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研究论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中国称儒商，实际上始于徽商。因徽商好儒，亦儒亦商，或先儒后商，或后儒先商，总之是商儒结合，才有了儒商之称。

但儒商并不等于徽商，儒商也不限于徽商，徽商也不都是儒商。徽商是地方区域之名，儒商却属事物性质之论。然而，是徽商创造了儒商，并形成儒商精神，融入传统文化之中。

一、明代徽商的崛起1

中国的儒商现象，是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思想思想，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体，对社会生活发生了支配作用，而影响甚至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在先秦时代不过是诸子学派之一，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才被定为一尊。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这程中，儒家学说虽然也经受到佛道二家的挑战冲击，形成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局面，但儒家学说仍然不失为历朝治国理政的根本。尤其是儒学在与佛道二教的论争、融合与会通中，吸收了佛道二家折理与思辨精神，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局面。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成为官方哲学。经过统治阶级的强化与长期熏陶，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业儒，成为读书士子进入官场的本途径，于是，崇儒成为浓厚的文化氛围，社会儒化心理自然成为时尚的追求。

自汉以下，儒士、儒臣、儒生、儒史、儒吏、儒将、儒相、儒医等概念相继出现，这些概念不仅标明身份，而且不无矜夸的意味。《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官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江淹《孙x墓铭》赞扬他“体兼迁、云，学备儒史”。苏轼有诗盛称儒将之兴：“联翩出儒将，岂惟十朱轮。”刘因《张燕公读书堂》也说：“济济唐开元，儒臣相伯促。”洪迈《夷坚甲志》也提到：“有祁人谢与权，世为儒医。”这期间，惟独儒商的概念出现最晚，不仅清康熙时所编纂的类书《佩文韵府》中未收此辞条，《辞源》《辞海》中也未曾收录。这原因，最主要的是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学说，长期以来坚持以“足食之本在农”、地方官“以劝农为职”，并不把商业看成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商人的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极为低下，儒人学士既不屑为之，也就难以载入正史，只是在稗官司野史或小说家言中偶有提及而已。

明代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经济者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银差、力差及各种土贡、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近使生产者不得不出售部分农产品以获得货币来交纳赋税，这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中化的发展，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了观念的变化。嘉靖、万历期间，张居正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1]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2]在这种时代条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商业的发展是不方而喻的。

徽州商人就是在个时代条件下应运而兴的。

徽州自古以来，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只好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求自保。《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3]。所以顾炎武说：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4]。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在徽州，不仅是贫无立锥的农民，义无反顾地外出经商；就是一些家有资产的富户或士大夫之家，也发现经商致富的迅捷，而对投资经商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林西仲说：在徽州，“民有资产者，多商于外，其在籍之人，强半无立锥”[5]。归有光也说：徽州地区“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6]。可见，徽人经商，又是千百年民情风俗、濡染积习所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徽州人世世代代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培养了勤劳俭朴的品格。长期的经商，使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经商经验。而朱文公阙里的文化熏陶，更为他们商业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选择经营地点，确立经营方向，尤其是权衡经营利弊，形成商业信誉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智慧和成熟。徽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其东北达于金陵、扬州等商业、盐业极为发达的城市，其西与瓷都 景德镇接壤，闽赣各地的茶叶、木材及瓷器，取给都很便利。其东连接苏、杭太湖流域，纺织、丝绸极为发达。江南一带的粮食、棉花、铁矿可通过长江水路，销往全国各地。徽州商从充分考虑和利用了优裕的地理位置，在江南各地的大小城市或商或贾，经营范围广及丝绸、棉花、染料、棉布、粮食、木材、食盐、铁器等多方面，而以“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7]。其中又尢以当铺为活跃，《嘉兴县志》有载：“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每以质库自润”[8]。明《神宗实录》亦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9]不仅如比，徽商还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开铁矿、染坊，歙人汪道昆《太函集》多有所载。如徽商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10]。徽商阮弼，“自芜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兹倍，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载，遍于吴、越、荆、梁、燕、鲁、齐、豫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11]。这些徽商，尽管远离故土，易地经商，却极善于经营之道，颇能运发心计。许仲元《梦异笔谈》载新安汪氏经营布匹，“设益字号于吴闾，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失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竟市。……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行天下”[12]。他们还广泛搜集商业情报，利用各种关系，谋求财利。万历年间，朝迁修乾清宫与刊宁宫，置皇家采办于江南采购木材，徽商王天俊获如此事，乃“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付，贾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13]。因而在明中叶以后，徽商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资本积累起来越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谢肇×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之大贾，“藏镪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也”[14]。徽商与晋商，成为当时闻名中国的两大商帮。而相形之下，徽商因贾而好儒，具有比晋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流行声誉。

二、徽商好儒的文化渊源与现实体现2

徽商之好儒，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新安为文公阙里，后先相望，斯文盛昌”[15]。著名的思想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上饶），历朝统治者的褒典追封为徽人好儒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徽州一地，秦属彰郡，汉属丹阳郡，建安十三年，孙权分属新都郡，晋属新安郡，隋开皇九年改置歙州，大业三年复为新安郡，唐武德年间置歙州府，宋宣和中始改为徽州，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朱熹先祖朱瑰于唐天×中奉歙州刺史陶雅命，领兵三千镇戍婺源，官制置茶院，子孙因家焉。历代繁衍，至九世而有朱熹。朱熹虽生于闽，宦于闽，而其文多自称“茶院九世孙”，又称“新安朱熹”，即不忘其旧也。朱熹两次回乡讲学授徒，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朱子之学转相授受，历朝不绝，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新安理学。朱子死后，先后有宋理宗追封信国公，绍定年间改封徽国公，淳×初诏从祀庙堂。宋度宗咸淳中诏赐婺源朱氏故居名“文公阙里”。明嘉靖间又诏婺源朱熹十一世孙朱墅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荫录勿绝”。清康熙、乾隆先后亲书“学达性天”，“道脉薪传”等匾赐歙县紫阳书院悬挂。朱熹理学对徽州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自元代起，朱子之书列为科举必读之书，天下读书士子莫不朝夕诵读。而徽州人读朱子书，则又有更为深厚的桑梓之情，他们认为：“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朱子之风传子若孙也。”[16]徽州人不仅读朱子之书，且世代敬奉朱子，无论为官、为商、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数百年来，徽州文风炽盛，人文蔚起，名家辈出，风俗淳厚。仅以婺源为例：宋以下600余年间，婺源中进士者554人，举人718人，留下了“三代四进士”、“一门十一进士”、“六部四尚书”等佳话。婺源学者著述收入四库全书的竟达170余部。在这样的地方文化氛围中，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为怪了。

徽商之好儒，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经商过程中，二是因商富裕后。在经商过程中，他们的好儒表现于自觉地用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讲求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不义之财不取也。儒家学者并不反对利，但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以公利为上。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甚而“舍生取义”。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个道，便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原则，朱熹说：“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17]徽商在商业交往或人际交往过程中，能从仁义道德出发，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尤其是不趁人之危，以黑吃黑。《婺源县志》载：尝有一粤商贩珠宝适邑。途中听得担夫欲以商瞒税诉之官，遂将珠宝寄存于婺商店主汪源家。抵城后，担夫果诉于官。经查无着，担夫受妄言之罪。珠商亦不敢返取珠宝，仓卒远逃。至芙蓉五岭间，则汪源已在树下等候多时。粤商喜出望外，欲均分以酬，汪拒之，尽数归还。后有司旌表其义，反汪源地称为“还珠里”。据志载，徽人“家居为俭啬而务蓄积，女人尤号能俭。”然而在社会之公利面前，他们往往变俭啬为慷慨。明时，有婺源桃源乡人詹景端，经商运米四千二百石至饶。时值岁歉，民饥饿，景端尽捐其米以济，活人无数，江右人勒石铭颂其德[18]。为了社会与人民的公利，徽商能做到抛千金而不惜。

（二）讲求信、诚的商业道德。重然诺，守信用，以诚待人，以信接物。朱熹说：“诚包含有实理、诚悫两重意思”。“诚，实理也”、“诚是不欺妄底意思”，“亡诓欺诈不诚，信是个人所为之实。”[19]仁义礼智信“五性”之中 ，实有是仁，实有是义，实有是礼，实有是智，便是信。将诚信用于商业，便是要求经营者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搞假冒伪劣，不行欺骗妄诞。此正是徽商在商业活动中属守的基本原则。《江南通志.舆地志》风俗篇有谓徽州，“地杂瓯骆，性刚强，君子务为奇行高节，而羞不义。……冠冕之伦，多尚气节，矜取予，有唐风瞿瞿之意”。徽商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信誉甚高，是与他们注意自己的形象，讲求职业道德分不开的。

（三）有较敏锐的商业眼光，善把握时机，收进售出以获得高利。商场如战场，能否准确及时地把握时机，得失只在几微之间。这其中一定的文化素养起着重要的作用。徽人好读圣贤朱子书，文化素养较高，能够在风云多变的商场中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江南通志.舆地志》风俗篇载徽州“山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明休宁程镇鲁始“举宗贤数十人，俱人持三百缗合从贾于吴兴新市。……久之，业××（217）起，十人皆不资”[20]。新安汪氏经营布匹，“十年富甲诸商”。徽商们财富之所以能迅速增长，“善识低昂时取予”的决策，便是成功的奥秘。

因商富裕后，徽人的好儒表现为富而儒化，对此，这里扼要阐述几点认识：

（一）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由于历代统治者坚持重农轻商的政策，商人即使富有，政治地位仍然低下。历代科举还有规定，商人不能应试登第。到明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商人可以出钱买官捐官，商人子弟也能业儒为士，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商人或商人子弟进入官场，封建政府中就有了商业资本的代言人，在施政和执政中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徽商在富裕之后，有的花数千、数万两银子去捐个八品至五品的官衔；有的培养子弟，业儒求仕。如休宁人金声，父贾于楚，以富称，乃精心教读儒书，得中崇祯元年进士，慷慨面陈时务，崇祯为之心动。

（二）为培养子弟业儒求仕，徽商注意振兴教育。他们有的捐田府学县学，有的创办书院、私塾、义学，延揽子弟，教授儒学，形成“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之盛况。《婺源县志》载：考川胡淀，建明经书院，延四方学者，自捐田三百亩以充膳费。历十年，学者盈千人。大畈汪绍，于居室之南辟义学四友堂，教授乡里子弟；捐田三百亩以充膳费。歙人吴之录，清时置义田，设义学以教养族人。

（三）济困扶危乐施公利。徽商经营于外，赚了钱，多乐于为公益事业助资，也能于急难中济困扶危。明代婺人朱腾远经商于楚，一次道经芝城，宿旅舍，闻有邻妇哭声达旦，询之，妇告夫因被诬下狱，非千金莫能救。腾远慷慨倾囊以赠。清时，有婺商胡正炬，乾隆九年洪水骤发，河中溺者甚多，正炬急起捐募救灾，使生者活之，死者葬之。俞履绥与继妻程氏一生乐善好施，皖北水灾，捐洋1500元；始兴修路，潮州风灾，各捐洋数百元；日本地震捐洋1500元，县内修路建桥，莫不乐为资助。民初，婺人因经商谋事外埠，有丧必运柩返乡，县人程述卿等首倡，各商埠会馆大力支持，募捐集资数千银元，建“以妥堂旅榇所”，使旅外殁者有返乡之费和停柩之所。

三、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3

徽商崛起于明清，衰落于清末，历时四五百年而走完了他们的历程。徽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所积淀于社会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徽商传统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并非都是有用的东西，徽商遍布各地的祠堂及帮会组织，在当时也许发生过积极作用，今天却没有存在的价值。徽商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采用的种种不正当手段，在今天也毫无借鉴意义。徽商作为儒商的主体，它的精神价值是由徽州商人共同创造的，代表了他们的社会存在的本质力量和根本性特征的东西。具体而言，我以为有如下四方面：

（一）以信、诚为核心内容的商业道德。信是个人所为之实，就是讲信誉、守信用。孔子说：“君子言必信，信必果。”要求人们讲真话，办实事，答应了的事，签订了契约合同，即使出现意外情况，也要全力以赴，实施兑现。诚就是不欺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徽商的信、诚精神，对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值得弘扬。市场经济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法制经济，是建立在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基础上的法制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是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在具有二千多年封建人治传统的国度里，它所遭受的最大障碍，就是人们法制观念的普遍低下。近几年，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泛滥，商业欺骗手段花样百出，除了加强法制建设之外，内在的道德教育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儒家教化学说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就在于在实施教化过程中，把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这方面，徽商自觉地以儒家道德观念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把信、诚作为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无疑地为商业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弘扬信、诚的职业道德，建立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下正常的商业秩序，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二）要弘扬儒商精神，就要从历史上贾儒结合的模式中，悟出其在今天的表现形式，即造就新一代具有相当思想理论素质和专业技术造诣的商业工作者，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熟悉国情、熟悉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能正确地处理好商业工作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做好创造性的工作。韩国学者尹丝淳曾指出：儒学特别重视对知识的探求，儒学理论中强调探究合理、实践伦理、重视理性，这是促进儒教圈近代产业化的巨大潜力[21]。西方一些著名学者认为，要想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必须到孔子那里寻求智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原理三者结合起来，挖掘民族内在的巨大潜力，解决并处理好初级阶段的种种弊端，这些都需要我们的商业工作者，公司、企业的领导者、管理者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

（三）弘扬儒商精神，就要学习徽商实践孔子“富而后教”的观念，注重人才投资，振兴教育事业。

（四）弘扬儒商精神，就要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已任的观念，发展慈善与公益事业，济困扶危，赈饥救灾。徽商的可贵之处，是他们的慈善与会益事业不只是关注自己的乡里与亲友，而是全社会的。这正是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已任”观念的具体实践。

徽商创造了儒商精神，数百年来，儒商精神又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今天，我们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能忽视儒商精神留给后人的文化价值。

注释：

[1]《张文忠公集》，卷8，《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2]《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3][15]《四库全书》，史部265卷，《江南通志》，卷2。

[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9册引。

[5]林西仲：《挹奎楼选稿》，卷1，《劝当议》。

[6]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3，《白诽程翁八十寿序》。

[7]陈去病：《五石脂》。

[8]见《嘉兴县志》，卷32。

[9]见《神宗实录.万历》，卷434。

[10]《太函集》，卷47，《海阳新溪朱处士墓志铭》。

[11]同上，卷35，《明赐级阮公弼传》。

[12]《梦异笔谈》，卷3，《布利》。

[13]陈眉公：《各宫纪事》。

[14]《五杂俎》，卷4。

[16]清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序》。

[17]《论语集注》，卷2。

[18]《婺源县志》。

[19]《朱子语类》，卷6。

[20]参见新版《婺源县志》，第29章，《风尚习俗》。

[21]尹丝淳：《儒教与社会发展》，《光明日报》，1994年9月19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