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对官场学问的影响

穷不丢书 富不丢猪 桐城派虽是文章流派，但因其长时间地成为清代的文章时尚，其影响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清朝思想文化的主体 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崛起于清康熙初年，衰微于民国初年，延绵二三百年。主要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姚莹等都是桐城人，世人便将他们和追随他们的作家群称为“桐城派”。

桐城派尊崇程、朱道统，宗秦汉及唐宋八大家散文，创立门户，自成体系，形成一套完整的文章理论。先后吸附散文作家1200余人，留下了2000余种传世之作。

在桐城有很多这些桐城派作家的典故。戴名世即是一位。他在清朝的一起文字狱“南山集”案中被杀。他是个潇洒不羁的人，文章更是潇洒。曾经名动京师，坊间争相刊刻其文章，直闹到洛阳纸贵的地步。戴名世自幼聪慧，被称为神童。年轻时去河墅主人潘木崖先生家借书。潘爱书如命，不肯借出，只答应晚上在家里看。戴名世要了一箱书，是几十卷的秦汉史。第二天天刚亮，就向潘先生告辞，说那些书都看完了。木崖先生惊诧，便抽出其中几卷考校，戴名世都对答如流。木崖先生感慨：“真是一目十行啊！”戴名世年轻时就考了贡生，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大小也是个七品官儿，但他没要，先四处漫游，然后当教书先生。还将教书所得的银子，拿出一部分在家乡的孔城河上修了七座桥。这七座桥现在还在那条河上，给了百姓们不少方便。在桐城，有关戴名世的传说很多，说他本来就是文曲星下界，在京城被杀之后，灵魂就返回天上，还做他的文曲星去了。

桐城派后期重要人物吴汝纶，是位著名教育家，受清廷之命考察日本教育回国之后，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后于1902年又在家乡创办了桐城中学。吴汝纶认为只有教育强国，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他亲手为桐城中学题写“勉成国器”的校匾，以及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勉励学生们努力学习，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现楹联和校匾都珍藏在半山阁内。桐城中学名气很大，出了大量人才，黄镇、朱光潜等都曾在此读书。

桐城派虽是文章流派，但因其影响广大，遍及全国，且时间延续较长，长时间地成为清代的文章时尚，加上众多高官、名流参与，其影响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清朝思想文化的主体。作为比较特别的历史现象，其作用当然不可小看。 桐城是“桐城派”发祥地，现存的历史鳞爪更多的还是其留下的潜在的影响，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桐城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桐城崇文重教，且民风节俭，民间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俗语。是说家里再穷，哪怕揭不开锅，也要想尽办法让子女读书。家里再富，也要勤俭。

桐城人十分看重读书，过去是读书求功名，清代就有近300名进士，出身贫寒的官员也大有人在。清乾隆年间，刘统勋弹劾张廷玉的奏章上就有“（桐城）张、姚二姓，几占（大清）半部缙绅录”的话。改革开放之前的贫穷年代，有不少人家节衣缩食供孩子上大学。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美德传承，桐城人一般都比较敬业和清廉。清朝的时候，大学士张英、张廷玉父子，辅佐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端恪、清廉，让皇上不只一次夸赞他们有古大臣之风。还有许多官员也都清廉自律，俸银不够，有些还靠家里的地产贴补用度。直至今日，桐城人为官也少有贪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