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故城考古的学术价值

大约在距今3050年前后，周武王发和太公姜尚率领以周人为主组成的大军东征伐纣，与殷纣王的17万大军在殷郊之牧野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战略决战——牧野之战。战争的结局，是殷军大败，殷纣王被迫自焚而死，商王朝灭亡，周王朝诞生。周王朝建立之后，把大量同姓、异姓和古君王之后分封到各地要冲，封邦建国，“以蕃屏周”。太公姜尚，因在兴周灭商中的首功被封于东方齐地，建立齐国。始封之齐国，只不过是方圆百里的一个东方武装殖民据点，并且“地负海盐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汉书·地理志下》）。但是，经过太公推行“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等基本国策，齐桓公时期（公元前685年～ 前643年）以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为核心的“桓管改革”并称霸诸侯，到齐灵公（公元前581～ 前554年）灭莱（公元前567年），齐国疆域向东扩展到胶东半岛一带。公元前334年，齐威王与魏惠王“会徐州相王”而正式称王，“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战国策·齐策一》）。齐宣王时期（公元前319年～ 前301年），齐国“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战国策·齐策一》）。到齐    王时期（公元前300年～ 前284年），齐国“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疆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盐铁论·论儒》）。真乃“洋洋哉，故大国之风也”（《史记·齐太公世家》）！

从公元前11世纪太公姜尚初封齐国，经由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齐，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军灭齐，齐国立国达800多年之久。于是，以齐国的立国、发展、扩张、称霸以至灭亡为主线，在泰沂山以北以东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两周800多年间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描绘了中国古代社会由王国时代走向帝国时代的历史画卷，形成了以土著文化为基础、周文化为主导、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文化——齐文化。齐文化，作为两周800多年间齐国或齐地的地域文化的代名词，不仅包括齐地的精神文化，而且包括齐地的物质文化；不仅包括齐国盛衰兴亡的历史，而且包括齐国社会、经济、人文的发展等等。因此，齐文化，是大文化观意义上的文化；齐文化研究，是包含齐国政治、经济、军事、人物、科技、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在内的大文化研究。

齐文化研究，离不开历史文献，但同样离不开考古发现，更离不开齐故城考古。因为，关于齐国兴亡盛衰的历史脉络、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事件、重要人物及其活动等，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可资研究。但是，有关齐国的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物质文化，尤其是有关民众百姓的生活及其活动，历史文献少有记载，只能通过考古发现进行考察。另一方面，都城作为一国之都，是一个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经济管理中心，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因此，都城考古在历史考古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齐国而言，太公姜尚封国之初都营丘，六世胡公曾一度徙都薄姑，公元前859年七世献公又率营丘人攻陷薄姑徙都临淄（《史记·齐太公世家》），自此直至为秦所灭不曾徙都。营丘与临淄是否一地暂且不论，即使从公元前859年齐献公定都临淄算起，临淄作为齐国的国都长达638年之久。到齐宣王时期，临淄城发展成为“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齐策一》）的东方大都会。齐都临淄城的发展和繁荣，成为齐国逐步发展成为东方大国的缩影。因此，从考古学上研究齐国的历史和齐国的文化，就不能不首先从齐都临淄城的考古做起。也正是齐故城考古的逐步展开及其成果，为齐文化研究不断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齐故城考古，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7年秋，日本人米内山庸夫在当时的临淄城附近进行踏查，并将有关齐故城的见闻在《支那风土记》中作了记述，引起了日本考古界的注意。1940～1941年间，日本学者关野雄先后三次对齐故城进行实地调查，踏查了淄河沿岸的东城墙、大城南墙以及小城的城墙残迹，进而结合历史文献和地方志的记载，大致确定了齐故城的位置就在当时的临淄县城及其以北，并绘制出齐故城位置图以及复原图。调查中，还收集到大量文化遗物，如瓦当、花纹砖、陶文、贝币、刀币、铜箭头、铜镜铸范等。

齐故城真正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开始的。1958年10月，山东省文化局举办文物培训班，组成临淄考古队，对齐故城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钻探和试掘。勘探中发现，齐故城西南角的小城，其城墙的建造年代最早不过战国，证明并非如县志所记之营丘城；西周遗物，多分布于大城的东部和东北部；同时，在刘家寨村南发现汉代封泥40余件，确认了该处是西汉官署之所在。结合1988年对大城西南角同小城衔接处解剖发掘的结果可知，大城可能始建于西周时期，而小城则建于战国时期。1964年夏～ 1966年春，山东省组织省内外有关考古机构对齐故城进行全面的勘探，并于1971年进行重点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概言之：查明了故城的范围、形制和城墙保存状况，即齐故城由近似长方形的大城以及其西南角的小城组成，大城周长14158米，小城周长约7275米，城墙全部夯土筑成，墙基宽20～ 43米；探出城门11座，即小城东、西、北门各1座和2座南门，大城东、西门各1座和南、北门各2座；大致探明了城内交通干道，以及由天然河道、人工壕沟和排水道口等组成的排水系统；确认了小城西北部“桓公台”一带和东北部“金銮殿”一带的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了范围比较集中的6处冶铁遗址、2处炼铜遗址、2处铸钱遗址，以及制骨作坊遗址；在大城东北部的河崖头一带和南部的刘家寨一带探明两处东周贵族墓地，有助于对当时城内布局及其功能的认识；大城西南部“晏婴冢”的钻探，证明其并非墓葬，而是汉代人修建的纪念性建筑；大致查明了城内的文化堆积状况，尤其是发现了西周晚期的地层堆积，为确定齐故城的始建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1976年，小城西北部的桓公台遗址东部经过大规模发掘，发现一处规模较大、保存状况较好的秦汉时期宫殿建筑基址，以及排水管道等排水设施，证明在秦汉时期，小城仍然是临淄城的政治中枢所在（据笔者田野考古笔记）。

除上述大规模考古勘探和发掘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发掘和发现，成为齐故城考古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1964年～ 1976年间，在大城东北部的河崖头墓地西部先后发掘了5座大墓，并在5号墓东、西、北三面发现大型殉马坑，先后清理出马骨架228匹之多。据研究推测，该墓墓主人是公元前547～ 前490年在位执政58年的齐景公，殉马坑总长约215米，殉马计600匹以上，揭示了齐国统治者的埋葬制度。1965年，河崖头村东的淄河岸边曾发现青铜盂、簋、钟等西周晚期铜器，其中铜盂高43.5厘米、口径62厘米，为目前所见齐国铜器之最大者，或与齐侯墓地的祭祀活动有关。1981年，大城东北部的东古城村发掘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墓葬99座，其随葬品的组合表现出明显的东方文化传统和礼制特征。1984年，又在东古城村西发掘1座墓葬，出土铜鼎、簋、    、盘、壶等礼器和兵器、车马器等16件、陶器15件，其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1979年，大城西墙北段排水道口的发掘表明，排水道口呈东西向，由进水道、过水洞和出水道三部分组成，用石块垒砌构筑，是在修筑夯土城墙时设计建造的，大大深化了齐故城排水系统的认识。1972年和1982年，小城南部的安合村西南先后发现“齐法化”刀币铸范，进一步确认了这里是一处战国时期的重要铸币作坊址，证明当时的铸币工业直接掌握在官府手中。此外，临淄齐故城内外东周铜器、战国齐量器、东周陶文、战国秦汉瓦当、钱范等的发现，为齐国度量衡制度、基层行政组织、手工业生产、建筑艺术等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大城南部刘家寨等地点汉代铜镜铸范的发现，证明汉代临淄城内工商业依然高度发达，并且是当时一个重要的铜镜制造中心。

齐故城城郊及其周围的考古发现同样很多且很重要，这里暂且略而不述。这里之所以就齐故城考古的历史及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无非是想说明：齐故城考古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齐文化研究。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说：齐故城考古依然任重而道远。譬如，太公姜尚始封之营丘，究竟是在临淄城内还是在他处？如果是在临淄城内，那么其具体地点又在何处？这是涉及到临淄建城历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说大城始建于西周、小城始建于战国的结论可信，那么战国之前临淄城的政治中枢所在何处？齐景公时期，孔子来齐与景公论政言礼，留下了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的一段历史佳话，其闻韶处今依据近代的县志被定在大城东南部的韶院村一带，但尚不能加以科学的证明。田齐桓公时期创建的稷下学宫，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官办学堂和人文学术机构，是齐都临淄城的一颗璀璨明珠，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场所，但其地处何处、其结构和布局如何，所知不甚寥寥。……凡此种种疑问，都是齐文化研究和齐故城考古中无法回避且必须加以解决的。只有解开了这些谜团，我们才能逐步复原齐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以及人民大众演出的一幕幕历史活剧的舞台和背景，才能使我们今天对齐国历史和文化图景的描绘不仅有骨骼框架，而且有血有肉。我相信，在齐文化研究的热潮中，通过各级政府领导、考古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齐故城考古将不断取得更多的成果，齐文化研究将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后记：今年初春时节，笔者到临淄齐故城进行考古调查期间，欣闻临淄设立了齐文化研究中心，并且拟创办一个齐文化研究的刊物，不胜欣喜。这实在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一个壮举。区委解维俊书记嘱我为刊物写稿，笔者欣然。齐故城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是我洒下过青春汗水的地方。虽然多年远离故土，但作为生在齐故城、长在齐故城的一名考古工作者，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家乡的变化，祝福家乡的发展。这里将关于齐文化研究和齐故城考古的一些想法写出来，是希望能够为齐文化研究和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助威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