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之学与战国文化中心

诸侯争雄兼并是战国时代的显著特征。伴随着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和学术大繁荣的黄金时代。各种学说、各种流派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形成了亘古未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当时诸子荟萃、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和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的中心。正如郭沫若所说：“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1] 因此可以说稷下学宫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后世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稷下学宫是时代变革的产物。它的建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铭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重要变革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增强，出现了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局面。作为政治上共主的周王朝权力式微，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礼乐崩坏、权力下移成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导致“政在私门”、“政在大夫”甚至“陪臣执国命”、“县鄙之人入从其政”的出现。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而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夺取本国的政权进而称霸天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夺权斗争和兼并战争。新兴的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他们深知政权的来之不易，于是，掀起了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变法革新浪潮。怎样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是新兴地主阶级十分关注的问题。这种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为不同学说、观点的争鸣奠定了适宜的政治环境。

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变革，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学术由殷商西周时代的“学在官府，以吏为师”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下移”、私学创立，官府垄断文化的局面被打破，文化开始向民间传播、文化知识的普及和当时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使得“士”这一阶层异常活跃。他们频繁往来奔走于诸侯之间，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政治舞台上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汉代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称他们为“高才秀士”。 他们对当时的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审辨利害关系，极为透辟，奔走游说，“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即所谓“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正因为如此，各国诸侯为了笼络士人，为自己运筹帷幄和奔走外交，便纷纷礼贤下士，兴起了养士之风。而具有相当的才能和辩智的士，为了取得个人的政治地位，达到功名富贵的目的，也必须依附统治阶级。二者互相利用，结成了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于是，士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特殊阶层。《汉书•艺文志》说：“是以九术之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春秋战国之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为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但稷下学宫之所以产生于齐国而不是产生于其他诸侯国，则是由齐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特殊条件决定的。

从经济条件看，齐国在先秦时代与其他诸侯国相比较，一直是一流的经济大国。繁荣的经济是齐国的立国之本，也是稷下学宫建立的物质基础。

姜太公吕尚是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因在兴周灭商过程中立下显赫功勋，被列为首封。姜太公被封于东夷之地营丘，在击败了莱夷等部落的侵扰之后，建立了齐国。这位齐国的第一代君主，从建国之初，就注重发展经济，努力寻求富国强兵之策。史书对太公通权达变、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及其卓著成就多有记载。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同书《货殖列传》又说：农、工、商、虞，“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从太史公这两段记载中，足见齐国已成为当时的经济大国，以致于成为吸引各国劳动力的中心地区。此外，姜太公为了发展经济，还主动加强与其他诸侯国的经济往来。据《盐铁论•轻重篇》记载：“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在姜太公的苦心经营下，齐国开始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为以后齐国的繁荣与强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秋时，齐桓公任管仲为相，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制定了“相地而衰征”的新农业税收政策，创立并实施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盐铁专卖制度──官山海，提出了鼓励和支持对外经济贸易的各种优惠政策等等，使齐国成为列国之首富，奠定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取得春秋第一霸主地位的基础。

战国时期的齐国统治者，为了争雄天下，继续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齐威王、齐宣王时代，齐国威行天下，呈现出繁荣昌盛、蒸蒸日上的新景象。大纵横家苏秦曾这样描绘齐国都城临淄的繁华和齐国军事、经济实力之雄厚：“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齐之强天下莫能当。”[2] 齐国的繁荣富强情景跃然纸上。

经济实力的雄厚强大，为稷下学宫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期文化学术交流中心，“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3]建筑宏伟，人数众多，有“数百千人”[4]的庞大队伍齐国统治者还给予稷下先生丰厚的生活待遇，“受上大夫之禄”[5] 因此，若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就不可能有稷下学宫这样优越的学术交流环境，也不会有稷下先生那样的优裕的生活条件。

从政治条件看，在各诸侯国中，齐国的君主制是比较开明的。姜太公建国之初为了尽快改变地薄人寡、经济落后的局面，便拟定和实行了“举贤而上功”的用人政策。《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周公问太公用什么方法治理齐国，太公简洁明确地说：“举贤而上功”。《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篇》还将周公与太公关于这一政策的讨论作了记述：“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公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齐鲁两国由于实行的是不同的建国方针和用人政策，其结果自不尽相同。齐国尊贤尚功，国日以大；鲁国尊尊尚恩，国日以削。对于齐国来说，太公之尊贤尚功，实际上就是打破西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的旧框框，而尊重贤能有功之人才。凡是有才能的人，不论身世如何，只要于国于民有所贡献，就会受到嘉赏重用。因此，“尊贤而上功”的用人政策，对于士人有极大的吸引力，齐国也就成为士人向往的国家。

齐桓公承继了太公的开明政治，为了争霸天下，他接受管仲的建议，广泛招揽贤士。据《管子•桓公问》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主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 管仲对齐桓公讲了这些圣明帝王的事迹，无非是要齐桓公仿而效之。所以当齐桓公问“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时，管仲回答说：“名曰啧室之议。”设置“啧室之议”这一机构，是为了便于“下听于人”、“广询天下”及“观人诽”，并号召、鼓励人们“非上之所过”，“以正事争于君前”。可见“啧室之议”的主要作用是议论时政，为政府及君主提供咨询服务。这实际上成为后来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以干世主”的滥觞。管仲为了真正发挥“啧室之议”的作用，建议齐桓公让大夫东郭牙主管该机构的有关事宜，并给与贤士优厚的物质待遇，以吸引天下贤能之士。《国语•齐语》记载：“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对于学有特长的贤士，齐国统治者总是想方设法招纳之，并委以重任。齐桓公发现“饭牛于车下”的宁戚是个胸怀大志的贤人，连夜将他接到宫廷，“授之以为卿”。齐桓公路遇麦丘邑人，通过对话，觉得此人亦非等闲之辈，于是“扶而载之，自御而归，礼之于朝，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6] 齐桓公还不顾僭越天子之礼所带来的非议，“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以致“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矣”[7]。至于他不顾君臣之礼，五次登门请贤士小臣稷出山的故事，更是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愿。齐桓公、管仲这些尊贤重士的事迹与措施，既是对太公开明政治路线的继承与发展，又为以后齐国的历代君主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田氏代齐之后，更加注重延揽士人，一方面是树立田齐统治者尊贤重士的形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企图利用士人的喉舌，鼓吹其取代姜齐统治的合法性，并为其争雄于诸侯、统一天下制造舆论。正如林丽娥所指出的：“从田完奔齐以来，二百七十余年的经营，终于得到齐国政权，得之甚为不易；加上田氏以异族、不正常的手段取得姜齐政权，容易引起反感，因此自太公和、威王、宣王继位以后，便努力经营稷下学宫，招揽天下学士，努力建树，一以转移国内外对其篡齐一事的反感；二以博取雅爱人才学术、英明能纳谏、励精图治的美名；再则稷下学士提倡的思想，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大一统’等思想，正好宣扬了田氏代齐的合法性，与其统一全国的‘大欲’相符。此政治支持学术，稷下学风得以寖长的原因之一。”[8]

可见稷下学宫的建立，是与齐国统治集团图霸争雄的政治目的密切相联的。从姜太公尊贤重士到齐桓公小白开设“啧室之议”，从战国时期田午创建稷下学宫到齐威王、齐宣王大力发展稷下之学，所有这些，都体现着齐国统治者的政治意图。可以这么说，稷下学宫的兴与衰，深深打着齐国统治者的政治烙印。

除了上述社会经济、政治的原因之外，稷下学宫也是齐国文化传统弘扬与发展的必然结果。

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早在姜太公受封于齐之前，齐地人民就创造了颇具特色的史前文化。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四五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沂源猿人在山东地区繁衍生息。考古工作者在齐文化区发现了近四十处古文化遗址，证实了进入新石器时代，齐地先后出现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其中，远古时期的后李文化，距今已有八千余年，早于北辛文化近千年。这就有力地说明，齐地的史前文化是连续发展的，并且成为齐文化的直接渊源。齐地原属东夷，东夷人是这里的土著居民，由于居于海滨，浩翰无垠、诡谲多变的大海铸就了他们发达的思维、爽朗坚强的品格和奇思遐想的浪漫精神，太史公司马迁评论说：“其民阔达多匿智，其天性也。”[9]“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10]齐地土著居民的这些民风民俗特点受到姜太公的尊重 所以太公封齐治国伊始，就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针，即不强制推行繁缛的礼仪制度而尊重当地民风民俗，这种文化政策，有利于缓和统治者与东夷人的矛盾，安定社会秩序，从而为发展经济、建立牢固统治秩序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齐桓公时，同样继承发展了太公所推行的民族、文化政策。齐相管仲明确提出了“与俗同好恶”的主张，强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11，把齐文化务实、开放的精神发扬光大。对于姜太公“因民俗”的思想，管仲及其后学不仅作为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针大加发挥，并且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12]。

齐人的阔达足智、思想观念的自由开放，使他们易于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信息；而齐国统治者“因民俗”的文化政策，更加张扬了齐人的广阔胸襟和齐文化的博大宏富。故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唯独能在齐国得以出现。这是稷下学宫能成为战国学术文化中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二

稷下之学在齐国的兴起，其直接的原因乃是田齐统治者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他们不惜财力物力创办稷下学宫，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徕天下有识之士，就是为了让这些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为其政治统治和富国强兵、争雄天下出谋划策，绘制蓝图方案。这就决定了稷下学宫的政治性质，即具有智囊团性质的政策咨询机构。同时，田齐统治者为稷下先生提供的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得稷下学宫又成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和百家争鸣的阵地，促进了学术发展与繁荣，彰明了它的学术机构性质。可见，稷下学宫具有双重的性质，集政治性与学术性为一体。

稷下学宫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求实务治、经世致用，二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

诸子学人会集于稷下，高谈阔论，虽然他们的观点、主张不尽相同，甚至互相对立，针锋相对，但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售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被统治者接受、采纳，这正体现了中国古代学术积极入世、匡正时弊的良好风尚，即所谓“百家殊业，各务于治”[13]，“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14]。田齐统治者为了使稷下先生大展经纶，为他们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司马迁记述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15]又说：“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16] 由此观之，稷下先生不仅有“高门大屋”的良好居住环境，优厚的生活条件，而且还享受“上大夫”、“列大夫”的政治待遇，可谓尊宠有加。田齐统治者为了发展繁荣稷下学宫，给予了充足的经费保障。对于知名度较高的稷下先生还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据说田骈因此而富足，“訾养千锺”，招致人们对他溺情富贵、炫世以取高名的讥讽[17]。齐宣王为了挽留孟子，派人代表他对孟子许诺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锺，使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18]齐宣王以为孟子在临淄城中建造一所住宅和万钟粮食的条件来挽留孟子，足见齐国政府对稷下先生的优待。

稷下先生享受如此高的经济、政治待遇，不等于齐国统治者限制他们的活动；相反，官方对他们的言行不加干涉，来去自由，并使他们毫无顾虑地交流学术，相互争鸣，阐发他们的政治抱负和主张，保证了他们的思想独立和人格尊严。正是这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特点，大凡当时诸子各派都曾到稷下游学和进行文化学术交流。由此稷下学宫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成为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

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文化中心，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政治咨询中心。田氏代齐以后，田齐统治者特别是齐桓公、齐威王、齐宣王，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力图重振齐国霸业雄风，进而统一天下。齐威王铸了一件铜器，名为《陈侯因（上次下月）敦》，上面刻有铭文，其中有一段就反映了威王的抱负和决心。这段话是：“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齐宣王更是以“莅中国而抚四夷”[19]为其政治目标。为此，齐威王以人才为宝，广招天下贤士；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20]热衷于招揽人才，“寡人忧国忧民，因得士以治之。”[21] 他们懂得“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22]的道理，建立发展稷下学宫，便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有治为寡人用之”[23]，完成平治天下的大业。

享受优厚的政治、生活待遇的稷下先生，也没有辜负齐王的期望。他们纵论天下大事，出奇策异智，为齐国在纷乱复杂、矛盾尖锐的称雄争斗中保持强国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邹忌还因为“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24]。

齐王向稷下先生咨询国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先生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也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比如，齐宣王曾多次向孟子请教诸如“交邻国有道乎”、“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齐人伐燕，取与勿取”、“王政可得闻与”[25]等一些实际问题；齐宣王向尹文咨询“人君之事如何”[26] 。而稷下先生对于齐王的咨询，也尽其才智，坦言陈述。对于齐王的过失，也借此诤言进谏。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历来倍受称道。齐威王听了邹忌的谏言，感到自己受蒙蔽的严重程度，立即用悬赏的办法，广泛征求臣民的意见。他说：“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于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时，群臣百姓争相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进谏者逐渐减少；一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齐威王在纳谏过程中，努力整饬和改革政治，大见成效，“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27]

稷下先生进谏，齐王纳谏，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当稷下先生慷慨陈词、态度倨傲时，齐王每每表现得特别大度。王斗见齐宣王，到了宫廷门口，以“斗（王斗）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好士”为由，要齐宣王到宫门亲自迎接他，宣王果然如此。谈话时，王斗直言诤谏宣王“好马”、“好狗”、“好酒”、“好色”，独不“好士”。直数落得宣王说：“寡人有罪于国家”，王斗才罢休。宣王知错就改，“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28]。 而颜斶劝谏齐宣王贵士，宣王竟要做他的弟子；淳于髡谏齐威王，使得齐威王发誓要“一鸣惊人”。

史书记载，稷下先生“喜议政事”[29]、“不治而议论”[30]、“不任职而论国事”[31]、“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 [32]等等，即是对稷下学宫这一政治咨询中心的生动写照。

（二）学术交流中心。稷下学宫之所以成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大舞台，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形成了自由论辩、百家争鸣的优良学风。正是这种良好的学风，吸引了诸子各派，使得他们在稷下这个舞台上，论争雄辩，异彩纷呈，演奏出了一曲智慧的欢歌，成为当时学术交流的中心。

稷下各学派在为齐国统治者畅言经略良策的同时，互相切磋、论辩，甚至十分激烈地批评不趋同于自己学派的观点。儒家孟子辟杨、墨，从伦理角度对道家和墨家进行指责；道家学派也列数各派得失[33]；墨家学派毫不留情地把矛头指向儒家。而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的领袖人物荀子，对先秦诸子大都进行了评判。不仅评判了老子、庄子、吴起、商鞅，就是作为儒家集团的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也受到荀子的猛烈批判，把他们说成是“贱儒”、“俗儒”。同时还特意作《非十二子》，大加痛斥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鈃、慎到、田骈、惠施、邓祈、子思、孟子等人，批判他们是“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

稷下各学派之间不仅是自由地论辩和批判，而且在激烈的思想交锋过程中，相互渗透、交融与吸收。孟子一方面批判道家杨朱学派，另一方面又吸收了稷下黄老学派的精气说，提出了“养吾浩然之气”的理论；一方面表白不屑于“桓文之事”，另一方面又吸收了管仲学派的一些经济思想。其他诸子各派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稷下优良的学风，使得诸子各派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光大的条件和际遇，举凡著名的稷下先生，皆聚徒讲学，传道受业，并加入到各派论辩争鸣的学术大交流的时代潮流行列。在百家争鸣过程中，稷下的学者们取长补短，融合交流，形成了各学派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这一特点，在许多著名的稷下先生的思想中，可以得到证明。他们往往兼有几个学派的学术观点之所长，在他们的思想中蕴涵着好几个学派的影子。慎到既是黄老学派，又属法家学派；宋鈃既是墨家，又是小说家，还兼具黄老学派的风采；淳于髡博闻强记，思想宏富而博杂，人们对将他归于哪一学派至今未有共识，以致有人干脆称他为“杂家”；荀子虽属儒家，但与孔孟之儒已经出现鸿沟，具有显明的黄老学派、管仲学派倾向。由于他“有兼听之明，而无奋矜之容；有兼复之厚，而无伐德之色”[34]，使他成为兼容各家各派之长的稷下大师。

稷下学宫的学术交流，既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时代特征，又促进和推动了百家争鸣的展开与学术文化繁荣。在稷下这个大舞台上，当时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学派都曾登台亮相，一展风采。他们论辩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诘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既有对昊昊宇宙奥秘的探赜索隐，又有对人间凡事的抒见。正是由于他们学术思想的交流、争辩，稷下学宫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和战国时代的学术交流中心。郭沫若曾评价说：“这稷下学宫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35]

（三）教育培训中心。稷下先生大多是各学派当时的中坚和代表，他们为了使自己及其学派的学说发扬光大、流芳后世，于是广收门徒，传道授业解惑，培育了众多的人才，以致于稷下学宫成为造就人才的摇篮和教育培训中心。

田骈是稷下先生中很有名气的一位，曾以“道术”说齐王，齐王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齐国之政”[36]。他的学生众多，据载有“徒百人”[37] 而田骈本人也是稷下先生彭蒙的弟子[38]，可谓名师出高徒。孟子的学生比田骈又胜出一筹，他在稷下学宫领取上大夫的俸禄，每当参加活动，都是浩浩荡荡，“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39]。宋鈃在稷下学宫“聚人徒，立师说，成文典”，当参加学术辩论时，“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欲之寡也”[40]。可见宋鈃之弟子亦不在少数之列。稷下元老淳于髡的弟子就更多了，他曾一日之内向齐王推荐了七位有才能的人，这些被推荐者很可能就是他的弟子。淳于髡死，“诸弟子三千人为衰绖”[41]。其他稷下先生如邹衍、邹奭、儿说、荀况、慎到等皆属名流，他们的弟子亦应人数可观。

由此可知，稷下先生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使他们成为文化名人的同时，也使得稷下学宫成为教育培训人才的摇篮。诸子各派由此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在中国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灿烂的丰碑。

（四）科技传播中心。科技传播主要的是指科技知识与信息的传布，而科技智慧具有符号性和实体性两种形式，即它的载体不是单一的，这就决定了它的传播媒介和渠道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人体媒介、产品媒介及其他信息载体媒介等。古代社会起主导作用的传播媒介是人体媒介。科技知识的拥有者通过学术交流及实践使科技知识得到推广和传播。

齐国在医学、冶炼、天文、农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并领先于其他诸侯国家。稷下先生及其弟子有些本就是科学家，他们在稷下进行学术文化交流的同时，也成为科技传播的主要承担者。另外一些来稷下参与文化交流或访问的外国学者，也把齐国的科技知识传播到他们的国家。《考工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齐国手工业生产的分工、主要产品的设计制造标准以及产品的检验等情况，是齐国手工业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代表着当时技术发展的水平，是中国最早记述手工业生产技术规范的著作。《考工记》关于青铜冶炼的“六齐之法”对当时的青铜器制造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有关考古发现研究证明，秦陵出土的铜马车的冶金比例，就与此基本相同。《吕氏春秋》等书中关于农学、天文学、阴阳五行等知识都直接渊源于稷下先生的传播或者就是稷下先生的著述。再如《考工记》关于“圆者中规，方著中矩，立者中县（悬），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的车辆制造工艺的标准化思想，在墨家学派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墨子•法仪》云：“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钜，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悬），……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

《管子》一书是稷下学宫的教科书，因而对稷下先生及外来访问学者有着很大影响。楚国的屈原在齐国时就深受其影响，以致把《管子》的精气说传播到楚国。《管子》的精气说主要体现在《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等四篇，与屈原的《离骚》、《远游》诸篇相比较，即见屈原精气说有《管子》精气说的印痕。

另外，以扁鹊为代表的齐派医学也在此时传播开来。司马迁曾评价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42] 由于扁鹊对医学的贡献，后人称他是中华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

（五）图书资料中心。由于稷下先生众多，号称“数百千人”[43]，受到齐国统治者的尊宠，“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44]，“咸作书刺世”[45]，著述了众多著作，成为当时图书资料中心。当时稷下学宫中的图书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1.齐国的官书，如《考工记》等。2.齐国先贤的著作，如《六韬》、《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等，皆由稷下先生汇编董理而成。特别是《管子》一书，在稷下影响甚巨，是稷下学宫的教科书。3.稷下先生及当时思想家的著作，这类著作占有很大比重，如邹衍的《邹子》49篇及《邹子终始》56篇、邹奭的《邹奭子》12篇、鬼谷子的《鬼谷子》3卷、扁鹊的《内经》9卷、甘公的《甘公天文星占》8卷、孙膑的《孙膑兵法》、鲁仲连的《鲁仲连子》、宋鈃的《宋子》、尹文的《尹文子》、黔娄的《黔娄子》、田骈的《田子》、环渊的《蜎子》、慎到的《慎子》、捷（接）予的《捷子》、淳于髡的《王度记》、徐劫的《徐子》、闾丘卬的《闾丘子》、公孙固的《公孙固》等，而孟轲的《孟子》、荀况的《荀子》也与稷下大有干系。其他稷下先生的著作，因史载不详，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以当时稷下先生所处的背景而言，应有著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正如柳诒徵所云：“予尝就（汉书）《艺文志》所引诸书，国别而家析之，……综计诸家之书，凡七十九家，千三百四十三篇。以国籍言，则齐人最多。”[46]而当时稷下所汇集的图书资料之丰富，举凡儒、道、法、墨、名、兵、阴阳等先秦诸子各派的著作，在稷下学宫中都能见到。由此我们称稷下学宫是当时的图书资料中心。

三

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在中华文化的交融、统一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稷下学宫的建立，成为各国君臣争相效仿的一种模式。于是产生了燕国的下都学馆、赵国的平原君门馆、楚国的春申君门馆、秦国的吕不韦门馆、齐国的孟尝君也建起门馆招揽士人。这些门馆和学馆之规模及影响，虽不如稷下学宫，但对发挥士人的作用，促进学术文化的交流与繁荣，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例如，燕昭王在下都学馆内筑高台而置黄金于其上，用于招徕各国士人。此高台称之为黄金台，因黄金台建于学馆内，故下都学馆又称为黄金台学馆。燕昭王对士人表示了极大的尊重，他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一时间“士争趋燕”[47]。

稷下之学的繁荣不仅奏出了一曲百家争鸣的智慧欢歌，而且勃启秦汉，成为秦汉时期我国学术的导源。“从秦汉时期的各学派的发展状况看，其源头皆来自齐，这就是说皆与稷下学有渊源关系。从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学看，两汉经学基本上都渊源于荀学。”[48]荀子是先秦集大成的思想家，而他的思想体系又是在稷下建立的，并成为稷下之学的缩影。汉代经学源于荀学，自然就与稷下之学有着直接的联系了。

汉初，黄老之学盛行，而黄老之学则发祥于齐，兴盛于齐。在稷下学宫中黄老学派的影响巨大，言黄老者不乏其人。秦亡齐之后黄老学者与其他稷下学者各散去，其中一部分隐居于今山东高密一带。后经过河上丈人、安期生、毛翕公、乐瑕公、乐臣公、盖公等人的代代相传，到曹参为汉齐相时，“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49]” 曹参以盖公为师，用黄老之学治理齐国，齐国安治，曹参被“大称贤相”。及曹参升任汉相，仍行黄老之治，政绩卓然，“天下俱称其美”[50]。结果，黄老之学倍受推崇，再度勃兴。《隋书•经籍志》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史记•外戚世家》亦云：“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因窦太后的缘故，文帝放弃申韩刑名之学，景帝不任用儒者，而独尊黄老之学。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窦太后推崇黄老之学不遗余力，对反对者，则毫不留情地给予打击。辕固生便因此获罪于窦太后，被罚到猪圈里去刺野猪。由此可见黄老之学在汉代影响之巨。况且文景之治盛况的出现，也无不与推行黄老治术密切相联。

总之，稷下学宫在中国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它承前启后，总结了我国先秦时代的文化成就，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同时，开启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及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