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人著述的特点

徽学研究同任何学科一样，离不开对文献的系统搜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程。广义的文献，既包括典籍文献即文人学者留下来的各种著述，也包括一切公私“文件”——契约文书、商业账簿、黄册、鱼鳞册乃至民间借据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徽学研究，学者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后一方面，取得了不少有份量的学术成果。而对于作为了解历史上徽州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极有资料价值的徽人著述，除对几个大家和几部名作（如《太函集》等）有所探讨外，系统的搜集和叙录，目前尚极为薄弱。本文拟对徽州文献的特点和开发利用价值略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徽州素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之称。其作为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区，在宋代已经基本形成。特别是明代以来，徽商的迅速崛起，更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和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加之除明清之交及太平天国时期两次较短时间外极少有战乱发生，文化教育事业基本上一直在一个相对承平的环境中发展，著述繁荣程度居全国前列，并有着自己的突出特点。首先是量大。我们经过对数百种公私目录、藏书志及各种版本的府县志、正史、诗文集、笔记等的仔细普查，统计出见诸著录的徽人经史子集类著作总数在6000种以上，目前存世者尚有近3000种；未见诸著录而散存于徽州民间的家刻本和散落在海外的孤本或手稿也占一定数量；《中国家谱联合目录》著录的徽州家谱共700馀种，散藏于民间而未为《联合目录》著录者尚有近400种，这1100余种家谱在内，现存徽著述总数当在4000种以上。其次是著作涉及面广，并富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现存徽州文献，涉及学科领域非常广泛，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历史、商业、金融、考古、医学、药物学、农学、艺术以及数学、天文、历法等各种学科。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使徽人著述有相当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徽州是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地区，留有数千计的宗谱族谱，同时在徽人文集中，有关宗法制度的文献也极为丰富；（二）新安医学自成体系，留下了大量的医学专著和医案；（三）徽州商业发达，供商民阅读的《商贾便览》一类通俗读物远较其他地方为多；（四）因为有重教育的传统，儿童启蒙读物以及有关书院和科举的教育文献十分丰富；（五）徽派建筑以及徽雕、新安画派等在中国艺术史上均独树一帜，在这些方面也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专著；（六）黄山奇秀甲天下，在徽人诗文集中，留下了大量的黄山记游诗文，并有《黄山志》等数十种专记黄山的专著。其三，有相当一部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学术前沿水平。以《四库全书》所收为例。《四库全书》收书3441种，收入徽人著作152种，占1/23。加上“存目”所收189种，合达341种。以不到二百万人口的六县之地，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因为《四库全书》收录有相当严格的标准，除了因政治原因摒弃者外，大体上是严格按照学术标准收录的。乾隆中叶以后，未收入《四库》的大家，如戴震、凌廷堪、俞正燮、汪绂、程瑶田、汪昂、胡匡衷、金榜、程恩泽、鲍廷博、程晋芳、姚际恒、王茂荫、许承尧等等，都是各学科领域卓有贡献的著名学者，留下了大批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

对徽学研究来说，徽人著述的重大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些著作出自徽人之手，他们对乡土文化有着外郡人士所不能企及的真切理解，他们对徽州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记载，可靠性强，史料价值高，是我们研究徽州史、研究徽州文化遗存、民风民俗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要探讨徽州宗族问题，离不开对现存数以千计的族谱、家谱的个案分析；要研究新安医学的源流、特点，并进行现代开发利用，必须对自唐宋以来数百种医学专著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要研究徽州教育，离不开对大量徽人编撰的启蒙读物、书院志及相关文献的考察分析；新安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别成系统，自朱熹、朱升、赵、程至清末的理学家，留下的著作极夥，系统的搜集整理更是一项极为繁浩的工程；新安画派、徽雕、歙砚、徽墨、徽派建筑等等，除了实物遗存外，还留下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专著，今天要对此进行研究，利用古人留下的这些理论成果同样至为重要。

徽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的时间不到60年，与其他传统学科相比，是相当年轻的。尽管经过学者们的艰苦努力取得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规模性的资料建设工作至今显得相当薄弱。如前所述，对徽学研究极有价值的徽人著作达4000馀种之多，但直到目前，连一部简明目录都没有，更不用说详细著录内容、版本、馆藏情况等等的《叙录》了；这使得徽学研究者在资料运用上极感不便。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目前正集中力量编撰一部《徽人著述叙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