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弟子的基本情况及其分化过程

孔门弟子的分裂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在孔子生前，孔门弟子虽然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少的介蒂和矛盾，但或许因为孔子个人人格的感召力，孔门弟子相对说来还是一个比较团结的利益集团。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孔门势力之强大，除了客观环境使然外，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孔子毕生有心为政而不果，只好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他们如众星拱月般地推崇孔子，也正是他们一传再传彰扬光大孔子的学说。可以设想，假如孔子没有这些忠实的弟子，他个人或许依然可以成为圣人，但其学说则未必能如后来那样流传久远与广大。

当然，这数千名弟子并不是同时师事孔子，否则按当时的物质条件去推想，这些人的饮食起居似乎都将成为重大问题。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些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阶段师事孔子，早期弟子与晚期弟子或许不曾接触或不曾谋面。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受到孔子的影响，当然也应该随着孔子思想境界的演进而有所不同，或各有所长。按照孔子晚年的自我评价，在他这些及门弟子中，如若粗略分类，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状况，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现出众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颇为出众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语方面成就出众的，如宰我、子贡；四是在文学方面可堪造就并有突出成绩的，有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的评价是：”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也愚，由(子路）也 ，回(颜回）也屡空。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看来都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或许因为孔子对这些及门弟子出众者有真切的认识和了解，故而孔子在对他们的教育与训练中，便格外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培养学有专长、术有专精的专门人才。他说：”中上之人，可以语上；中人之下，不可以语上也。”因此，我们从现有文献中不难发现，孔子就同一问题，在不同场合，或因面对的对象不同而解释与回答的侧重点一般也就不同。这样一来，不仅孔子的教育方法颇富个性与特色，而且对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来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孔门弟子之所以学有专长、术有专攻，除了他们的天赋、个性等原因外，也与孔子的因材施教、分别培养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说，孔门后学在学术上的分野与分化，除了外界环境使然外，恐怕也与孔子的这一教育方法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孔子在教学内容上对弟子们分别对待，或有高低不同的差别呢?其实，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孔子整理的那些经典主要是用来教授弟子的，弟子们所凭借的”课本”恐怕都是经孔子删定的那些文献，《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凡此种种，都可证明孔子在对弟子们进行因材施教的同时，依然有着共同的原则和教学内容。换言之，孔子在对弟子进行教育时，一方面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和价值准则，从而使这些弟子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标准，而这些信仰与标准便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孔学传人和成就早期儒家集团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孔子格外注意弟子们的个性与天赋，在进行共同教育的同时，似乎也根据弟子们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对待。

基于后一个考虑，我们看到孔门弟子在孔子生前虽不曾另立门户，但事实上这些及门弟子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这便为儒家的后来发展与分化埋了了伏笔。陶潜《圣贤群辅录》说，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这种详尽而明白的说法虽然晚出，并不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当然不必尽信。但揆诸情理，我们应该相信孔子的及门弟子之所谓学有专精；恐怕正是指他们各人守一个或几个学术领域，从事某一项或几项专门研究。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据秦汉时的文献分析孔门情况说：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故曾子作《孝经》以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诸人复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而六经之学亦各有专书，《易经》由孔子授商矍，再传而为子弓，复三传而为田何；《书经》之学由孔子授漆雕开，然师说无传，惟孔氏世传其书，九传而至孔鲋；《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春秋》之学自左丘明作传，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成为子夏所传，一出于夏授公羊高，一出于夏授觳梁赤。

《礼》、《乐》三经，孔门弟子传其学者尤多，如子夏、子贡等皆深于《乐》，曾子、子游、孺悲皆深于《礼》，六国之时传《礼经》者复有公孙尼子、五史氏诸人，而孔门弟子复为《礼经》作记(如子夏作《丧服记》)，又杂采古代记礼之书以及孔子论礼之言，依类排列，荟萃成书(即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学》；又有子夏之徒赓续《尔雅》，以释六经之言。刘师培的这些排比，虽然于细节也不可尽信，但它足以说明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决不是偶然的，就其学术渊源而言，实得力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孔门弟子的学有所长、术有专精。

如前所述，由孔子弟子的基本状况已可看到儒学必然分化的端倪。但这种分化毕竟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公元前479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终于走完七十三年的坎坷道路，溘然长逝。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于鲁城北泅上，弟子皆服丧三年。叉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唯子赣(贡)庐于家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家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词孔子家，而诸儒亦讲礼乡饮于孔子家。显而易见，孔门弟子虽然学有不同，但他们出于对孔子的同样尊敬，估计他们在为孔子眼三年之丧，守三年心表的时候，可能尚未发生别立门户等分化现象。

孔门后学的分化大概发生在弟子们为孔子眼三年之丧结束的时候或之后。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三年的时候，”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然后归。子贡返，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并要求曾子同意。而曾子坚决反对。他说，”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本来，按照孔子生前形成的基本格局，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作为一种利益集团或学术团体，似不必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分裂。子贡即使没有担当孔门领袖的资格和能耐，但他毕竟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二者之间的深厚情意似乎也有助于子贡在孔子死后团结维系孔门弟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妆来何其晚也?”显然，孔子对子贡寄予相当的期望。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以及子贡超越其他弟子的治事能力，我们看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丧葬之事似乎也由子贡主持和料理。他不仅出面批评鲁哀公为孔子致悼词并不合乎情理，以为生不能用，死而悼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而且筑室于场，为孔子守六年之丧。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治任将归之时，皆大揖于子贡，相向而哭。于此我们感到，尽管子贡没有名正言顺地举起孔门”帅旗”，但其在孔门弟子中的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确定。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当子贡的地位逐渐确立，孔门之内并没有发生太大问题的时候，子夏、子张、子游等人却以有若的外在形象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变，他们期望以有若来取代于贡将要获得的盟主地位。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呢?欲明白个中的奥秘，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子贡方面说，由于其”利口巧辩”，性格使然，”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恶”，似乎在某种场合得罪过子夏等人。尤其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当子贡的地位在孔子死后逐步上升的过程中，子贡过于忽略子夏等人的存在，似乎遇事并不愿意与子夏等人商量，因而引起子夏等人的反感，遂欲以有若取代子贡。另一方面，如果从子夏等人的立场来观察，他们对有若的推举，除了出于对子贡的反感外，似乎也与孔门弟子的凝聚力日趋削弱有关，因而他们才推举”似圣人”的有若作为”盟主”，以期重振孔门声威。

子夏、子游、子张等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曾子的响应和支持。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似乎也和曾子与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知道，曾子虽是孔门弟子中谨遵师说的忠诚弟子，但他和子张、子夏等人并不是关系非常密切。《论语·子张》记曾子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表面上对子张似乎很推崇，但实际上也不无贬损之意。至于对子夏，《札记·檀弓》、《论衡·祸虚》都曾记载曾子指责子夏的事：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诛泗之间，退而老于西阿之上，使西阿之民疑妆于夫子，尔罪一也；丧而亲，使岛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日妆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曾子的这段指责虽然晚出，但他们之间缺少共同的信念和人生原则，似为事实。那么又怎能指望曾子赞同子夏的主张，推举有若为孔门盟主呢?更何况有若无论如何貌似孔子，但其思想见解、人格修养都不可能真正与孔子相比。

有若没有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曾子由于天生具有一种战战兢兢严守孔门遗视而绝不自标宗旨的人生态度，故而曾子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曾子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的建议时，孔门弟子的分裂便已从一种潜在的危险而表面化，弟子中的强者实际上都各奔东西，自谋前程，自立门户去了。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发生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大凡显赫一时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为思想的解说原本没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继承更取决于后来者所处时代的需要以及继承者各人的才学识德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更何况孔子教人因材施教，并没有统一的解说和范式呢?因此，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不仅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而且是学术史上的必然趋势。

至于孔门弟子的实际分化情况，《韩非子·显学篇》有一个大概的描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民之儒，有孟民之儒，有漆雕民之儒，有仲良民之儒，有孙民之儒，有东正民之儒。臼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民之墨，有相夫民之墨，有邓陵民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入，墨离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显然，这里的儒学八派已不仅指孔子的及门弟子，而且应该包括韩非所处的时代即战国时期的儒学情况。因此，儒家八派的那些弟子们我们暂且勿论，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那些及问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情况。

在孔问及问弟子中，应该有所作为的子贡原本以”言语”著称，似乎在学术见解、思想见识方面也应该能有所作为。但是，可能由于发生前述的那些不偷快事件，子贡在为孔子守了六年丧礼之后便基本上与孔门弟子失去联系，而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之中，并没有在学术上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

有可能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且未被归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曾子为孔子的晚年弟子，相传他的天赋并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格外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终于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重要的道德楷模。在孔子去世之后，曾子先是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作领袖的企图，继则可能聚徒讲学，从事著述，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和宣传孔子的遗说。《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王应麋《汉志考证》称：”《隋志》、《唐志》二卷，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今存十篇，收入《大戴礼记》。其学术要旨只是阐发儒家关于孝的观念，以孝为人生哲学的第一义，是”天地之大经”，是”众之本教”等等。在思想倾向方面，似已偏离孔子的路线，当然也更合乎曾子”战战兢兢”的本然性格。

有子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荀子在《解蔽》中说，”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勤勉与好学，使他颇得孔子的赏识与喜爱，不时受到孔子的夸奖。在学术见解上，有子也大体继承了孔子的学说，重视孝悌道德，主张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钦。”虽不若曾子极端重视孝道，但也强调孝悌是仁的基础。他还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还强调，”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固不失其亲，亦可亲也。”由此可见，有若不仅在相貌上关于孔子，其见解似亦得孔子真传。有子后来的情况史枫有问，不得而知。但最可能的情况是承袭孔子的遗教，聚徒讲学。只是由于经过同门弟子的打击，其学难以显赫而已。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大子当行，使弟子执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寓于毕，傅涝陀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翟年长元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翟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翟年四十后当有五仗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如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经此打击，其后当然声望不显，恐也难创造什么宗派了。子游，胜言名偃，字子游。据说少孔子四十八岁，但由于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赏识，被孔子列为文学第一，对古典文献及礼乐教化似乎深有研究，与子夏齐名，故而应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作过相当的贡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可见子游的名声、贡献实不在子夏、子张之下。《札记·礼运篇》记载，背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堰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者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或许正是得之于这种难得而又特殊的机会，我们相信儒家们所谓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即便不一定是子游及其门人所记录，但由于是子游亲耳所闻，想必在其思想宗旨方面一定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故而康有为《孟子微》自序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

显然，子游之学应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和子游一样，子夏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他姓卜客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荀子·大略》说，子夏家贫，平时穿得破破烂烂。有人问他：“子何不仕？”子夏说：”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早甲而丧其掌。”可见其性格略有点怪异，而向志于学，故被孔子誉为文学第一，与子游同列。

在孔门弟子中，子夏的勤奋好学是相当突出的，并因此获得孔子的赞赏和鼓励，孔子也尽可能地加以引导和训练，从而使子夏在孔门弟子中似乎是最全面地掌握了乃师的学说。如果仅仅从这一方面说，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最有资格统领孔门弟子。然而由于其怪异的性格，使其与其他弟子并不能友好地相处。他在孔子去世之后策划推举有若而未果，只好离开孔门，前往他国聚徒讲学。

子夏的怪异性格是相当突出的。早在他追随孔子问学的时候，好谈论别人是非的子贡就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孰贤?”孔子答日：”子张也过，子夏也不及。”又问：”然则子张愈与?”日：”过犹不及。”孔子的这种评价令人寻味，子夏的性格弱点似乎相当明白。朱熹在注这段话时说：”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苛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遵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而且，孔子也曾当面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种告诫虽不能说是针对子夏的弱点而来，但按照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决不至于无的放矢，随意闲谈。

从《论语·子张》的记载看，子张，子游等人似乎也瞧不起子夏的为、人，子游说过，”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当子夏之门人间交于子张，子张问道：”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怒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大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再则，如果从我们前面已反复谈到的子夏策划推举有若看，子夏并不是以学术才识道德素养作为标准，肯定别有人际关系的原因在。

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便离开了鲁国，先在卫国为卫灵公做些事情，然后应邀去魏国西河讲学，名声由此大振，弟子众多，甚者如曾子后来所指责的那样，西阿之民一度将子夏比拟为孔子再生而尊敬之，可见其影响之大。其知名弟子可考者，有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黎等等。故而前辈学者如梁启超等人谈到子夏西河传经时都给予高度重视，以为此一环节在儒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行于西阿。魏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教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魏文侯则别无他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子夏西阿传经的情况略作说明。

子夏西阿传经时在孔子辞世、孔门弟子发生分化之后，其详细情况四史阙有间无法详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子夏得到孔子的学术真传，因此，儒家的一些重要经典不仅差不多都经过他的传授，而且许多重要典籍甚至可能还是由他和他的弟子一起整理成定本。东汉学者徐防说：”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也就是说，所谓儒家经典，其大部分都和子夏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关系。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一节中说得更明白，”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正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买受之于子夏。觳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木。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综合徐防、洪迈二人的说法可知，后世所谓儒家经典最主要的部分，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及《论语》、《公羊》、《觳梁》等都和子夏有关。

徐防、洪迈的说法当然不必尽信。但当我们尚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之前，我们也不必过于怀疑，姑且存之。我们现在的兴趣是，如果按照徐防、洪迈的说法，儒家重要经典与子夏无关者似为《左传》，而我们如果稍加考定，就不难发现《左传》实际上也与子夏有相当的关联。

关于《左传》的作者及其早期传授系统，学术界向有争议。《经典释文·叙录》指出，”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侍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锋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这个传授系统大体可信，但对若干细节比如左丘明其人则均不明了而存在分歧。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俱弟子从异端，各安其意，失真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锋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来《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正相，亦上观尚吉，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子、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招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记。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由此看来，《春秋》原本是孔子据旧史而删定的当代史，但限于政治气氛与环境，七十子之徒只能口授其传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耳相传总不是办法，于是有鲁君子左丘明”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还有锋椒、虞卿等人出于其他原因也著有类似的著作。

左丘明作过《左氏春秋》不必怀疑，问题在于这个左丘明的情况实在模糊。《汉书·艺文志》自注渭：左丘明，鲁大夫。《颜氏春秋·观周篇》及《孔子家谱》都指出，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左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果如是，左丘明身为鲁史，又在孔门弟子之列，与孔子同修《春秋》经。只是如《经典释文·叙录》所说，担心弟子退而异言，恐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显然，此左丘明非孔子弟子者莫属。

然而，遍考孔门诸弟子，知名且有能力作《左传》者似乎尚未见。《论语·公冶长》确实提到过一个左丘明，但关于此人的情况依然模糊。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由于孔子在此一再引左丘明以自重，因而使许多学者都怀疑此左丘明不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而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者。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即作如此判断。然而我们就此想指出的是，孔子引左丘明以自重，并不能证明左丘明一定早于孔子，更不能证明左丘明定非孔子弟子。因为孔子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同时代人乃至自已的学生并不乏赞美之辞。如《论语》同篇中关于”闻知”的问题，孔子就对子贡说：”弗如也。吾与汝(指子贡，弗如(颜回，也。”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说颜回的年代早于孔子，且不在孔门弟子之列。要言之，左丘明确为孔子之门人，而他的才学也一定是孔门弟子之中最出众者。

但是，说到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即左丘明是以”左”为姓抑或以”左丘”为复姓，实在也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孔颖达《春秋左氏传序疏》以为姓”左”，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主张以”左丘”为复姓，而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则认为，左是官名，正是姓。如此分歧，真令人不知所从。于是乎，便有人否认左丘明确有其人，而是别人的假冒。

那么，这个假冒的人又是谁呢?章太炎《春秋左传读》据《韩非子·外储说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以及《内储说上》“乃以左氏易之”等语推断，”《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真学，故名之日《左氏春秋》。”怀疑《左传》或成于吴起之手。钱穆《吴起传(左氏春秋，考》更明白地说：”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耶？”并进而推断：”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显然，这些猜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自圆其说，也使我们不必怀疑吴起是否真的有能力有时间作《左氏传》。但是我们由此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既已相信《左传》作于吴起，那么如何理解太史公所说的”左丘失明，乃传《国语》的说法呢?太史公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有根据的。因此，《左传》作于吴起说，虽能自圆其说，但总有使人不能满意的地方。其证据不足，多为推测之辞。当然，他们的探讨无疑也是一个方向，离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远了。

循太史公的提示，再阅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子夏材料，使我们突然觉得《左氏 传》不是作于吴起，而是吴起的老师子夏。所谓左丘明者，也不是吴起以左为姓而来的，而是子夏晚年的自号或别称。故而《左传》便极有可能出于子夏之手或出子夏历传。

《仲尼弟子列传》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殃，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正义》云：”西阿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也。”西阿，战国魏地，一说在今昔、陕黄河左右。实际郡治在洛水以东，靠近洛水。魏禧《日录杂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石耳。”如自江南视之，情况反之。实际上，所谓江左江右只是中国古人在划分地理时所实用的一个相对概念。据此再看子夏所教处，我们不难隐约地感到”左”之来历。

再看《正义》所引《括地志》：”谒泉山一名隐泉山，在汾州隰城县北四十里。”又引《水经注》：”其山崖壁五，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顶上平地十许顷。《随国集记》云此为子夏石室，退老西阿居此。”《正韵》：”丘，阜也，高也，四方高中央下曰丘。”《尔雅》释丘，”非人为者曰丘。”《博雅》：”小陵曰丘。”《周礼》春宫大司乐疏谓：“土之高者曰丘。”而子夏石室所在之地，去地五十丈，顶上平地十许顷。据此，似可说明”丘”之来历。

如果说左、正二字的解析我们还觉得有点牵强的话，那么，请让我们依据司马迁”左丘失明，颇有《国语》”的指点，考察一下”明”的来历。按照司马迁的本意，《左传》与《国语》原为一书，其作者都是左丘明。至于二书何以合而分，我们不在此详加讨论。但司马迁的这一提示委实重要，他告诉我们，阴极有可能与失明有关系。而据目前所知资料；孔门弟子乃至先秦诸子之失明者，因失明而有明确记载值得一提的，似乎仅有子夏一人。这不正是”明”的来历吗?

中国学人用反意以为自号者，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

所以，左丘明者，即为子夏晚年之自号或别号，似可定论。过去学者于此似乎也是心知其 义，不言自明的事。如《晋书·荀崧传》载崧上书曰：”孔子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孔子既没，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在荀崧心目中，左丘明与子夏为一人，似为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在仲尼弟子中，实无有资格列名在子夏之前的左丘明。如果一定要强指左丘明为吴起，那么，吴起不仅未曾列名孔子之门墙，而且实在说来他比子夏还晚一个辈分，怎有资格排名乃师之前呢?所以在左丘明子夏之间不必断句，二名一实，这个实正是子夏其人。再者，如果说左丘明与子夏为二人，他们同从孔子受《春秋》，左丘明退而撰所闻，那么子夏干什么去了呢?

其实，在孔门弟子中，只有子夏最具有作《春秋左氏传》的客观条件。第一，子夏是孔子晚年难得的高材生，孔子的讲稿棗《春秋经》可能就是对子夏们说的。而且，所谓”《春秋》属商”，也是秦汉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至于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云云，只不过是司马迁或其他人对《春秋》笔法与义理的赞美与推崇，而真实情况可能还是洪迈说得对，盖子夏亦尝从事于斯矣。子夏既传《公羊》与《觳梁》，为什么不能传《左氏》呢?所以廖平《左丘明考》以为公羊、觳梁皆子夏名号之异文，尽管承认《春秋》三传均为子夏所传，但不知左丘明也为子夏之异号。周予同在《经学历史》注中也仅表示，汉《左传》、《公羊传》、《觳梁传》亦皆源于子夏，而不敢直接承认正是子夏作了《左氏传》。第二，《左传》最后记载到鲁哀公二十七年，而且还附加一段，说明智伯之被灭，还弥赵无恤为襄子。智伯被灭在公元前453年，距孔子之死已二十六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的死和葬，子夏都曾亲身经历，故能在《左传》中记之甚详。第三，子夏为学勤奋，多次与孔子一起讨俐诗》、《书》等古典文献，为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文学：子游、子夏”便说明他的能力。他既然能对儒家大部分经典都作了整理与传授，又为什么不能传授《左传》呢？

当然，我们以如此重的篇幅探讨子夏作《左传》，并不是就《左传》论《左传》。我们的意思只是说，子夏不仅在孔门弟子中地位重要，而且在儒学史、经学史上也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不要说他的弟子魏文侯将儒教立为国教，即便是他对儒家经典的全面整理与传授，也使他成为孔子早期儒学与后学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由于子夏偏重于整理与传授，而相对忽略孔子义理的阐释与发挥，因而使他既没有被韩非列为儒家八派，反而又受到荀子等人不无苛刻的指责与攻击。《荀子·非十二子》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谦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民之贱儒也。”所谓”贱儒”，盖不指人格，而有点像子游当年讥讽子夏之徒时说的那样，”子夏之门人小子舍本逐末，只可以当洒扫应对进退的角色”，而缺少体系上的宏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