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齐文化与古希腊雅典文化

在上古世界，东西方相向屹立着两座状貌奇伟的文化殿堂：先秦齐文化和古希腊雅典文化，两大文化体系均形成于雅斯贝斯所称的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期”(公元前8―3世纪)，并分别成为中国文化的源流之一和西方文化的精神原型。

作为文化形成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齐与雅典有着比较近似的地理条件；地处北纬39度线附近，濒临海洋，土地量少质差，矿产资源丰富。周初吕尚受封时，太公即因地制宜，“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亦即通过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齐国因此而逐渐强大，农业也随之得到发展。到桓公时，相其称霸的管仲进一步提出了“本肇末”的观点，既重视农业积累财富的作用，也不轻视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战国时，齐已发展成为“冠带衣履天下”的商业大国和第一流的手工业国家。就雅典城邦来讲，其农产条件较差，粮食不能自给。所以，雅典人一方面努力增产粮食，一方面将劳力更多地转向手工业和园艺业。到前5世纪中后期伯里克利主政时，雅典已成为希腊各国中工商业最发达和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城邦。

在政治文化方面，齐国的君主政体中保留了较多的共和民主成份。齐君往往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集执政大臣、卿大夫甚至国人询、议军国大事。这表明齐君并不具备“乾纲独断”的专制权力，臣民尚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和途径。而雅典更通过平民反贵族的斗争建立了古代社会最完善、最进步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在雅典民主政体下，国家主权属于全体自由民，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普选权、监督权和立法权，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没有特殊公民存在。在盛行专制政体的古代世界，齐与雅典的政治制度也是卓尔不群、独树一帜的。

由于政治开明，言论自由，齐与雅典的学术文化上也呈现出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特点。自周初太公封齐始，就“修道术，尊贤智”，以后历代统治者长期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在学术上不拘一格，任各家自由发展，至战国威宣之时形成了著名的稷下学宫。稷下学者来自齐国内外，包含各家各派，各自思想并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左，但均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和优待，其中有76人位居上大夫，“不治而议论”。这些人为齐国朝廷举事谋策，评议时弊，常常当面讽谕齐王，即使言词不逊，也不见责。这种容纳百家的胸怀是世所罕见的。雅典文人学者的思想言行也不受任何禁锢与干预，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相当浓厚。城邦政府从不干涉各种学术活动，不是支持一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而是让它们同时并存、自由讨论、互相竞争。德谟克利特宣传原子唯物论，亚里斯多德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柏拉图讲授神学唯心论，伊璧鸠鲁则提倡无神论，他们都不会受到压制和镇压。在各个学派共同发展的情况下，雅典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

综上所述，齐与雅典文化具有共同的特点，即经济文化的多样化，政治文化的开明民主，学术文化的兼容并蓄与百家争鸣。这些文化特质使齐与雅典在“轴心期”的世界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遗憾的是，迥异于西方六国的齐文化并未被统一后的秦帝国所继承，学术的封闭保守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文化精神，这也是明清以后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历史深层原因之一。而以雅典文化为主体的希腊文化则经“文艺复兴”被近代西方各国所全面继承，社会发展再次踏入“希腊方式”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