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家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的关系

中华文明有着独一无二的延续性。中华五千年文化之所以能够继往开来，脉流绵长，有赖于我们的先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传承不衰。

而中华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弦歌不辍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传统礼乐道德文化的特性所致，而礼乐文化的载体，则又与中华民族那源远流长的家族式文化承载体系密不可分的。中国人的特点是聚族而居，中国文化的传承除了国家的倡导外，主要是靠家族文化的力量。本姓本氏的长辈们，把他们平生日积月累的经验、对世界的认识，特别是他们的思想，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成为下一代生存的理念。这也成为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的一个基本动力。中国人最注重的所谓“孝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无改于父道”，不过如此。

作为人，谁都不会愿意否定自己，也都会对自己的长辈有一种特殊的尊敬，神秘的先人是怎样排除千难万险，使血胤承继的？后人对前人总是有一份敬畏，总是自豪地讲出祖先中曾经出现过什么什么大人物，衮衮华胄，也许一推就能推到古代哪位圣贤头上，历年流传下来家谱，也可谓汗牛充栋，巍为奇观。谱系学在中外都是门大学问。一个家族或氏族，重修家谱的时候，一定是家族中难得一见的盛事。

而纂集家族中先贤的著作为一丛书，来炫耀自己家族中先辈的荣光，为后世树立道德、行为、观念上的准则的做法，则是迟到明清才出现，其早者如明万历时吴县的王永熙曾经把他祖父工鏊、父亲王禹声的笔迹合为一编，出版了《震泽王先生别集》，一直到1921年，还为十数世后的王姓家族重刊。其人者如清光绪时方吕翰编的《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收录了桐城方氏从方学渐到方张登共七代人的文集笔记，正当时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而今天范曾先生整理上溯十二代先祖诗文集，出版了丛书《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收集了南通范氏家族从明朝万历时的范应龙至当代范曾共十三代二十一人的诗文集，这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前无古人的一件盛事。

实际上，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历代家族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中华礼仪之邦，五千年文化创造了无数世代簪缨，他们的繁盛，他们的优雅，他们的富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但仔细品味，又用多少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呢，只余断壁残垣、浮碑剩碣供人凭吊罢了。孟子早就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民间亦有“富庶不过三代”的说法。提起世家大族，中国人总忘不了的代表魏晋风流的王谢家族，但实际上他们也早已成为陈迹。王谢作为政治家族，琅琊王氏从三国时的大孝子帝师王祥与晋光禄大夫王览兄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到第十一代王胄入隋后被杀；谢氏家族从晋镇西将军谢尚至陈招远将军谢贞，也经历了十一代，随着政治舞台的变化，他们被急速地湮没了，正如辛弃疾所歌唱的：“舞榭楼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那些至今还有影响的世家大族，能往上推衍到宋末已经算是相当古老的了。他们大多崛起于明清，经历了近代中国的百年战乱后，社会的几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能繁衍至今者，已属不易，许多过去的世家大姓今天不过是传承不绝如缕，或已默默无闻。这与中国文化百余年的走向轨迹是重合白。

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能留下痕迹的那些传统的世家大族，在明清以前，一般都是与政治势力分不开的，世代为官做宦是这类家族的典型特征，我们可称之为政治望族。金日磾九世公侯，王与马共坐天下，为其登峰造极者。但这种政治望族有一致命弱点，在社会大动乱的危难之际，在改朝换代的当口，他们很容易成为首要打击目标，随着某些社会势力、政治势力的衰亡而衰亡。就是在社会安靖、天下太平之日，也有可能因为朝中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遭到飞来横祸，成为皇帝万岁爷发起怒来要“灭门九族”的对象。《红楼梦》所描写从“烈火烹油”，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贾家盛衰史，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是文化的占有者和享受者，但在社会动乱，文明受到威胁的时候，往往也是他们自己身家性命都难保的时候，何来文化的保存与继承?平时他们是高高在上，坐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但一朝来日大难，或社会结构坍塌，他们的生存能力与自我保护能力都非常有限，东晋末孙恩起义，那些揽尽风流的王谢世家子弟们竟一家家活活等着饿死，而他们所占有的那一部分文化，也会因之失传。

另一类世家大族，则是被称为文化望族。从明代中叶开始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江南，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商业资本的兴起，伦理观念的改变，带动了社会的富足，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富裕阶层。并一代代传下来。他们不代表某一政治势力，但他们的子弟也是学而优则仕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出仕则为“雅吏”，无官则称“市稳”，优裕的生活，使得他们有余力、有闲暇把读书作文发扬文化作为人生的目的。薛凤昌在《吴江叶氏诗录》中给这类名门望族制定的标准是：“一世其官，二世其科，三世其学。”然后才能加入文化望族的行列。其实，成为文化望族还应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得有钱!有了钱才能“一怒辞官去”，才能“诗酒傲公侯”，才能优游林下一步，他们广结文社，赋诗作文，他们筑藏书楼，他们养戏子，修园子，聘厨子。从昆曲到园林艺术，从饮食文化到书画艺术，中国文化中的那份幽雅，那份华美，那份韵致，是与他们的天才和财富分不开的。就吴江县而言，沈氏家族从沈壕开始，数代雅好昆曲，竞形成了戏曲史上赫赫有名的吴江派；与其联姻的叶氏家族，从叶绍袁到叶燮，家中男男女女十数人，都是诗人、文学家、戏曲家，文化素质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这种世家大族在所有的家族文化专著中都处于被评功摆好的位置，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最有力的传承者、创造者与发扬光大者。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这样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在家族文化中这一类家族无疑是耀眼的、闪光的。由于他们以传承文化为己任，以至遇到异族入侵等文明冲突时，他们是反抗的最激烈者；但社会变革到来时，由于他们秉承的先辈文化积淀太多，往往处于保守一方，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以至在社会冲突中灭亡。而文化的品位与异化，也导致这类文化家族的传承难以达到数代以上。就是能够接连传承，因为这类家庭的文化根基是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上，一旦家道中落，往往家族文化难以为继。明末清初和近代中国近百年的战乱，是两次社会财富的较大重新分配过程，在这期间，几乎所用的文化望族都遭受了灭顶之灾，难以幸免。就是一些能重振家声的望族，与当初的繁盛相比真是天渊之别。吴江沈、叶两大文化家族在明清易代之机都因反抗异族侵略者而式微了，沈家最有才华的沈自炳、沈自駉兄弟为抗清奔走，最后献出自己的生命，也累及家族。叶绍袁率五子出家为僧，园林庭院全为弃置。数年后叶绍袁的女儿叶小纨经过废弃的家园曾伤心地吟唱：“旧日园林残梦里，空庭闲步徘徊……韶光一瞬最堪哀”（《闺秀词钞》卷一，叶小纨《临江仙·经东园故居》）。大乱过后的沈叶两家后人，不再有乃祖的文化氛围，沈家后人还在养戏子，筑园子，但已无早年吴江先人之韵致，后人仅以恶俗评之。叶家则世代为农，直到乾隆时五世孙叶恒椿才薄有积蓄，想起重刻先人叶绍袁的文集《午梦堂集》，缅怀那曾经逝去的辉煌，可是整个叶氏家族再也找不到一部《午梦堂集》全帙，不得已只刻了《全集》的三分之二出版，更令人骇怪的是，这个版本鲁鱼亥豕之处不胜其多，不止于刻串行甚至刻颠倒了整页。文化继承到了这个地步还能说什么呢？

实际上，中国文化的家族式传承者，应该另有其人，我们姑且称之为精神望族。他们才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中坚。这类家族的主要特点，洪亮吉在《开沙于氏族谱序》中归纳成：以功德显，以文章著，以孝友称三个标准（见《更生斋文甲集》卷二）。功德即事功，主要指做人是否德高望重，是否热心乡里公益事业；文章则不仅指信笔为文，更指广泛的精神文化修养，当然也包括参加科举考试。孝友作为道德范畴，指能够妥善处理家族内部上上下下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家族是否团结稳固。这类家族既没有政治望族的势，也没有文化望族的名气，更不是“代有达人，名硕相望”（左辅《毗陵恽氏家乘序》）。他们大都生活在乡村和小城镇，出仕或许能做一任地方官，退则躬耕垄亩，安贫乐道，子孙世世繁衍不绝。但这类家族，把坚守道德规范作为人生最大信条，以忠孝节义为人生追求目标，以礼义廉耻为做人做事准则。他们对道德操守的追求，超过对物质享受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耕读并重，平安度日，守成为本。他们可能经济状况不佳，但却能贫贱自守，后人往往能恪守先辈遗训，保持家风不坠。家族中数代文化积累，偶然会出现一位在文化思想上有突山贡献的人物，后人往往能克绍箕裘，发扬光大。中国文化能传承至今，实赖这些家族从精神上执掌着中国文化的传承锁匙。

在古代徽州，这样的家族的大量存在，构成了徽州文化的主体部分。论及徽商，研究者多谈到他们在明清两朝商品市场上的活跃及执牛耳的地位，而没有看到他们在传承中国文化上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徽州谚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些辛劳于大江南北的商贾们，大多数是在十三四岁离开私塾走向世界的，在他们在走向世界之前，从五六岁开始的私塾教育，已使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芽灌输在他们的心底，而中华传统道德观，也成为他们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徽商吴士东在苏州闾门外开店，太平军攻陷苏州，商贾纷纷关上店门四处逃散。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商人满载丝棉织品的货船驶进了苏州城。但是以前的老主顾不少都弃店而逃。走投无路的江西商人把货物屯进了吴士东的小店。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吴士东东奔西走，把江西商人的货物批发给各地的商家。世道太平了，吴士东碰到再次采苏州的江西商人，首先的一件事情，便是将货款交到他手上。这样的诚信，是中华文化至大至美的体现，也是他们从小接受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果。

在“贾而好儒”的社会意识熏陶下，绝大多数徽商的最后归宿都是重返乡里，以耕读课子了其一生。经营得法者可能是大起家宅，终老田园，优游林下，经营不得法者可能督促儿孙进入下一个循环，但这不过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另一形式。发达者往往督促儿孙读书上进，力求为官为宦，未发达者也会在财力允许下督促儿孙读书上进，力图摆脱自身的命运。在改换商人门庭、成为小官吏家庭的徽商后代中出现过胡适那样的中国文化巨人，而东奔西走的徽州商人群里也出现了戴震那样的文化骄子，殊途同归，都显示出他们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极大认同。

一个文化的传承，不能靠几个点支撑，它需要一个广泛的基础，徽商的辛勤劳作，恰恰为中华文化在徽州的传承提供了坚实广泛的基础。由于懂文化、爱慕文化的徽商的文化需求，在徽州形成了一个高品质高层次的文化市场，而它的基础，则是有文化品味的徽州百姓。于是，有了徽州书院的繁荣，有了徽州版刻图书的繁荣，有了徽州笔墨纸砚的繁荣，有了徽州新安画派的繁荣。再加上“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社会风气，徽州6000余座宗族祠堂带给人们的家族凝聚力，家族丛书与族谱的出版带来的家族文化的发扬光大，造成了徽州文化独步东南的态势。徽商拉动了徽州经济文化的起飞，同时也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今天，注意徽州文化的传承发展，恢复、唤起积淀在徽州民众心中的文化意识，发扬光大徽州文化，是促进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工作，各位热爱徽州文化的同仁，相信一定能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