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徽商后代的回忆(一)

明清时期，徽商是中国著名商帮，曾经诞生了诸多成功的大商人，而其中盐、典、茶、木是传统徽商经营的四大行当，其中歙县多盐商，休宁多典当商，婺源则多茶商和木商。晚清以后，徽商在盐业和典当业的经营上逐渐走向衰弱，在茶业和木业两大行当依然保有一定优势。到民国时期，徽商则更加衰落下去，大部分徽州人已经不再像明清时代那样驰骋全国商场，而是选择了默默的躬耕垄亩。不过在上海，我们却惊喜的发现，依然有一些徽州商人活跃的身影，他们可以说就是“末代徽商”，以其祖辈所拥有的徽商经营理念，结合现代经营谋略，创造了徽商没落时期一个中小商人所能成就的辉煌。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是一个普通上海人家曾经有过的生活，从中可以见到社会与时代的变迁。我们对他们的后裔进行了采访，以下是部分采访内容。录音和访谈时间是2005年4月20日，10月30日。为保留历史的真实面貌起见，也为了了解口述者的真实心理状态，本文基本依照口述者原本的叙述内容和叙述顺序进行整理，仅在少数整理者认为必须加以说明之处，以注脚形式给予注释。参考资料则包括民国丙寅年（1926年）俞崇瀜等人修纂的《星源西冲俞氏宗谱》，2005年俞昌泰编纂的《西冲俞氏正和堂家谱》等文字材料。整理稿业经口述者本人审订。口述者的父亲俞仁耀，安徽省婺源县人，1896年出生，字子良，号龙甫，乳名秉烛。八岁在乡下私塾三年，十一岁（1907年）进村头杂货店学徒六年，十七岁务农四年，二十一岁（1917）到上海，在陈家渡（北新泾）达亨昌木行学徒三年，二十四岁于曹家渡裕丰木行和源昌盛木行（婺源人俞子标为老板）就职，七年后该行亏损歇业。三十一岁（1927年）同金绍香（恭治、恭安、俞品佳、花瀛为代表）一股、刘瑞昌与张玉清合一股，各出资一千银元，合股开设协泰祥木行。经股东们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业务得到了空前发展。扩大了的协泰祥，已不满足于本地市场，派张玉清去常州与当地李姓经理开设协大祥棉布号，刘瑞昌赴康脑脱路（现康定路）主持协和木行，俞仁耀则仍在本行坐镇，以后又抽资金和别人开设协义木行。十二年后（1939年），由于日本侵略,以致百业萧条，和谐的局面产生了裂痕，最后只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1943年，俞仁耀用拆股的钱，回乡置田,合并祖传四亩共计11亩田。抗战胜利后，独资在原地（今梵航渡路，抗战前称极司非尔路，1466-1468号）开了协泰祥良记木行（1946），时年五十一岁。1956年公私合营，1962年退休，1989年病逝于上海。口述者俞昌泰，仁耀第三子，1933年出生于上海，中国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原主治医生，现居上海。

一、婺源：徽商的故乡

整理者：俞先生，您父亲是婺源人，您却是在上海出生的，那么您对家乡、村落和俞氏家族等方面的情况，有所了解吗？能不能跟我们讲讲？

俞昌泰：我们婺源呢，我是年长了之后才知道得多一点，以前是什么都不清楚的。我们家，讲起来既业儒，也经商，又是农，三者相结合。我太公的太公建了一个正和堂。我太公的太公，乡下的名字是节斋公，族谱上也叫俊礼公。他的父亲，也就是正和堂堂主的父亲，一开始也是一个读书人，既经商，也务农。传到正和堂时，俊礼公比较用心，他那个时间曾经在族谱上查得，有从五品的官衔，但实际上他没有正式上任过，书是读过，也通过考试获得功名，但主要是靠捐献得来。那时，我的家乡婺源县西冲村，不是怎么开发，比较穷，也不富裕，生活上也不太好，所以乡村里的建设应该说比较原始简陋。节斋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本仁、小儿子叫本仲，南京的木行主要是从节斋公开始的。开了木行以后，生意不够兴隆，也只是一般性的经营，只能一般的维持生活，并不富裕。自从节斋公回乡以后，大儿子本仁公接替金陵木材业，他的经营方式也没有太大起色。本仁公有个儿子，叫做光治公，他的脑子比较灵活。应该讲，开始的时候他也并不灵活，据祖先传下来讲，我们乡下由于有很多水井，其中有一口水井叫石壁井，据说人喝了这个井水，思想会活跃起来，聪明起来，所以这个井就叫做“开窍井”，也叫“窍泉”。光治公本身生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他成长是在金陵的。小时候回乡据说是独爱喝窍泉水，从此变得灵活起来，于是经营方式开始大大改变，组织生意有一定的魄力。

以前从长江上游漂流下来的木材抵达金陵上新河，然后零售出去。光治公接手之后，思想上比较开拓，他想，我们接受这个木材，木材在上游价格一般很贱，生长在山间的树则更贱，那么直接去山上购树是否更便宜？假如从山上砍伐下来，到下游可以挣取更大的利润。他想，自己是不是应该从上游去发展，因此他大胆组织了一些人，想这样做，可是去上游直接参与采伐木材，自己资金很不足，于是就向俞老四借钱，这个人碍于上一代人有所交往的面子，就想借给他，但不知道光治公的理财能力怎样，就把光治公叫到面前，见到光治公前额开拓，颇有生气，就问他要借多少钱、派什么用场，光治公就说要三万元，想到上游伐木，计算了利润之后，感到此事可行的，俞老四觉得他讲的很符合逻辑，就马上拿了三万块钱给他。于是光治公组织人力到长江上游贩运木材。光治公对一路风险作出了谨慎的准备，如万一碰到强盗、自然灾害等各种危险都考虑到了。由于风险意识强，事事小心，所以一切顺利。果然不出所料，经过两三次以后，本钱马上翻倍，过了两三年就还了此债。借钱的人觉得他还钱爽快，光治公很讲究信誉，正因为讲究信誉，所以下回借钱就不难。人家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因此光治公以后手头非常活，只要开口，就会应声到手。龙腾的俞老四过去挣钱也是很多，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亲戚关系，在家谱上看不到，估计财务上的往来从祖上就有的。经过几次经营，光治公挣了很多钱，他就能够从四面八方调动资源，在生意场上更加活跃，因此他的信誉和经营方式都很完善。徽商实际上也是继承了乡下人过去传的范蠡的一些经商思想，他的发家致富经验传授给了徽商，徽商接受了范蠡的传统。估计光治公听到了这回事，也灵活运用这些传统，发了大财。当时节斋公两个兄弟还没有分家，大概有十三户的样子，分家共十三份，第一次分家，每一家就分到了一万二千两的银子。前几年我一个住在江湾镇的八十多岁的老乡，给我讲当时光治公的家财超过百万。那个时候，本仁公有六个儿子，本仲公也是六个儿子，十二个儿子，加上本仁、本仲以及他们的祖父节斋公，尽管节斋公已经去世，但他还有一个后房李氏一份，总共有十三份，或者十五份，那个时候真的发家了。一直到后来分完银子之后，我们家直系祖先本仲公一房，也参与管理金陵木业。

我这里再讲一下本仁公和本仲公。光治公虽然挣钱多，但是命不长，只有五十多岁就过世了，医学不发达，也就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去世，全家族都很悲伤，他的父亲就说“钱树儿倒了”。本仲公也有一个奇遇，他在开木行的时候，他选择的一个地方是在长江边上，做了一个像码头一样的点，作批发，又到城里做零售，有一年发大水，上游的木材都漂到了他的那个码头上，那时木排遭风雨袭击，一旦散开，就没法收拾，恰恰被本仲公捞起来，就趁机发了一个意外的财。木材的长途贩运充满了风险，有时候自然灾害也是很可怕的。我们西冲俞氏家族的木材贩运有过厄运，有一年，木材在经过洞庭湖时，正好发大水，大风大浪，木材被打散了，那一次灾难，全家族有三十多人命丧洞庭湖。至于详细的死亡情况及其善后事宜，就不得而知了。但这次灾难之后，又经历了一次家族的分家，拿了这些钱之后，有些人去做生意，卖茶叶的也有，继续卖木材的也有，捐官的也有。本仲公就在家乡造房子，主要就是村头上造了三幢房子，大房子，现在基本保留完好。这个房子有四进，有前堂、二堂、三堂和后进。前堂是招待客人用的，婚丧嫁娶等事情都在前堂举办，二进是住宿的，三进是厨房，四进是关押牲口和厕所用的。这些房子现在比较完好的存在，除了以前烧掉一座房子之外，还剩有两幢房子。

这是讲我的祖上到本仲公为止。本仲有六个儿子，我家是三房，叫做光灏，造房子的时候出力很大，由于过度劳累，四十岁不到就死了。我的高祖母养了两个儿子，明造和明迢，明造一支，现在基本都无传了。明迢既是士人，又是商人，还懂得医术。他曾经做过实官，据族谱记载，是在江苏的扬中一带做县丞，时间不是很长，而更多的时间是从医，由于医术高明，四乡八邻来求医的人很多。明迢是家族中引以为豪的人。明迢生两房，崇法和崇鐄。崇法和崇鐄的子女也比较多，人气旺，但是在学术文化上，崇鐄要比崇法高一些，崇法也只活了五十多岁，崇鐄六十多岁就过世了。崇法养了五个儿子，其中大儿子早殇，三、四儿子就不怎样了，据传有的吃过鸦片，没有什么出息。二儿子先到上海经商，后来把我的父亲也带到上海来。我的祖父来也做过生意，就在村口八只坎开过一个杂货店，我的父亲从小在杂货铺帮过小工，后来跟着我的大伯父秉辉到上海来了。

二、上海：徽商的经营、家庭及其生活

整理者：您能不能更详细的讲讲你父亲的情况呢？

俞昌泰：我的父亲一开始比较艰苦，从小生下来的时候身体比较壮实，族谱上叫做仁耀，乳名叫做秉烛，乡下人叫做叫他胖烛，因此我这十几年来经常回婺源，乡下人就称呼我为胖烛家的人。后来长大之后到上海经营木材。其实徽商那个时候茶业是第一，木材是第二，其他开典当、或者做其他生意是很少、很零碎的。木材为我们俞氏家族挣了很多钱，因此我的父亲开始帮人家干活。一到上海，也是先帮人家撑木簰。他常说，用竹篙撑木簰，冬天撑竹篙就像捏一个蜡烛，很凉，手脚都开裂了，那个苦头也吃了好几年。当时不懂得保养，大概是因为那个原因，他就得了心脏病。我是学医的，他五十几岁的时候，我陪他去看病，发现就有此病。几年之后，有一个老板，婺源龙腾的俞子标老板，我父亲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稍通文墨，就帮俞子标做伙计，先做营业员，后来做会计，会计做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有十年光景。看到木材有利可图，我父亲从乡下想办法筹来一千块银元，与金绍香，又找到张玉清和刘瑞昌，分三股，金一股，我父亲一股，刘、张合一股，由于我父亲当时年轻，人也灵活，因此木行主要由他主持，木行的名字叫做协泰祥，这个木行的名字也成了孩子们名字中的一个字，我的大哥金泰，二哥阳泰，我叫昌泰，我的弟弟叫荣泰，而实际上木行就是以我父亲为主要负责人的。木行的店址在兆丰公园（今名中山公园）后门以东大约一百米的样子，当时叫做极司非尔路，今名梵航渡路，门牌号是1468号，前面有个店堂，是营业店面，后面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有沙发电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号码是22367，而整个楼上是卧房。1466号也属于木行，是木材进出口的运输通道，紧挨苏州河的支流，后面有堆场大约300平方米。店堂的大门朝北50米，就是横卧的苏州河，大门东边紧邻着苏州河的一条支流，即现在的华阳路，现在那个支流已填起来了，小河成了排水沟，上面铺成马路。这条河过去对木行非常有利，店边就是一条，涨潮时可以靠它将木材运输到场地，节约了劳力。过去这条河对穷人来讲，也是一条悲惨的河，那个时候死猫、死狗，甚至死的小孩也扔进去，有的时候很臭。当时的苏州河，虽然并不是清澈见底的，但也能捞起一些鱼虾。我们解决饮水的办法是在店堂的后面挖了一口井。木行南面是圣约翰青年中学和附属小学，也就是现在的现代职业学校，我们兄妹五人，都曾在此就读。这个木行大概存在了十二年，一直到日本鬼子八一三侵略的时候，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工商业都很萧条，办不下去了，只好关门歇业。那个时候困难到什么程度呢？拿我们家讲，当时我们家在上海算是中等生活水平，原来也不十分困难，但这个时候也维持不下了。木行解散后，由我父亲盘下来。我们原来堆放木料的地方，就被迫种菜了，有些自力更生的意味。独资前，我们一家是住在曹家渡康福里，分店之后才迁到1468号楼上居住的。堆场西北角朝右的地方原有三间平房，后边还建有一个走廊，大概有三十几米长，平房从东边算起，依次是储藏室、饭间、灶间。这些房间，给师傅们（运输木料的师傅）住宿，也作为小仓库存放一些小工具什么的，厨房有架有两口大锅的烧稻草的灶。后来又在西边并入土屋六间，曾经给我哥金泰作新房，也给胡德新一家居住，后来又有部分出租，这么大的规模，在木业同业中，也算是有一席之地了。我们木行地处沪西，按照当时市区范围来算，是城乡结合部，所以那时候常常听到老辈人，把到南京路说成去“到上海去”，或者说“到东海去”。

整理者：您印象中木行里那些师傅和学徒怎样？

俞昌泰：这些师傅有的比较正气，有的也不行，吃喝嫖赌什么都干。

整理者：这些人是长期聘用呢，还是临时工？

俞昌泰：有些是长期聘用的。我父亲有“老板气”，与手下人有争执时，他曾说“找一百条狗不容易，找一百个人容易。”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找到一个人力极其容易，当时在上海想务工的人员极多，不缺人力，如果你不想干，想走的话，随时都可以走人。

整理者：木行找到的伙计以哪里的人为主？有苏北人吗？

俞昌泰：主要是崇明岛、海门、启东等地的。

整理者：为什么崇明岛的多呢？

俞昌泰：因为他们找事做的人多，大概是先来的崇明人以后介绍同乡来的关系。在店堂门口总是有一些手推车，这些车子都是拉活的，只要招手就来了。

整理者：为什么不聘苏北人呢？

俞昌泰：苏北也有，但过去主要嫌弃他们有些不正气，正式聘用的苏北人极少。主要还是崇明的居多。自从我父亲盘下木行之后，用婺源家乡人比较多。我父亲对婺源人还是好的，因为在上海做生意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对家乡有感情，家乡来的人，也总是来这里住宿，吃饭，想走就走了。

但是我父亲在旧社会受到的压力也多：一个是政府机关，苛捐杂税；另一方面，是地痞流氓多。当时木行的窗口都用铁栏杆拦了起来，有的白相人把枪放在窗口，说“俞老板，我想借你几个钱花花”，借口要结婚、生孩子、过生日、做寿，甚至为已亡故的父母做阴寿。 当时抢劫、盗窃都很多。那个时候极不安全，于是父亲就到曹家渡康福里，顶了一幢房子。上海话顶下来就是买下来。他认为住在曹家渡比较安全，时间大致是1937到1940年的样子，我那个时候也就五六岁。我们晚上到曹家渡睡觉，离木行有一公里半的样子。

整理者：你们怎么到曹家渡去的？

俞昌泰：我父亲常带着我坐黄包车去的，主要是为了躲避不必要的麻烦。冬天的时候，我在路上常见有很多被冻死的人，里边属小孩冻死得多。在中山公园和政法学院之间有一条路，常见有很多死人。我亲眼见过芦席中包裹着一个尸体，或者草席子包裹着尸体，扔在马路边上，由普善山庄的工人踏着三轮车来收尸。那个时候政法学院叫做圣约翰大学，中山公园叫做兆丰公园，围墙是用竹篱笆编起来的。那条路晚上不能走，一旦走路经过，常常会被被抢劫。有人被抢得只剩下一条短裤，甚至被打死了扔在那里。

整理者：收埋尸体的慈善局，有没有工作制服呢？

俞昌泰：有的，有制服，上面好像还写着“普善”两个字。收尸体的车是三轮车，也就是后面有一个车厢的三轮车，就拉走了。所以当时是比较乱的。

整理者：上面您说了一些关于父母亲的事情，能不能再具体讲讲您母亲的情况呢？

俞昌泰：我的母亲叫做潘金翠，在婆家的名字叫烛意，大概是助意的意思。光绪壬寅年（1902年）12月16日出生，孔村潘益宜公长女。13岁嫁来西冲，25岁随父到上海，一生中怀了13胎，一开始都夭折了，只有在我大哥金泰过继到我家后，才连续留下了我二哥阳泰和我，再下来就剩下爱美和荣泰。母亲生活上克服困难，节俭、能吃苦，有自我牺牲精神。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我们住在曹家渡康福里，有一天，有日本兵在附近被人杀死，为了报复中国人，鬼子突然进行区域封锁，妄图以此来搜捕抗日分子，既不准人员往来，又断绝粮油食品的供应。我们母子四人都被圈进。“民以食为天”，现在突然遭到这件事，自然尴尬万状，幸好爹爹在外围，他利用金钱贿赂伪警，母亲则考虑我们两个小孩年幼，决定将我们一一送走，自己则担当起留守责任。三个月后，戒严解除，初见到母亲时，与前时候判若两人，形容消瘦，头发已经灰白！这时候她也不过刚刚四十岁而已。据说受围地区饿死几百人。我母亲在处事上冷静决断，很有主见，大概在我两岁的时候，家里夜里有盗贼闯入，总共六七人，两个贼用铁针刺我父亲的耳朵，以逼财物，其他的贼则到处翻箱倒柜，大人都不敢动，母亲就借着抱小孩的机会，故意让我哭闹，以扰乱盗贼的情绪。事后她说：“强盗是见不得人的，他们的心很虚，怕招风，所以一旦小孩大哭小叫，他们就会忐忑不安，草草收场。”这件事可以见到我母亲的智慧。母亲虽然不识字，但相夫教子却依守古训，丝毫不减，对父亲总是让他吃得最好，穿得最好，因为她认为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对孩子则严格要求，经常向我们高举那个家法棒，当时我们都恨他，长大后才知她是恨铁不成钢，“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她似乎很有深切领会，为避免下一代不会成为败家子，她就对我们严厉了一些，我直到现在想当年，更能体验她内心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