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治国之道

民本思想是齐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先秦时期齐国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都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他们重视民众在国家政治中的重大作用，尊重民众的生存权，反对暴虐民众，并用民本思想指导政治实践，在制定政策时能考虑到民众的意愿和利益，从而促进了齐国的富强，改善了齐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

齐文化中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是重视民众的作用。在论述天、君、民的关系，民众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中的作用，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等方面都体现了对民众的重视。

首先，齐文化具有轻天重民的思想。夏、商、周时期，统治者崇拜具有人格和道德意志的天（神），在上天、君主和民众三者的关系中，上天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君主代表上天治理民众。这种观念在春秋时期仍处于主导地位。与当时大部分统治者崇拜上天的观念相反，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管仲则把民众视为天，《说苑·建本》载：“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曰：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管仲要求齐国国君将民众视为上天，说明他对民众的重视。齐国的晏婴也具有轻天重民的思想，有一次，他和景公谈论祈祷上天是否有益的问题。晏子认为，国君重视任用贤人，虚心纳谏和采取顺应民心的政策比祈祷上天更重要。如果为政不得民心，民众也会向上天诅咒国君。这样，“一国诅，两人祝，虽善祝者不能胜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为此他要求国君重视民情，采取适宜的政策赢得民心，而不要迷信上天，否则将重蹈夏商灭亡的覆辙。

其次，齐文化承认民众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中的重要作用。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认识到，王朝的更替，国家的兴衰，民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管子》一书中把君主和民众的关系作了形象的比喻：“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管子·形势解》）这是以蛟龙和水的关系比喻人主和民众的关系，蛟龙无水就失去了神威，君主没有民众的支持也就丧失了威势，说明民众是君主存在的先决条件。《管子》中记载管仲曾对齐国国君说过这样的话：“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在《管子》看来，即使君主拥有广阔的国土，众多的大臣，但如果对民众过分压榨，得不到民众的拥护，那他也必定垮台。古代的圣明君主能够成就丰功伟业，主要是深得民心。暴君之所以失国，主要是失去了民心。诸侯要想称霸，就必须以民众为本，“夫霸王之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齐国的晏婴对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也有深刻的理解。他分析齐国的政治形势时说，姜氏已走到“季世”，“齐其为陈氏矣”。原因在于齐国国君“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晏婴从姜氏没落现象的背后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失去民众，就失去了政权；得到民众，就得到了政权。晏婴还警告统治者“无得罪于民”，否则必将被民众诛灭。《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三》载：“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谏曰：‘君过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

第三，齐文化承认民众对战争胜负起决定性作用。在英雄史观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齐国不少军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都能清醒地认识到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并注意采取各种措施争取民众支持，以确保战争胜利，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民本思想。被后人称为兵家之祖的姜尚是齐国的第一代国君。反映姜尚军事思想的《六韬》指出：“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文韬》）就是说，与民同利，得到民众的支持，就能取得天下。与民争利，失去民众的支持，就会失去天下。姜尚还强调，在战争中要用讲仁爱、施恩德、行道义的办法收揽人心，取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正义战争，就能取胜。《管子》也非常重视民心向背在战争中的作用：“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管子·霸言》）还说：“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管子·重令》）齐国的军事家孙武强调“有道”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保证。何谓“道”？孙武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孙子兵法·计篇》）就是要求统治者采取合乎民心的措施使民众与统治者的意志达到一致，这样，他们便可以在战争中出生入死，不怕危险。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齐国的军事家孙膑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获得民众的支持。他指出：“得众，胜。左右和，胜。”（《孙膑兵法·选卒》）要取得民众的支持，就要关心百姓，使他们有劳有逸。“兵之胜……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数战。”（《孙膑兵法·篡卒》）在《将失》篇中，孙膑列举了导致战争失败的三十多个原因，其中许多都与没有处理好与民众的关系，引起民众的不满有关。如“民苦其师，可败也。（《孙膑兵法·将失》）在两千多年以前，孙膑能认识到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孙膑还提出了“慎战”的思想，他认为，穷兵黩武，势必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这将给国家和民众造成无穷的灾难。他认识，除非是“有义”的战争才可以进行。就是进行战争也要有正当的理由，要符合民众的意愿，反映民众的要求，争取民众的支持，这样的战争才有必胜的把握。战国时期的《司马法》认为，只有取得民众的支持，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仅战时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平时战争的准备也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民众富裕，军队才可能有充足的战备物资。再如，民众的对战争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军队的士气。如果战争顺应民心，民众支持战争，军队的士气就旺盛，反之就衰落。总之，只有民众支持进行战争，上下一心，协调一致，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而统治者只有行“仁爱”之政，才能“服众”，即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仁本篇》载：“战道：不违时，不历病民，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如此则“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

二

齐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对齐国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制定政策时统治者能够考虑到民心民意，考虑到民众的利益等。

首先，制定政策时注意顺应民心。姜尚任齐国诸侯王之初，就注意采取顺应民心的政策，“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而民众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明姜尚顺应民心的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正是由于姜尚“简其礼”、“因其俗”的主张奠定了齐国强盛的基石。值得注意的是管仲相齐仍采取“与俗同好恶”的方针。“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这也体现了管子的民本思想。《管子》主张统治者施政立法应当“顺民心”，“量民力”，从民所欲，坚持“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的政治原则（《管子·九守》）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政策法令的好坏，要以是否符合民心来衡量。统治者只有顺应民心，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在《管子》看来，法令对治理国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只有顺乎民心的法令，才能为民众所拥护，才能行得通。“令顺民心，则威令行。”（《管子·牧民》）“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管子·形势解》）同时，统治者制定的法律还必须与民众智力相适应，“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使民。”（《管子·乘马》）法无论对智者、巧者或愚者、拙者来说，都要明白易知，便于他们掌握和运用。《管子》认为，作为整体来看的民众是最聪明的，因此，即使像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英明君主也要听从民众的意见，行事都从民众共同关心的角度出发，推行符合于民众心愿的政策。如果政逆民心，民众必然与君主离心离德。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即使拥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民众也不得安宁。《管子》举例说：“《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管子·法禁》）《管子》认为，要顺应民心，必须在政治实践中了解民情，时刻注意关心民众的疾苦。“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管子·权修》）就是说，人的性情是一样的，根据这种普遍性的人情或人性来采取合适的措施，就可以顺利驾驭民众。那么普遍性的人情是什么呢？就是有所“欲”和有所“恶”。《管子》认为：“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民众厌恶忧劳、贫贱、灾祸、死亡，而喜欢安逸、富贵、稳定、生存。因此国家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就应该顺应民众的这种心理要求。这种给民众实际利益，使民众的欲望得到一定满足的观点反映了对民众的重视。《战国策·齐策一》的《邹忌修八尺有余》一文记载了齐威王认真接受邹忌的规劝，广泛征求吏民的意见，结果政治清明，国力强盛。说明齐威王认识到了顺应民心的价值并将这种认识运用到了政治实践中。

其次，注意施行仁政，爱民恤民。齐国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认识到，如果视民如伤，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国家就会兴盛。如果视民如土芥，就必然遭到民众的反抗，国家就必然灭亡。爱民恤民就是要以民众为轴心，急民众之所急。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的政策就能体现民意，赢得民心。记录周王和姜尚对话的《六韬》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姜尚的爱民恤民思想。“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予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请释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六韬·文韬》）姜尚要求统治者在具体行动上要重农，薄赋敛，节俭，严格执法等，要统治者像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对待民众，这充分体现了姜尚的爱民恤民思想。《管子》中有不少有关爱民恤民的言论。齐桓公问：“‘寡人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其可乎？’管子对曰：‘可’。桓公又问：‘安始而可？’管子对曰：‘始于爱民’。”（《管子·小匡》）桓公问：“‘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如流。’”（《管子·霸形》）管仲与齐桓公讨论如何“致天下之民”的问题时说：“请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管子·轻重法》）基于这样的认识，管仲提出了“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兴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及“宽其政”。其中“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振其穷”包括“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等内容（《管子·五铺》）。九惠之教的内容，在《管子·入国》中有详细的说明：“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实行了这些政策，百姓就得其所欲，“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管子·五辅》）也即是说，赈济贫民，满足了民众的要求，对国家的治理也有好处。管仲相齐达四十年之久，这些主张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齐国之所以能称霸诸侯，与其推行的爱民恤民政策是分不开的。齐国晏婴的爱民恤民思想也比较明显。有一年，齐国连续下了十七天雨，许多地方遭受水灾。而景公只知饮酒作乐，不恤民众疾苦。晏婴几次请求景公救济灾民都遭到拒绝。晏婴把自家的粮食器物拿出来分给灾民，然后再去请求景公对灾民加以赈济。他对景公说：“十有七日矣，坏室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敝撤无走。四顾无告，而君不恤，日夜饮酒。令国致乐无已，马食府粟，狗餍刍豢，三室之妾，俱足粱肉。狗马室妾，不亦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五》）最后景公答应了晏婴的要求对灾民进行了赈济。有一次，景公外出巡游，见到路边腐烂的尸体也漠不关心。晏婴进谏道，从前我们的先君桓公出游的时候，见到饥饿的人就给他们食物，看到生病的人就给他们钱财，征发徭役、征收赋税都注意不对百姓耗损过重。因此百姓都希望先君到他们那里去巡游。可是现在，百姓为交纳赋税以致倾家荡产，横尸遍野。而国君却漠不关心，您已经失去做国君的德行了。百姓饥寒交迫，就会和国君离心离德，这就是夏、商、周三代衰亡的原因。景公听了晏婴的话后回答说：“然，为上而忘下，厚藉敛而忘民，吾罪大矣。”（《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并立即下令赈济民众。

第三，重视利民富民。齐国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主张采取各种措施，为民众从事生产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使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认识到，民众的生活富裕了，君主的地位才会稳固，国家才能安定。

齐国建立后，姜尚便注意发展当地经济。《史记·货殖列传》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由此，使“人物归之，强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这不仅使齐国成为经济大国，而且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管子》特别强调富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其知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就是说，治国的根本原则是富民，民富就容易治理，民贫就难以治理。民众的物质生活有保障，才能热爱乡土，服从统治，遵守法令，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反之，民众就必然不服从统治，国家也得不到有效的治理。《管子》认为，民富才能保证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因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管子·八观》）《管子》还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不仅决定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兴亡，同时也决定民众的道德水平，“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强调了富民的重要性。怎样才能富民？《管子》认为只有致力于农业生产，使民众生活富裕，才算抓住了治民的根本。“善为民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行。”（《管子·大匡》）为了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管子》主张“不夺农时”。“不夺农时，则百姓富。”（《管子·小匡》）在农忙季节，君主不要让农民服徭役，也不要征兵打仗，不然就要影响农业生产。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管子》主张多种经营。如重视畜牧业，主张对饲养六畜者免征赋税。还要求人们多种植蔬菜瓜果。《管子》多种经营的思想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了积极作用。《管子·五辅》还提出了富民的其他措施，如“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这里的富民措施包括发展生产、便利交通、兴修水利等多个层面。实行了这些措施，人们的生活有了保障，他们才会服从统治者的管理，政权才会巩固。《管子》还认为，“取于民有度”是富民的重要条件。如果剥削过度，激化了阶级矛盾，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而且也会导致国家的灭亡。因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期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管子·权修》）所以《管子》认为“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管子·小匡》）春秋末年，齐国的贵族田桓子用增加民众财富的方式收揽民心，对贫穷孤寡的国人“私与之粟”（《左传》昭公十年），他的儿子田厘子乞做了齐国的大夫以后，“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民以大斗。”就是用齐的通行量具小斗向民众征收赋税，用田氏的大斗向民众出贷谷物。田常执政后，为了争取人心，也以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由于田氏“得齐众心”（《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田氏把民众变成了“隐民”，

而公室的势力却大大削弱了。由于有民众的支持，田氏最后夺取了齐国政权。

齐文化重视民心民力，重视民众的利益，对齐国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齐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因具有人民性和进步性，因而直到封建社会末期仍然是一些进步思想家和政治家高举的一面思想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