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徽商后代的回忆(二)

俞昌泰：日本鬼子占领之后，其实在上海生活一点也不安全。我们全家曾一度逃到法租界，现在的淮海路，当时叫霞飞路，租别人的房子。那时我已经五六岁了，记得我母亲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把猪肚子煮好，切成一条一条的，做成熟食，很好吃的。我母亲做菜的手艺很好。

日本鬼子进上海之后，木行的路对面有一个地方，他们叫做小会里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教堂，当时里面有一个红色砖头砌成的三四层楼房子，日本鬼子就占领了这个地方，建立了岗哨，所有的中国人经过那个地方都要向日本鬼子哈腰敬礼鞠躬，要不然抓起来打你，就在我家木行的对面。这个地方还不算很严厉的情况，在过铁路的地方，岗哨更加严厉，稍有不慎，日本鬼子就把你甩起来成为大背包。我亲眼见到一个鬼子将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甩出去，一下子从地上起不来，话也说不出来。木行的小河对面，就是一个荒滩，死的人就堆在这个荒滩上，一旦棺材破裂，里面的尸骨白惨惨的，都看得见。

抗战前期总体而言，我们一家虽然谈不上锦衣美食，但一日三餐却是有保证的，每月初一十五还有荤，基本生活算是平稳，境况恐怕可以算是中等。抗战后期由于国内无序，外患破坏，使我们失去了安定。我家那个时候吃粮食都很困难。在沦陷区内，为了生活，也为了辅助家庭生计，我和哥哥不惜以幼弱的体躯，走过以铁路为界的封锁线，一天一次，买两斤贱价米回家，以减轻家庭支出。那个时候我家附近的火车站叫做西站，仅离我家一公里，不是现在的西站。西站那边买的粮食比较多，有一种叫做六谷粉（玉米），比较便宜，因为好大米比较贵，也不充裕。粮食在铁路那边要便宜很多，而市区这边很贵，我和哥哥那时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经常到铁路对面买米，把米塞在两个大衣口袋里拿回家，每个口袋里放一斤。六谷粉不好吃，穷苦的人只能吃那个米。我们还能够吃到大米，但为了减轻生活负担，有时也就去买六谷粉了。有时候，我们小孩还和婺源同乡汪观全，到杭州去，利用孩子不容易被人注意的空子，将布捆在身上，运回上海，再卖出去，赚些差价钱贴补家用。那些不如我们家的人，自然得付出更多的劳动，有时还必须冒点险，才能维持生计。想起当年俞金泉，就是在我家跑生意的那个堂兄俞金泉，因为夜闯封锁线时，自行车连米一起给人抢走，头部、面部给歹徒砍了将近十来斧，后来主要是在我家的援助下，才脱离生命危险。日本鬼子的侵华，几乎使他家破人亡，然而四十年后，依靠改革开放政策，他的家人在日本的企业里发财，真是败也萧何，成也萧何，谁知四十年后又是什么样子呢？

上海的生活非常艰难，也看不到希望，于是我父母亲那个时候就动了心，觉得在上海不安全，应该为老年生活做打算。他们想起了古训“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想起了故乡，于是来了一个战略大转移，打算回乡置些产业，在乡下买点田地，打算做养老用的，可以保障下半辈子，能平安度日。我父亲专程到乡下，自置一些田地，加上祖先传下来的，大概有十一亩三分地，这个时候是1942年。这一年，我父亲与孙敬辉等三人从婺源回上海的时候，途经安徽广德一带，被强盗抢了，到家的时候只剩下单衣衫裤，所有随身的东西都被抢光了。

我是在12岁的时候，也是在1944年，由我母亲带着我回到家乡，这是第一次回家乡。我记得那个时候，从上海到婺源，是先从上海乘坐大约7个小时的火车到杭州，一路上受尽拥挤和窘困，就是说到了杭州之后，就住在姓汪的同乡家里，他开了一个小店。我记得在杭州呆了五六天，改坐木船，由小火轮拖着，叫做拖轮，沿着钱塘江、入富春江往上行，大约两三天，到一个地方，大概是桐庐吧，有个严子陵钓鱼台，那个地方很陡峭。过了桐庐，才算离开沦陷区，就进入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听说河流的对面是共产党，我第一次听说共产党。这时候是1944年。我记得船老大不时要给岸边的人钱，好几个地方都要收费。晚上歇脚的时候，我年轻不懂事，吃饭之后寻开心，敲起碗，船上的人就吓唬我们说：“你们还开心敲碗，等会儿枪就打过来！”我们就被吓唬住了。新安江非常清澈，还可以看到水中的鱼儿。我们就沿着新安江一路上徽州。慢慢的水浅了，又是逆流，所以船行极慢，船主要是靠人牵背拖，才得以前进。一路上关卡林立，在一个地方碰到国民党的兵，就上来问带有什么私货，我们说没有，他们就放我们的船走了，不过船上的盐却被没收了。说盐是私货，他们当作违禁品，因此国统区的盐价飞涨，穷苦百姓常常因缺盐而脸色黄肿。到了徽州，看到脸黄肌瘦，据说是缺盐的。为什么要禁盐，听人说是为了保证国民党的税收。国民党很腐败，国统区不时受到军警、地痞的骚扰。一路上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达屯溪，船就停了，从屯溪到婺源那时候没有公路，就只能靠漫长的陆路步行了。从屯溪到我家乡西冲，最短的路程是经过休宁翻越浙岭，然后从浙源，经清华、思口，然后到西冲。母亲专门雇请了一个农妇来背我走路。我才12岁，因此人家就说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没用，需要人背。过了休宁，就翻越浙岭了。浙岭是国民党管辖的区域，在浙岭头上有个界碑，上面一边写着安徽省，一边写着江西省，这个石碑断成了几截，听人家说是婺源人不愿意划到江西，因为安徽的赋税比较江西要轻一些，就把界碑打断了。

从上海动身到婺源，差不多走了一个月。交通不便，也实在累。我的家乡西冲，离婺源县城有四十华里，我们是从黄山经过休宁、翻越浙岭，经过沱川，再到清华，这么走的，跟从县城走不一样。如果从县城走，就要从浙江衢县翻越十八跳，从南边进入婺源。但两种走法，大约单程都需要一个月的样子。正因为山深闭塞，因此日本鬼子还没有到过我们家乡西冲这个穷山沟。我在乡下的时候，看到国民党的兵或者过路的难民，到菜园子里面去摘菜。村民看到穿黄颜色衣服的人来了，就赶紧到菜园子里面先把菜拔了。有时村民就叫国民党的兵来交涉，村民给长官钱，他们就出面不让难民进村，因为村民有迷信思想，以为难民会使用法术，将家里的东西搞走。我在乡下读了一年不到的私塾，老师是80多岁的老学究，也不讲，只是让我们背书。私塾背诵的东西还是一些三字经什么的，中庸，四书五经，村里面只有一个私塾，没有小学堂，还背诵过一首诗，好像叫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惟一的教师就是这个老头他是村里唯一的教师。

整理者：您觉得当时的乡村面貌怎样？

俞昌泰：那时候的乡村面貌非常原始，自然。如果那个时候你懂得古董，就发财了。

那个时候我们家乡油灯什么的，都是些古董了。

整理者：请您介绍一下你父亲一家的成员情况。

俞昌泰：当时我们家的情况嘛，我们家属于中等下游的平民，吃穿不算缺，好也谈不上，但生存率很低，我母亲生过13胎，剩下来的只有四个人。我大哥是从江苏领养来的。当时流行一个说法是，如果老大命硬，下面的弟妹就好养了。后来剩下的小孩就只有我哥、我、妹妹和弟弟，只有四个人成活。我大哥现在76岁，我73岁，我弟弟小我11岁，我妹妹小我7岁。我大哥是从高姓家里领养的，因为他家养了太多小孩，养不起，就卖一个到我家。

我奶奶是我一岁的时候死的，我竟然有些模糊的印象，他们把我抱到奶奶面前，我一下子哇哇大哭，好像奶奶的脸不像平时的脸，让我很害怕。这个时候是1934年。我大伯也死在上海的，结果棺材就放在徽宁会馆。我家每年都去祭扫，我记得我是和乡下请来的师傅，读屋泉的孙敬辉，他在我家时间最长，大概有十几年，每次祭扫就是由他负责的，领着我到徽宁会馆。清明节，我母亲做好清明馃，孙敬辉带着我祭扫，祭扫完了，我们就吃了。棺材一口一口，并排放在长凳上。新棺和旧棺是分开的。我吃的清明馃少，孙敬辉吃得很多。这个祭扫一直坚持到日本鬼子打进来之后好几年，后来我父亲就把奶奶和伯父的棺材运回到乡下了，也是经过黄山、浙岭运回到家乡的，也是依靠我父亲做生意才有这个能力的，一般人家就把棺材扔在外乡，不要了。

整理者：抗战期间，你们家庭的日常生活情况过得怎样？

俞昌泰：我记得那个时候黄鱼最便宜。现在大黄鱼值钱，那时候黄鱼不值钱，吃它称小荤。每天中午有一条大黄鱼，大约一斤重，有时也有小黄鱼。吃肉只能一个礼拜才能吃一回，称大荤。家里和师傅一起吃饭的。那个时候总共大约要开两桌，家人、师傅和家乡来的人，都在我家吃饭。我父亲生活有规律，烟酒不沾，也不乱搞。蔬菜是到菜市场买来的，后来我家自己种菜了。那个时候有个炊事员，叫做福荣，我们叫他福荣伯爷，他比我父亲还大十来岁，是爷爷辈的人物了，我看到他常有鼻涕眼泪流下来，是抽大烟变成这副样子的，我见过他吸食白粉的样子。

在家里，我父亲的威信不如我母亲，他待我们和蔼，不凶，没有威严。我们找他要钱，比如儿童节的时候，大约是四月四号，国民党定的儿童节，我们就找他要钱，扯着他要钱买东西，他就给了。我母亲不一样，她很厉害，不会给，而且还会揍我们一顿。我们考试不好的话，就挨母亲的鞭子。我母亲经常说一个道理， “筷头上出逆子，棒头上出孝子。”就是说教育小孩的时候，不能宠坏小孩，如果总是给他好吃的，他就会变成逆子，只有经常打，打了才会变成孝子。我母亲还非常节俭，连落在地上的米粒都要捡起来，她这个性格倒是正好和我父亲互补。当然，她对人也很和气，出手大方，自己呢，高消费场所却去得非常少，我们一家很少看戏，只有几个月才去戏院一次。我当时读的小学是万航渡小学，好像叫第一小学什么的，大约有三四间教室吧，有好几个班合起来上课的情况。我记得有个马老师，他的父亲跟我父亲是朋友，经常在一起打麻将。我父亲有时候也跟买主打麻将，输赢不大，当然对穷人来说不算小，对商人这个阶层输赢却不算大。过年过节倒是要大赌，赌牌九，现在叫做二八杠子吧。我父亲有个原则，就正月初一到初五赌，过了初五，绝对不大赌。我父亲经常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早起三朝顶一工，喝酒赌钱量身价。”就是叫我们要勤劳，叫我们不要赌博的意思。

整理者：那个时候你家木行的顾客多不多？有没有做大宗木材贸易，还是只有零售呢？

俞昌泰：因为资金不够，不做批发，只是做零售，顾客买了回去做家具或者做建材。他们有些自己扛回去，有些就从门口雇些人力扛回去，也有叫辆车子的，门口有很多人力在接活。我家附近还有一家木行，叫做达生昌，生意做得比我家大，老板叫做洪小开，不是婺源人，但用的伙计里有婺源人。他家木行离中山公园更近，也就是说中山公园附近有我家协泰祥和达生昌两家木行。木料来源，一个是从钱塘江或者长江漂流下来的国产木料，另外一个来源是洋货，从海路运来的，如洋红松、柳桉。我家木行两种货都卖。从钱塘江过来的木材，是我家木行的主要来源，徽州本地出产，从钱塘江泛流下来，然后沿着杭州湾，经过黄浦江，运到上海的。以前我的祖先在金陵做的木材，则主要是沿长江漂下来的。我父亲平时大约每个礼拜有两三天要到社会去，主要是到那里去招揽生意的，找同行朋友，聊天，谈生意，比如进货等活动，都是在同业公会完成的，有时候也带我去。一般是下午去，傍晚回来的时候，路上就给我买一些好吃的东西，有时候就在外面馆子里吃饭，有时候就去浴室，那时大都在公用澡堂洗澡。那时候公用澡堂很多，我家附近的曹家渡五角场就有，我们主要是在那里洗澡的。

三、走向新时代

整理者：我记得您以前跟我讲过你母亲在解放前夕差点被子弹击中的事情，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一讲呢？

俞昌泰：刚解放的时候，1949年4月份，解放军还没有进来，上海郊外到处都可以听到炮声。那个时间我已经十五岁了。我家就在店后的场地里挖了一个防空洞，上面架粗圆木三层再覆土二三次，下面就形成一个掩体。那时国民党用木头做成像栏杆一样的东西，将上海围了一圈，称为木城。国民党的兵就直接到木行来，拖走很多木材，假名军需，无偿征用。我们楼下是店堂，楼上是住家。四五份上海的天气有些冷，有一次我母亲就想把楼上的被头拿到楼下防空洞里。当时她到楼上背被头，拿下来的时候，正好苏州河对岸就驻扎着国民党的兵，可能是为了壮胆吧，哨兵到处乱开枪，于是就有子弹打到我母亲背后的被头里面。那时楼房墙壁上和大橱上的枪洞也有很多。幸好我母亲是背了好几床被头下楼，被子是叠起来的，因此没有穿透被头，不然就没命了。

整理者：您能不能讲讲你们家在解放初的情况呢？

俞昌泰：还是先跟你讲讲我父亲在抗战期间所考虑到的养老的打算吧。我家的房子在曹家渡五角场，康福里有个房子。1943年，就是我第一次回家乡的前一年，有个日本鬼子被打死了，日本鬼子就封锁了五角场，所有弄堂不许人进出，给你拴在里头，这事是突然之间来的，一般家庭存粮有限，几天后就有人饿死了。邻居也不会把粮食给你吃，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解除封锁。我大哥、二哥和我母亲都被关在里头，眼看着粮食越来越少，我父亲没有办法，拿钱买通了伪警察，在晚上偷偷把我们接出去，当时别人讲，不知道以后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为了以后有个退路，因此就想到回到乡下。我父亲1943、44年的时候回去买了几亩地，连祖先的产业，总共就有11亩3分地，这11亩地对于后来我们的人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大哥是解放后才从乡下走出来的，先到人家当学徒，1950年参加解放军的军政大学，在部队气象台工作，大概工作了十几年，转业到甘肃糖业烟酒公司工作，直到退休。我二哥因为表现积极，高中毕业之后留校当辅导员，后来到上海外国语学院上大学，学俄语，随后到部队当兵。再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觉得俄语没有用，改学英语了，成为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在杭州。我是在1951年初当兵的，52年回来，进上海中学上学，1957年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青海一家医院工作，因为我们家的成分不好，只能分配到青海这种偏远地方。后来我就回到上海，就等于失业了，先在纺织厂工作，84年干本行进医务室工作，直到退休。我妹妹也是医科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到浙江湖州人民医院上班，当上了主任医师，直到退休。我们家戴右派等帽子的倒是没有一个。这些就是我们家几个子女的情况。

整理者：作为一个徽商的后代，您认为你们同家乡徽州之间的感情还存在吗？作为上海×，你们对家乡的感情已经彻底断裂了，还是对家乡依然有深厚感情？

俞昌泰：尽管家乡我不是很满意，但我对家乡感情还是很深的，特别是我在深入探索我的家史以后。我大哥娶的老婆就是婺源人，由于姻亲关系，所以也还是有些感情。我父母亲都是婺源人，我大哥的妻子和我母亲都是婺源孔村人。我父亲曾经带过十来个学徒的，投我父亲门下的，先后有孙开济（孙海）、王茂林、金镇中、吴烈华、钱云清、孙开趣、戴昌龙、王鉴湖和俞开创等，不下十人之多。我大哥带着他一家人，回过一次婺源，我在1999年也带着我老婆回过一次婺源。总之，从我们一辈来说，对祖上有情谊，这在对待我整理家谱的态度上就可以表现出来。个别人对家谱漠视，但愿他们今后不要因为一包烟而去挖自己的祖坟。我太公的坟就是被这样一种人扒掉的。

我们家五十年代划分的成分是工商地主，这个成分是由婺源乡下划分的，因此把我们家的土地财物都没收了。当时据说只要有八亩地就被划为地主。我在婺源县城碰到秉魁的大女儿，她就跟我说，“你妈妈做了件大空事，从老远地方搬点东西，来给村里人分了。”她所讲的，就是十来亩田地被没收、从上海拿回来放在祖屋的一点财产也被没收的事情。婺源当地有个谚语说“八分半山一分田”，田地显得非常少。

整理者：您认为在你的一生中，父母亲对您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什么？

俞昌泰：我认为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有两个：一个是节俭和诚信，另外一个就是徽商的骆驼理念。我说的骆驼理念，就是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

整理者：您对解放后你家木行的情况讲得比较少，能否详细讲一讲呢？

俞昌泰：解放后，我家的木行就变成公私合营了。公私合营后，父亲成为新华路木材店的一员。我记得我父亲被分配在延安路和江苏路附近的地方，管理一个小仓库。公私合营之后，他的定息是两千多块钱，分期付给我父亲。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有66块钱，我母亲没有工作。

整理者：您觉得拿66块工资的时候，您家的生活水平比起解放前如何呢？

俞昌泰：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除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外，当然是稳定了许多，不再那么动荡了。

整理者：您父亲解放之后的生活有没有很大的改变？

俞昌泰：我父亲吗，还是老样子，生活比较有规律。晚年主要是呆在家里，保养得也好，所以才能活到1989年，差点成了世纪老人。

整理者：解放前那些老师傅、老伙计都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命运如何，您知道吗？

俞昌泰：他们大多回到乡下了，也有些留在上海的。解放初，我家木行主要的、固定的人力，除了我父亲之外，还有四个人，一个是我堂兄俞开流，一个是学徒，就是俞开创，两个是师傅，这两个师傅是干体力劳动的。俞开创算是工会的积极分子，后来他转进建材店，卖水泥黄沙等。两个师傅，一个解放前曾参加过保安队，被遣送回乡，另一个不知去向了。

整理者：您家里现在是不是还留存有一些关于木行经营情况的文字资料呢？

俞昌泰：没有了，哪里还能保留到现在，都烧掉了。

整理者：太可惜了。你们在解放后，政府给你们分过房子吗？

俞昌泰：是的，国家给过我们房子。这个时候已经是五十年代初了，国家为解决城市排水困难，征用万航渡路住地建立泵站，于是全家×到愚园路1112弄20号3楼。房子挺好的，是别墅区的洋房。虽然条件好了许多，可是一层楼面里住了五六家，很多人家挤住在一起，邻里关系也较为紧张，经常发生矛盾，比如争地盘吵架等等。上下楼梯使我母亲的体能负担加重，因为我母亲是缠足的。尽管如此，她还是关心家里的每个成员，操持家务，为我父亲分忧，一如以往。常年的勤劳，使她积劳成疾，又遇到文革期间无休止的各种运动，经常胆战心惊，加重了精神的创伤，终于在1969年1月8日下午三点十分，因为高血压，动脉硬化，并发脑溢血，跌倒在家，即转同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较早的离开了人世，享年68岁，葬地祖籍西冲，与父亲同墓。与父亲的天年相比，整整差了20年。我父亲为了我们全家的安稳生活，受尽了人间辛酸，不断对外界压力的抗争，使我兄弟姐妹都能顺利成长。

整理者：你们家庭在解放前后曾经受过什么挫折没有？

俞昌泰：解放后对私营工商业者曾有过一次评议，当时分“守法户”、“基本守法户”、“违法户”和“严重违法户”四种。因为我二哥思想比较积极，经常对家里进行监督和警示，因此我们家被评为“基本守法户”。解放前，上海常有传染病发生，我的脑海里面记得最多的是伤寒和霍乱。我父亲在40年代初得过一次伤寒症，差点丧了命，我母亲就求神拜佛，结果好了起来。当时青霉素和磺胺这些消炎药的价钱都很贵，没有什么好药，当时除了伤寒、霍乱之外，肺结核也没有办法处理。我父亲生病时，以中医治疗为主，由于他自身抵抗力比较好，所以身体才恢复过来。我母亲在1952年也无故生病，全身无力，不思饮食，病了大约一年多，骨瘦如柴，遍访名医，都不得要领，全家已经为她准备了后事，据说还是经过烧香之后，才时来运转，慢慢起色的。究竟如何好起来，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不过我认为可能是思念过度的癔病造成的。现在医疗条件已经非常好，很多传染病都被控制住了，这些病在城市里不容易发生了。

整理者：您认为，现在再回忆你们全家在民国时期以及更后来时期的生活，对于你们全家而言有什么意义？同时，您认为从像你父亲这样的徽商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呢？

俞昌泰：世上的事物，总是处在不断运动之中，生死无常，命运也无常。1989年，父亲临终前就嘱咐我：“等我故世后，将骨灰盘回乡下，与你母亲放在一起，有时间常回去看看，顺便也可以到西冲走走。”可见我父亲至死也没有忘记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1989年元月十八日，我父亲在上海万航渡路1486弄19号404室病故，享年九十三岁。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才能更加合乎他老人家的意愿。我觉得，人是一种有理念和感情的动物，只有安排好他们的后事，给儿孙们作个榜样，他们也才能得到后人的尊重，这个也是我父亲和我这一辈持有的相同观点。我在1990年清明节，将父亲骨灰盒运回婺源县思口乡，与我母亲同墓。我在九十年代也经常回婺源扫墓，我们是几个兄弟姐妹轮流回乡扫墓的。在1999年，我回乡扫墓。2000年，又同家乡的亲戚商量迁坟的事情。后来在2000年9月白露节，回乡下将我父母亲的坟墓从思口乡迁回到西冲的冲头岭，也迁徙了我祖先士荣公和俊礼公的坟墓。我也在祖坟旁边为自己安排好了葬地，我在身后也会回到家乡的。

我们徽州人是讲究叶落归根的，这就是在变化很快的时代里我们所拥有的慎终追远的感情了。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我父亲的各种品质，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影响，我希望我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能够发扬徽骆驼精神，将我父亲等一代徽商的优秀品质代代相传，保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