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知天命”析探孔子前后期体用之差异

一、前言

众所皆知，思想型态之良窳，实乃系乎民族命脉之衰兴。是故，从古至今庙堂者所力倡之孔氏学说，其论述于现时然否表里一致，是否仅存其形而漫涣其神，均有赖吾辈以“格物致知”之信念；行「审问、慎思、明辨」之行笃确切，方能于黝暗之世举光明之炜。孔氏之世距今已然二千余年。若问：吾人要如何方能竭泽穷通究其学思深义？则应之曰：求真之道无它，惟“听其言，观其行”斯足矣！若再问何以吾人于此观点为阐述重心？则再答之曰：“天垂其鉴，人宜自勉，百代一世，道心无违”。欲得夫子“从心所欲”之道，则其生平言语行举之百端，便不得不娴熟胸臆。由有形之用推敲其无形化育之功，且佐以诸多史料典籍之反复校比，以去其后儒偏讹附会之言，力求“不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以意逆志”。如此，可谓尽得师教矣！吾人为此文以夫子自述之：“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则从心所欲不踰矩”为经；以“论语”之学无常师，师无常法为纬。辅以道、佛述天持平之辞，俾补儒学短言之处，祈能探析孔氏于“知天命”前后，其作为差异缘由之所在。其论析兹分述于后。

二、虽慧莫能了

（一）志于学或志于仕

夫子曾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有此一说：孔子所谓的“志于学”实上是志于士或志于宦。夫子曾言：“学也，禄也在其中矣。”子夏亦云：“学而优则仕”此说是据此二者而立焉。前者“禄”之注解于《说文解字》中释义为“福”之谓；且此言亦另有上下文，《论语·宪问》：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子夏为孔子弟子，所谓“文学，子游、子夏”，下承上教，故其“仕”之晋；实藉“学”之俱；其“器”之用，亦非图私己身。子夏其能既为夫子称许，焉有“鲁鱼亥豕”之千里谬误。是以上述一说实不宜为此作偏狭之解读，应视为夫子深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之学习真谛，且其亦曾言及“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之语，故综观其微言大义，所谓“学”之一字，实非管窥蠡测所能周知解义。学之用在“修心”抑或是“志仕”，虽见仁见智，然夫子以此积累“正德、利用、厚生”之深厚涵养却是不争之事实，是故，吾人以为夫子“志学”之标的，实为负载经世济民之肩承。

（二）立于时或立于势

行年三十，夫子尝言：“三十而立”。按时人所言：“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由此即可推论夫子之行所以“大哉”，惟其善学矣！且《易?象》亦云：“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故“立”之谓，即指“学思并用”后进德修业之初成。剀切言之，夫子日后作为所显现的林林总总，其有以致之之奠基皆始源于此，其核心主旨即为“人身难得”与“己身为用”。此二者之觉，得自于以“人”为主轴的生命思悟。夫子于此阶段已然洞见“天，命，仁”识见之三端。于夫子而言，天者，命之主也。命者，实惟尽其在我，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即是竭力于此。至于仁之存，则不曾绝于彼有涯之生，列举夫子济世反正、诲人不倦、取譬修身等诸般示现，其本皆源从于此。故而“三十而立”，实乃立于“时”，而非立于“势”。《论语·雍也篇》：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知己匮乏叩问有时此其启也；多闻阙疑然后广博，行于中道无偏无颇此其行也。夫子一生依道而行因时制宜，其“立”之所由，实有赖对自我不曾间断的深遂与丰富之探究，“圣之时者任重道远”旨在斯言！

（三）不惑于天或是不惑于智

夫子曾言：“四十而不惑”。此阶段所阐明的即为对“世间智”的了然于心。

在四十岁左右的阶段，夫子致力于修身内圣之余，未曾或忘外王济世之道，《论语·八佾》载：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由此看来，其慨然承允的，即为对此乱世分崩离析之负任。“人心惟微，道心微危”，夫子深知若欲振衰起敝，则陈言疾效之标的，非掌实权之君王莫属。故夫子虽见弃于鲁，却坚守热衷适齐欲待其用。殊不知，值此末世板荡纷争，以此圣王之道欲兴仪礼周义，大方向虽中正无讹，“然中人以下，不可语上”，夫子虽欲让受教者取法于上，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世道乖张良可叹也！世人长迷。夫子之道又与俗智截然两异，其自齐返鲁后，仍不为有心者所识用。器用既阻，夫子转而课诗书礼乐，弟子弥众。然而，夫子之退实维有以待之，其曾言「吾待价而沽」，可以想见，夫子既温厚又惘然的心绪，是怎样一份莫可奈何的沉重！当时的夫子想必细察着每一个实践理想的可能性，因其待之久矣！然而，他却不知，他将再次去鲁奔齐，甚而十数载流离孤零……

三、归与之叹音

（一）知于天命抑是扞于天命

十四载披星戴月，可归纳出一句《论语·尧曰篇》：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后人会如何看待夫子这段艰辛备尝的岁月，是求仕碰壁累挫失意的政客？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他视为一位寂寞的先知？夫子并无远虑去挂想千秋万世后的恣评，他不断的“寓意于行”，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善化今世的机缘。如此辗转于齐、卫、宋、陈，终止于楚之“负函”。终于，夫子在长久以来不断的受挫与蹇困中，慢慢的厘清何以天行无言化物有功，何以道行无方，莫非其过在己？《论语·述而篇》：

子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如此思绪，再再出现于无力感之后的反躬自省。十数载的远游，被拓展的不只是眼界格局，更被清明沉淀的，该是他长久来所会心领受，却偏执一端的“天命”！夫子于瞬间着实明白，他之所为，何以与世扞格，夫子清楚，“余生”，所该为的该是长久来被略薄的根本。《论语·公冶长》篇：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错解天命之用，。命兮、命兮，岂有他哉！然而夫子终究为尽人世之功而一再与“天”力争。虽名为避陈乱却远赴楚国“负函”，奈何天命如斯，楚昭王猝逝。总是事与愿违，夫子至此才算偃念息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想来，该是夫子解嘲又真实的体会。

（二）是老之将至抑或志之将滞

夫子自楚返卫，时年六十有三。夫子念兹在兹的，除却从己受教的青青子衿，想来，犹然未减的，仍然是那份未曾损冷的淑世之心。于彼时，虽有卫出公“公养之士”之器任，然前路之颠沛流离，加之不乏讥评讽鄙，让夫子此番已有不同昔时之深省。“必也正名乎”、“名实相符”、“名不正则言不顺”端正纲常无非名实。夫子之思想作为，从不漠视人伦世事；然而，过份躁急的“己身为用”，却往往欲速则不达。饱受其累，岂能再之！“耳顺”之谓！无非深情悯人心之微、深体“常”与“无常”，皆然物化也。

（三）成事是在己抑或在天

夫子自卫返鲁，时年六十有八。

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夫子得返旧居，已近古稀之年矣！其作为亦有弦辙改易之举。非“本”之颓唐；系“为”之更张。夫子至此总算致力于天命所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此二句所表彰的即是教育之道不亦乐乎。夫子重回当年初为人师，那种“有教无类”兼容并蓄的氛围。夫子知道，文化传承乃永续之事业，而人寿促限，岂能冀于人身之永生！是故夫子之所以删诗、序书、订礼、正乐、赞易。实是有以致之。夫子甚为明白，言语文字无法承载超越智能的部份，然而，若不透诸世间物，则义法又焉能继任而生？因此百般思量，夫子择善笃行“述而不作”之志，其微言大义漪盛欤哉！

观夫子终生行举，皆然躬身亲践。纵然危燹当前，亦履蹈之。如夫子六十岁过宋，桓魋欲害夫子，夫子慨然言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哲人之任事风范由此现晰。故而，“述而不作”亦可视为“身教”为夫子所首重，夫子早谙“学”、“习”并兼，其功也无言。且夫子于教育之道竭诚尽智广施博于。门下如颜回之好学、曾子之全归、闵子骞之廉洁……，无不尽得师教之端！因此，所谓“述而不作”，于此层面又何尝不是道之有承，焉需作哉之解！故尔，“述而不作”乃夫子生平所然也！非仅桑榆暮景之谓。

四、结语

从“知天命”、“行天命”再至“从心所欲不踰矩”，纵然是身处绝境，需历经否定再否定方能重生，然此穷途实为生命大破大立所必需。观夫子一生行谊，虽厄难不绝如缕，然其刚毅沉着却始终屹立鲜明，否则“陈蔡之厄”焉能安生！而“知天命”前后，若简言夫子前后作为之差异，则吾人以为，一言以蔽之：“生也有涯，器用凭时”。何以吾为此言？盖有致之也！若非夫子涉世太深，则迷途知返致力学承犹时未晚；然若作如是想，则彼时生命积泽未厚，施教传道不免心余力乏，亦未可知。是故，所谓“从心所欲不踰矩”细察之下，与佛家之“观自在”、道家之“鱼与江湖两相忘”相较，可明显缕陈出截然不同之生命情调。儒者始终涉世，故“欲”策其心昭然揭也；而佛、道两家，前者如如不动慈悯在焉；后者超越世情圆融无波，均可为儒者借鉴。历史人物之多面多变亦如你我。因此，解析历史无非是归纳还原其本，进而引归身受，据此而行推陈演绎之功。若问其本何在，则吾人必应之曰：“惟人性而已矣！”是理在哉。

（作者单位：台湾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