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村实属安徽贵池(二)

汾阳到底有无杏花村？《杏花村里酒如泉》书中没有明确的回答，且说法不一。一说，“不知什么时候，山洪暴发，直下杏花村，千万株杏树被冲毁了……从此杏花村里无杏花。”(5)二说，“申明亭，就是今天吕梁地区汾阳县城东北30里的杏花村。古代民谣唱的‘汾州府，汾阳城，离城三十杏花村’。”(6)三说，“故事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杏花村绿柳千丛，红杏万株，远近的人们都称它叫‘杏花坞’。”(7)四说，“汾阳县城东北三十五里有永安镇……旧称郭栅镇，离杏花村东堡仅二里，实际上就是杏花村。”(8)五说，清代的多种版本《汾阳县志》有“尽善村，离城三十里”、“离城二十五里曰尽善村”。解放以后比较早期出版的《山西地图》上，也大多标名“尽善村”。据说，这是李闯王“倚马立书，尽善尽美”后，杏花村更名“尽善村”。(9)针对上述种种说法，笔者翻阅清乾隆《汾阳县志》，在“疆域”卷中查无杏花村。在地图出版社1957年7月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中的“山西省”图上，在汾阳东北只有冀村和罗城，既无杏花村，也没有尽善村。该地图在封底注明，此图是“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笔者注：即1935年上海《申报》刊本8开《中华民国新地图》）绘制的”；“国内行政区划资料截止期1957年3月”。据此，可以肯定地认为：1957年7月以前，在地图上没有山西汾阳杏花村。在古代的山西各级方志上也查无汾阳县有杏花村的文字记载，至于“尽善村”何时更名为“杏花村”，该书也未作说明。

汾阳是否“清明时节雨纷纷”？回答是否定的。对地处黄土高原东部的山西省来说，无论是近现代，还是1000多年前的唐代，都改变不了高原的地理现实。即，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在海拔1000米左右，东部和南部又为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环绕，太行山脉耸峙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阻隔了东南方向海洋暖湿气流进入太行山以西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与华北同纬度各地相比更为干寒。山西“年平均降水量从北往南由330毫米增至600毫米……夏季占全年降水量的60%以上，多暴雨。春季降水较少，常形成春旱”。(10)新编《山西通志》九卷六页上统计称：山西“平均每10年约有6-9年发生春旱”。汾阳在桑干河、芦芽山、湫水河一线以南，汾河下游盆地以北的汾河中游，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年均降水“只有467毫米”。(11)“气候暖迟而早寒”，“清明时节草不青”。(12)而《杏花村里酒如泉》书中却认为，“杜牧《清明》诗所写景物，完全符合这里的实际情况”。并例举唐韦应物《送汾城王主簿》诗和两首明人诗作，以及1960年谢觉哉老人参观汾酒厂的题诗，说明“清明前后，汾阳地区依然不乏‘雨纷纷’”。从《送汾城王主簿》诗的内容看，汾城并不是汾阳。汾城地处汾河下游盆地，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而汾阳地处汾城以北的汾河中游地区，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该诗所云“禁钟春雨细，宫树野烟和”，描述的是京城长安皇城内的气候、物候，并不是写汾城春景，更不能说明汾阳“春雨细”、“野烟和”。至于谢觉哉的《一九六○年五月五日游杏花村国营汾酒厂竟日雨中题》诗中的“莺飞草长春已暮，我来仍是雨纷纷”，也是不能证明汾阳“清明时节雨纷纷”。因为谢老题诗是在1960年5月5日，正是农历庚子年四月初十，时值“立夏”，正好距清明节一个月。这只能说明汾阳“立夏时节雨纷纷”。

杜牧是否涉足山西、到过汾阳，这是确认杜牧《清明》诗吟杏花村的关键所在。尽管该书也承认“解放前后的许多报刊杂志和出版物都谈到，除了杜牧之外，我国古代许多大诗人、大文学家如李白、杜甫、宋延清、顾炎武、傅山等人，都到过汾阳，喝过杏花村汾酒”。(13)但是，该书又认为“杜著《樊川文集·别集》中，有一首《并州道中》，就是他到过山西的明证”。并说“杜牧在《并州道中》，完全可以翻译为‘在汾阳的路上’。这就非常清楚，杜牧不仅到过山西，而且可以说到过汾阳———至少是到过离汾阳很近的地方”。(14)两位作者又在1982年9月12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杏花“汾阳说”辨》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