城东南，而东北经杭州府城南，又东北数折至海宁入海。”其中的北源徽港（一名歙港），亦名新安江。新安江沿岸峡谷群峦叠翠、峭壁陡峻，落差极大，有人将其状摹为：“水无不怒石，山有欲飞峰”，险滩急流众多，其不同河段有着不同的名称。而严州（府治在今浙江建德县东北）是杭州与徽州交通的枢纽，光绪年间，侨寓苏州的歙县大阜人潘钟瑞返乡展墓，作有《歙行日记》，根据他的描述：“盖自严州迳达新安曰直港，自金、衢而至新安曰横港，皆从严州分路。”换言之，从严州开始，分直港和横港，直港直接通往徽州，横港则经金华和衢州二府通往徽州。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自古以来，它与浙江一带的交通，主要就是依靠这条新安江水路。飞湍急流的新安江，数百年来，不知送走了多少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又不知迎来了多少返乡展墓省亲的徽州人。徽州当地的土特产源源不断地东下浙西，而江浙一带的日用消费品及商业利润，则始终不间断地流入徽州。因此，新安江可以说是徽州社会的生命线。当然，有人群的流动，有财富的转运，就会有盗贼剪径。明代黄汴所编的《天下水陆路程》卷七“江西由休宁县至浙江水”条指出：

祁门至饶州，风、盗绝无，滩高船固。船户甚劳，严州牵夫亦苦，涉水不分冬夏，所得无分文赌沽之费，惟应户差薪米而已……富阳之下，有潮有盗……

这里反映的明代中叶时的状况，说的是富阳以下有盗贼出没。明代有位同知叫龚天申，他在《为议陈肤见以安地方事》中描述：严州府“蕞尔山乡，冲当水陆，昔本清平之地，今多草窃之虞”。以当时的附郭县—建德县为例，虽然官方也设有稽查力量，在一些地方竖旗一面，上书“巡警”二字，但在实际上却是“虽为保障，实系虚文”。负责缉捕盗贼的哨船寥寥无几，水兵亦不过数名，“既无御寇之能，又乏乘潮之智。送迎使客，徒侈弥文”。于是，一些滩高水浚、波连巨浸之处，仍然是“公肆劫夺”的盗贼之地。因此，新安江水路上的盗贼劫杀事件屡有发生。清雍正年间，歹徒蒋德彩等人就在钱塘江至衢州一带水面乔装改扮成船户、客商，“随身假带被囊行李”，伺机作案。他们先后多次谋财害命，如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蒋德彩等人就在富阳落山头“谋死徽州寄信客人，得银三百二十两”（见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浙江总督管巡抚事李卫《奏为奏闻获恶贼事》，载《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七四之七）。所谓徽州寄信客人，是指徽州信客，亦即穿梭来往，专门为商民捎带书信、邮寄银钱包裹的人。此种对携带重金之徽州信客下手的案例，直到晚清时期仍然时有所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徽州信客宋三禄和王春喜等收带金、衢、严三处“徽信”，被严（州）东关厘卡多方留滞，驶至马目埠，天色已晚，盗匪多人登舟肆劫，失去所携“徽信”千余封，而被劫夺的捎带银钱也达六千元左右，为数相当可观。

由于新安江沿途地面极不太平，所以徽商只得自己组织起来，保护商人利益。笔者手藏的宣统三年（1911年）徽商《往来书信》稿本中，保留有一份珍贵的记录：

批：据禀已悉，徽、严壤地昆（毗）连，河道一水可达，近因严河不靖，盗案叠（迭）出，并河道年久失疏，拟同集资，不领公款，亦不派及浙民，设立徽商公所，捐办巡船拾号，稽查保护，并疏通河道，系为保护商旅有益起见，应行照准。惟设立巡船，必须置备器械，即如兵权无异，所与冯景坊、吴振和二人，是否殷实公正，为商民所信服？充膺总、副董，能否胜任？亦应查明确实，以昭慎重。候扎（札）行严州府，即速查明禀夺，一面妥议开办保护，及疏通河道章程，呈该府核明转禀示遵可也。

光绪卅四年四月 立浙抚台批。

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1908年。当时，侨寓严州的徽商即共同集资，设立徽商公所，捐办巡船，置备器械，设总董、副董，从而建立起商人组织。随着传统商业组织的转型，徽商公所后来可能改为保商分会，但原先的商人武装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关于这一点，笔者收集到的《徽港巡费联单》可以为证：

徽州旅严保商分会为保卫航路事。缘迩年来河道不靖，自富阳江至徽界抢案迭见，旅严同人组织保商分会，禀请添设巡船，保卫行旅，常年开办，实行在案。惟费钜款绌，非筹集的款，势必旋举旋废，为此同人佥议众擎易举，请烦旋里诸同乡每位捐助巡费大洋壹角，即于舟过严州时，由南门本会筹捐处经收。今据曹客捐助大洋壹角，合给联单收执征信，须至单者。中华民国四年四月廿九日给。

从中可见，这位姓曹的返乡旅客在捐助了大洋壹角后，由旅严保商分会出具联单，作为凭信。在此份印刷品上，盖有“徽州旅严保商分会”图章。关于严州的保商分会，笔者手藏有另一册徽州画家的日记稿本——《绘事日利》，年代稍后于上揭的《徽港巡费联单》，其中记载：“廿四日巳时，至严州泊，建德知事请仲奇兄诊病，即请至商会，保商会董纪厚之君等留仲奇施药半日，一夜诊视五十余人，仲奇兄逐一开方，并不疲倦。纪厚翁备翅席相留……席散……保商会着两勇持枪护送至深渡回严，仲奇兄资勇大洋八元谢去。”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保商会派出两名兵勇持枪护送到徽州歙县的深渡。该条史料所系年代为辛酉年（即民国十年，1921年）五月，这说明保商分会的活动至少持续了六年多。如果上溯到光绪三十四年，则严河上由徽商组织的武装巡船前后至少持续了十数年。由此可见，清末民初，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徽商公所以及后来的旅严保商分会，直接参与了新安江上的治安管理，以弥补官方警政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