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溪汪静之的“五四”情诗

1922年8月，二十岁的汪静之以一本薄薄的诗集《蕙的风》飙入文坛，短期内加印四次，销量两万余（仅次于《尝试集》、《女神》），令他人惊羡。确实，在五四新文学那么多风云人物中，还真就数汪静之成名年龄最轻、成名经历最易，来得最不可思议。

不熟悉那一段文学史的年轻人，认为《蕙的风》风格老式，直白发露，无藏无掖，何美之有？几乎所有现代文学教师都曾面临学生这样的诘问：“老师，这样的作品到底有啥好？好在啥地方？”就像胡适的《终身人事》，如今一个喜爱文学的高中生都能写的作品，何以就能进入文学史呢？湖畔诗社研究专家贺圣谟先生在他的《论湖畔诗社》后记中，就记录了这样的学生提问。当然，如不完整地了解那一段文学史，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叫“第一”的魅力，就不可能理解汪诗“创新”的价值。今天几乎人人会写的新诗，在当时却是创新；今天无奇无鲜的自由恋爱，在当时却是风险甚大的“冲破封建礼教”，甚至被斥为“轻薄堕落”、“兽性冲动”的行为。言前人所未言或不敢言，又采用了朝气新颖的白话形式，心想手写，又带着古典诗歌的功底，如此这般，从思想价值内涵到艺术表现形式，汪静之的情诗正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内核，才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车站，成为今天仍然值得回眸凝视的一个坐标。

五四时期不仅政治思想“王纲解纽”，文化领域亦处于新旧交替的急遽转型期。谁能够顺迎时代需求，用新诗大胆唱出活泼自由的爱情，谁就成为最耀眼的“第一”。而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之所以让汪静之“幸运地”逮去，这位年轻的中师生之所以能写出敞胸放胆的《蕙的风》，确是机缘巧合：自幼放纵宽容的家庭教育、同乡胡适的鼓励支持、恰逢其时的恋爱经历，更重要的还是自身的长期准备。评家有曰：汪静之的成名得益于生理与心理恰逢其时的双重成熟，并且拥有一连串眼花缭乱却适逢其时的恋爱。《蕙的风》便是其中一场并不成功的恋爱结晶：汪静之与湘女傅慧贞（杭女师三号美女）已经山盟海誓，因女家棒打鸳鸯而分手，《蕙的风》是写给傅的情诗，蕙慧谐音。

汪静之在进入浙江一师以前，上了八年私塾，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唐诗三百首》，一直读到“四书”、“五经”，非常熟悉古典诗歌与韵律。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偏爱诗歌，与“小姑姑”曹珮声多年磨习诗歌，常常通宵达旦，十二岁即开始学习写诗，可谓诗心聪慧，久钟缪斯。在进入浙江一师以前，汪静之已具备了相当的写作能力，诗文俱佳，故而在数学、常识、英语皆交白卷的情况，凭一篇上佳作文得语文老师力争，浙江一师才勉强破格录取。

在浙江一师的开放风气下，他接触到五四新潮，又正好情窦初开，数度深陷恋爱之中，这才写出活蹦乱跳激情四溅的情诗。从客观方面，汪静之大胆直剖的情诗既符合当时自由开放的时代思潮，又顺应了由文言律、绝转入白话新诗审美风格的转变。所以，既可以说是时代青睐了汪静之，也可以说，汪静之符合了时代的需求。

汪静之在进入一师前，十五岁上就已经在家里对“小姑姑”曹珮声产生初恋，并因曹珮声上了杭州省立女子师范，追随至杭，报考浙江一师。说来不信，身量甚矮的汪静之，凭着情诗之力，居然极有桃花运。曹珮声此时已遵父母之命与他人成婚，怀着歉意，竭行弥补，将杭州女师第一至第八美女逐一介绍给静之，从高到低，每周一位。这曹珮声也甚了得，乃胡适三嫂之妹，后为胡适情人。1923年暑假，曹珮声与胡适在杭州南高峰烟霞洞同居三月，怀下身孕，胡适答应与发妻离婚。不料，胡妻江冬秀以死相拼，并威胁要带上两个孩子一并了断，胡适方寸大乱，只得回断曹珮声。曹万念俱灰，上峨嵋削发为尼，留美的二哥赶上峨嵋，劝其下山赴美求学，归国后执鞭教坛，终身未再嫁。到“文革”时因与胡适的这段恋情，大吃苦头，悄然返乡。

五四一代不仅敢爱而且敢写，不仅敢写而且还敢拿出来发表，敢于让全世界都知道，甚至唯恐别人不知。我们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则连想都不敢想。青年时代的我们不崇敬爱情，也不知道什么叫爱情，爱情只是一个贬义词——“乱搞男女关系”。用不着别人来制止，自己在内心就已经将爱情与肮脏的性划了等号，早早在灵魂深处枪毙了这“低级趣味”。不等别人来呵斥，就已经不会为爱情而歌唱了。政治高压之下，我们这一代谁还能为爱情而激动呢？我们这一代谁还会真正为个人的情感放声歌唱呢﹖从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多年里，一句“个人主义”的贬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诚然，五四时期的自由恋爱也不怎么自由，严密看管女儿以免败坏家风，也是家长之大防，杭州女师对学生恋爱亦明令禁止，训育主任甚至可以“公”拆女生信件。但较之我们这一代的政治高压，他们那时也就不算什么了。女师训育主任见全校“第一优生”一天之内收到十三封信，且笔迹相同，便拆开查看，原来“第一优生”已经与人有了关系！照例必须开除，但因是“第一优生”，网开一面，留校改过。

汪静之一生童真，率性而为。八十多岁还会跨骑凭栏，两腿垂然摇晃，浑然一个老顽童，更为难得的是汪静之一生爱诗写诗。上了九十岁，他住在医院里，爱心依然不减，痴恋如花，一再表示要将情诗进行到底，“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96年6月，将写于六十年前的诗体恋爱史编成一本《六美缘》（与六位女性），公开发表。终身童真、终身写诗，而且还是情诗，实在太难了，实在是一场漫长的心灵煎熬，得忍受多少清贫困苦与世俗讥刺，尤其在二十世纪大悲大难的中国。我本人不到三十岁就顶不住了，早早就向诗歌告别，因为，我无法保持诗人所需要的纯洁与童真，无法面对苦难保持乐观。回眸二十世纪百年文学史，汪静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纯洁的童真诗人。汪静之的情诗，就是放到今天，仍然有大胆自由的一面，仍然能唤起读者内心来自各个侧面的深深感叹。将个人的恋爱史嵌入文学史——《蕙的风》、《六美缘》、《漪漪讯——汪静之情书》，汪静之算是将自己的爱情彻底贡献给文学。

相形之下，我们这一代没有情诗，缺少情诗湿润的濡染，我们这一代也就缺失了爱，缺失了宽厚的恕道，只剩下冰冷坚硬的恨。思维方式上，我们这一代就很容易滑入对立式思维，价值观念很容易倒向偏激的一元化，言行举止很容易沦为破坏发泄。因此，我们这一代才最终成为思想褊狭“痛下杀手”的红卫兵，才成为“杀杀杀”的革命小将，整个社会才会爆发无谓而惨烈的武斗。最终，我们这一代必然沦为无知愚蠢的一代。

失去童真、失去情诗，事实上也就等于失去宽容与亲和，整个社会来自良性一翼的柔和的润滑力大幅降低，人们容易形成互仇心理，最后演化为仇视思维，似乎生活中到处是不可忍受的缺陷，没有什么值得珍视与保留的美好之处，必须坚持残酷斗争，必须保持对现实的仇视，必须与旧世界彻底决裂，只有未来才值得珍视与向往。而且，这种残酷的仇恨心态还是最最宝贵的“革命坚定性”。

因此，从社会总体效应角度，情诗的作用不容小觑。爱情能够使人温和，爱情能够使人宽容，爱情容易使人看到自身的缺点，爱情容易使人保持纯洁童真。当然，爱情还能够提高生命的质量，能够使人长寿……汪静之在他最后一本诗集《六美缘》的自序中说：“爱情诗最能培养夫妻爱情，爱情诗最能增进夫妻幸福，因而最能安定家庭，进而也最能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因为如此，孔圣人把‘国风’爱情诗编在最重要的经典‘五经’之首中之首。圣人最重视诗教，诗教首先教的是爱情诗。爱情诗是经国之大业。”纯洁的情诗确实可从整体上成为社会矛盾的减弱器，起着保持社会整体平衡的远端效应。这一点，在过去却为我们长期忽视或无视。无论如何，播撒温湿的爱总比种植阴冷的恨更有利于社会融洽吧？

1990年初，汪搬入杭州曙光新村一楼公寓，某日傍晚，楼上倒下一盆水，将老人全身浇湿，汪冲着楼上喊了一嗓子：“什么人倒水？真缺德！”晚饭后，沉默许久的老人要秘书上楼逐户打听谁家泼的水，不为问罪而为道歉！老人认为楼上那户人家因天黑没看清天井有人，不是有意为之的错误，不应怪罪，所以他要为自己骂了人家而道歉。秘书认为于理不合，未去打听。翌日清晨，老人将写在宣纸上的道歉信贴在楼梯口。

当然，汪诗还可从反面提供一些借鉴，如无边无际过于宽泛的“博爱主义”。他在诗歌中居然要求岳庙里的岳飞怜释跪囚的秦桧、请求“我们都是伴侣”的蚊子松嘴和解，这些说明汪静之思想确实存在过于幼稚的一面。五四知识分子思想十分杂芜，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尚未在他们头脑中得到确立。此外，汪诗终究只是新诗初期的一个车站，过于直白发露的表现手法只能说明新诗发萌期的幼稚脆弱，对韵律的漠视也破坏了诗歌的基本规律，提醒我们必须尊重诗歌的音乐性。

综上所述，汪静之的五四情诗，不仅作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解放与艺术革新的重要一环，成为五四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具有校准现实唤起思考的当下作用。从这些意义上，似乎已经走远了的汪静之，仍然还在静静地放射出光芒，放射出能够照亮今天的光芒。

1920至1930年代，汪静之辗转于鄂皖鲁冀沪宁杭等地执教，二十岁就当上了教授。不过，诗人汪静之的文章似乎不行，所授的国文课颇引非议。浙江一师同窗、时任暨南初中部主任的曹聚仁说：“他教国文，实在糟得太不成话。一篇应该教一个星期的课文，他就在四十分钟教完了。无可奈何，他就说些文坛掌故来填补……我就当面对他说：‘假如我是校长的话，决不请像你这样的诗人来教国文。你这样的教法，真是误人子弟！”〔1〕抗战期间，汪静之先赴粤任中央军校四分校国文教官，后随校迁广西宜山，再迁贵州独山。1942年，因经济困难，两月无肉，拒绝重庆川大教授约聘（因只能吃素），做酿酒生意。1945年，与人合伙开小饭馆，亲自跑堂。抗战胜利后，先后执教于徐州江苏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1952年，汪静之投靠冯雪峰，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54年因与顶头上司聂绀弩不合，改为特约编辑，停发工资。1965年转入中国作协为专业作家，每月领取创作津贴一百二十元，因不受单位管束而相对自由。

汪静之反右时之所以成为“漏网之鱼”，实乃“反党言论”仅为两次之故。当时的中国作协领导邵荃麟、郭小川告诉他“划右标准”——解放前后若各有一次反党言论，便划右；如解放前没有，解放后有三次，也划右。鸣放期间，汪静之在中国作协、人民日报社两次会议上抱怨作家待遇太低，每月仅一百二十元创作津贴，不满意；文化部召集的一次会，由于汪静之不愿再说一遍同样的话，故只有两次“放毒”，未能达标。汪静之晚年庆幸：“如果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或者复旦，我一定会有三次发牢骚的机会。”〔2〕

“文革”前夕被打发回杭，直到1979年，浙江作协才知道汪静之隐居杭州。“文革”中，汪静之奇迹般的成为未受任何冲击批斗的五四老人。“幸亏自己远离政治，半做隐士，才苟活性命于乱世”〔3〕。1975年办理退休手续，月收入降至八十四元，老伴又无收入，晚年生活十分拮据，衣服破旧不堪，购食必定寻求最低价，晚上只用一支八瓦的日光灯，凡有空白的包装纸（包括牙膏盒、药盒），都收集用作草稿，三十年未订报纸。但一直很用功，立有“四不”公开声明：不向外透露住址、不接受会议邀请、不签名题字、不接待来信来访。宅门贴有一条：“谈话不得超过十分钟。”

直至1979年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四届文代会，“解放后其他所有文代会都没有要我去，很明显是因为我是雪峰的朋友”〔4〕，汪静之晚年认为一生有三位恩人：胡适之（得到最初的鼓励）、鲁迅（得到扶持与保护）、叶圣陶（告知可出版诗集）。

1993年，汪静之九十一岁，一生思想纯简的他在自述中反省：“现在我觉得我向来也是极左，认为胡适之太反动，其实他只是反对独裁，主张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