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兵学与齐鲁文化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从上古到西汉时期，共传下兵书53家。其中兵权谋13家，259篇。兵形势11家，92篇。阴阳16家，249篇。兵技艺13家，199篇。这些著作真正流传后世者很少，绝大部分在魏晋南北朝以后亡佚了。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颁定《武经七书》，将《六韬》、《司马法》、《孙子》、《吴子》、《尉缭子》、《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定为当时武职人员学习的重要兵学宝典。《武经七书》中，除《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外，其余5部书皆出自齐鲁。显然，齐鲁从上古到战国时期，不仅是思想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兵学最发达的地区。齐鲁兵学发达的原因何在?

是因为齐鲁地区性在先秦时期发生的战争特别多吗?不完全是。据高锐主编的《中国上古军事史》统计，在春秋战国(前770_-前221年)5个半世纪的岁月中，中国大地上共发生了80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其中，春秋时期约500次。发生战争最多的国家依次为：晋国130次，楚国123次，齐国117次，郑国和鲁国各约100次，宋国78次，吴国和秦国各38次。战国时期发生战争300多次，发生战争较多的国家依次为：秦国165次，魏国135次，赵国108次，韩国74次，齐国64次，吴国52次，燕国28次。这表明，齐国和鲁国进行战争的次数在列国中只居于中等水平。兵学发达的程度与战争频繁的程度似乎还不能形成正比关系。

是因为齐鲁产生的能征惯战的统帅和将军最多吗?也不尽然。还是据《中国上古军事史》统计，春秋时期的著名将帅约50名，其中晋国18人，楚国11人，齐国仅3人，即齐桓公、管仲、司马穰苴。鲁国仅2人，即鲁庄公和曹刿。战国时期的著名将帅约130人，其中秦国人数最多，为38人。赵国次之，为37人。其后依次是魏国18人，齐鲁、楚国各13人，燕国8人，韩国3人。这表明，齐国著名将帅的数量在战国七雄中只能排在中下游。显然，将帅的数量与兵学是否发达也很难成正比关系。

史实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秦、三晋等国发生的战争数量远远超过齐鲁，秦、三晋和楚等国著名将帅的数量也超过齐鲁。非齐鲁国家的许多著名将帅，在列国争雄的战争上曾指挥过不少威震四方的战役，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如战国时期魏国的乐羊、庞涓、魏无忌；秦国的商鞅、司马错、樗里疾、白起、尉缭、蒙恬父子兄弟、王龋、桓龋、王翦、王贲、李信；赵国的楼缓、廉颇、李牧；燕国的乐毅、剧辛等，都是各有千秋，谱写了自己军事生涯中惊心动魄的篇章。但是，这些将帅中，除尉缭留下一部兵书，商鞅留下了一部《商君书》外，其余的人都没有留下兵学著作。特别是许多曾经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的将帅，如指挥长平之战，“坑赵卒四十万”，然后长驱直入，兵围邯郸，几乎灭掉赵国的白起，率60万大军，千里出征，顺利灭掉楚国的王翦，在兵学史上竞未留下片言只语。看来，战争实践虽然是兵学家必备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仅有战争实践却不一定必然产生兵学著作。因为兵学著作不仅是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战争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升华。从事战争实践的将帅能否有兵学著作面世，起码需要两个相应的条件：一是他愿意甚而热衷于总结自己的和别人的战争实践经验，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思考；二是他要有从事这项活动的能力即兵学素养，同时还要有促使他致力于此项活动的社会大环境即厚重的思想文化传统。而创作的兵书能否流传后世，还必须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经过时间的筛选。一般情况而论，在流传中亡佚的著作与流传下来的著作相比，其价值是略逊一筹的。那种认为出土文献(甲骨文等除外)价值优于流传文献价值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先秦时期的齐鲁兵学之所以特别发达，而流传至今的兵学著作之所以稳居各地区之冠，原因就在于它根植于丰厚的齐鲁文化。是底蕴厚重的齐鲁文化滋育了齐鲁兵学并使之成为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尽管齐鲁地区进行的战争较之秦、三晋和楚等国相对少一些，但发生的频率也不算低。如春秋时期，齐鲁两国发生的战争都不下百次。尤其是齐国，在齐桓公首霸之后，在“尊王攘夷”的大旗下，东征西讨，频频会盟，与不少国家问发生战争行动。战国时期，虽然鲁国国势日衰，与邻国的战争败多胜少，最后被楚国灭亡，但其战争实践仍然锻炼了众多将领，如吴起就曾指挥了一场鲁军战胜齐军的战役。与此同时，齐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东方大国的地位，并与七雄中的魏、燕等国进行了数次规模巨大、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战争。如齐魏桂陵、马陵之战，齐伐燕之战，燕、秦、韩、赵、魏五国伐齐之战等等，这些战争使齐鲁的将帅获得了较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司马穰苴、吴起、孙膑等人都曾亲临前线，指挥过不少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这种经历与他们后来成为兵学家显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孙膑兵法》中的《擒庞涓》一篇，实际上是桂陵之战后孙膑对该战役的记述和总结。墨子的军事工程学著作同样是他参与指导营建防御工程的技术规程和总结。吴起的兵书不仅是他在鲁国指挥战争经验的总结，更是他在魏国长期统兵驭将，进行战场谋划和指挥的经验总结。

与秦国、三晋和楚国等发生战争较多的国家相比，齐鲁多兵学还有另外的重要原因，这就是齐鲁所独具的浓厚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兵学传统。

鲁国是儒学的发祥地，诞生了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和在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大思想家子思和孟子，同时还是墨翟的故乡。齐国是齐学的发祥地，姜尚、齐桓公、管仲、晏婴等创造和发展了齐学，使之形成了最基本的内涵和品格。战国时代的齐国是百家争鸣的中心，稷下学宫曾经汇集过大批思想学术精英，儒、墨、名、法、阴阳等学派的许多著名代表人物几乎都曾在这里从事讲学和研究，参与思想和学术的辩论，形成了浓浓的思辩和著述的氛围。齐鲁思想家中的不少人对兵学有着独特的见解，而他们丰富的哲学、政治社会思想则从更多方面对兵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管仲本人不仅是当时第一流的政治家，而且也是第一流的军事家。正是他协助齐桓公进行的政治、社会和军事改革使齐在春秋时期最早称霸列国。例如，他的“顺民”思想显然影响同时和其后的兵家对军纪、将帅素质以及士气等问题的思考。齐国稷下学派中的宋尹学派，提出了“别宥”说，要求人们在从事对事物的认识时必须辨清并破除妨碍自己准确认识战争形势和敌我双方的优长与不足十分重要。慎到、田骈关于道法相结合的理论也明显对战国兵学家学说从军事角度对道、法的理解产生了影响。儒家创始人孔子尽管算不上军事家，但他处在列国纷争、“礼崩乐坏”的时代，不仅看到列国间经常不断地发生战争，而且每一个诸侯国内国君、大夫、家臣之间的内斗也经常诉诸武力。这就使他不能不关注战争；因此提出了“慎战”、“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以及“足食足兵”等军事思想。在教导自己的学生时，他要求他们勤备用功，努力学习，多闻、多见、多视、多观、多察，从周围感触到的、从实践中接触到的事物中吸取知识，还必然“学而时习之”，并处理好学与思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倡并力行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就要求学生们从事物的表现切人，举一反三，深入思索，进行细密推理、判断，总结经验，以达到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和规律的把握。孔子思想对其后兵学家认识战争与民众以及经济的关系并从方法论上总结战争经验，深入理性思考提供了借鉴。儒家的思孟学派有着独特的社会政治批判思想，他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肯定对兵家认识民众的重要性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以及对仁、义等理念的诠释显然可以深化兵家对战争正义与否的认识。他强调“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也从认识论角度启发兵家对战争本质及其规律的思考。苟子不仅是战国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援法人礼、礼法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以舟水喻君民的民本思想，“天人相分”的天道思想和“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中唯物主义认识论，都能够在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上对兵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总之，自姜尚建立齐国，周公旦建立鲁国，齐鲁地区的思想文化精英们就形成了好学深思、长于辩诘，乐于著述的优良传统，从而为兵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沃土。反观其他地区，在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无一能与齐鲁相比，这应该是齐鲁兵学著作量多而质高，因而经得起历史考验，经得起时间筛选、光辉永存的重要原因吧。

当然，先秦时期的齐鲁兵学之所以盛于其他地区，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就是这里有着其他地区更为悠久和更厚重的兵学传统。    齐鲁兵学的开山祖师是姜尚。此人的形象尽管仍然笼罩着神秘的色彩，如年龄137岁就使人疑窦丛生，但是，有几点基本的史实却是真实的：

1.他是周文王延揽的王佐之才。

2.牧野之战时他是周与诸侯联军的总指挥，出色地谋划和指挥了灭纣的历史性大决战。

3.他是齐国的第一代国君，以“因俗简礼”、“尊贤尚功”作为治齐的基本原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4.他留下了一部名曰《六韬》的兵书。这部流传至今的兵书肯定不是姜尚时代的原貌，据许多学者推定，其定稿时间最早不早于战国中晚期，最晚也不会晚于汉初韩信“申军法”之时。其与姜尚的关系应该是无可怀疑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论断，该书主要内容“或是姜太公所说，或是源于姜太公，或是发展姜太公思想而成的”…。前些年，河北定州汉墓出土了《太公》竹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54枚《六韬》残简，这说明《六韬》作为先秦的文献是可以定谳的。当然，与先秦的其他文献一样，它也不会成于一人之手。《六韬》的初创虽然是姜尚，但在其流传过程中肯定经过许多人的增删、润色、修改。所以后世看到的文本内容既饱含战国时代的色彩，文字也辞彩华美，流畅通达，比之《尚书》文辞之估屈聱牙，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六韬》文本的演变过程，湖北郭店出土的楚简《老子》似乎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该文不足2000字，行文古朴简括，但流传后世的《道德经》五千言则是一篇文字隽永、意境朦胧的令人拍案叫绝的哲理诗了。不过，两者在思想上却是一脉相承的。楚简《老子》的出土至少可以使人们达成两点共识，一是老子本人确实存在，生活年代应略早于孔子。二是《道德经》最后的文本应成于战国中晚期。先秦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几乎都经过不同程度的加工，正如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正·六韬》中所说：“周秦诸子，类非一人之手笔，此乃古书之通例，又不独《六韬》为然。”《六韬》集中体现了姜尚的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其中最重要的是“官天下”、“爱民”、“三宝”、“农工商”、“上贤去不肖”、选任人才的六条标准：仁、义、忠、信、勇、谋和有关战争年代的各种战略战术原则以及选将、练兵、武器装备、战法布阵等内容，古代兵学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涉及到了。由此，《六韬》就成为中国古代兵学的开山之作和奠基之作，而由它开启的兵学传统也就深深地影响了后世齐鲁的兵家。

正因为齐鲁有姜尚开启的兵学传统，就使后世齐鲁的将帅们能够自觉地学习兵法并且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同时又能对照兵法总结战争和实践经验并进一步上升到理论的思考，写出新的兵学著作。如此一代接一代，齐鲁兵学的传统也就越来越深厚。管仲、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孙膑等兵家，既是这一传统的受惠者，又以自己的兵学著作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传统。例如，管仲军事思想中“富国强兵”、“为义而战”、严格士卒选练、励行奖惩制度，制造优良兵器等理论和慎战而不惧战、知己又知彼等战略战术原则，尤其是“至善不战”的最高的战争指导理念，几乎都有着《六韬》的影子。《司马法》强调“以仁为本，义以治之”的战争指导思想工作，“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等“五虑”的致胜条件，还有“视敌而举”的各种战术原则，显示了对以往兵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兵学史，而且一定意义上也是世界兵学史上划时代的杰作。它第一次从战略的高度对有关战争年代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诠释，并且抽绎出规律加以高度的概括。它同样是齐鲁兵学传统的产物，是这一传统链条上最光彩的一环。其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战”战略指导原则，将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以“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进行的全面考量，以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正奇变换、出奇制胜、避实击虚、攻其不守等战术原则，都能够窥见其对齐鲁兵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尽管孙武的军事生涯的最绚丽的篇章是在吴楚两国对决的战场上创造的，但是，他那光耀千古的兵学却离不开齐鲁文化特别是它的博大精深的兵学传统。

吴起一生仕官鲁、魏、楚三国，他的战争业绩主要是在魏国西河守的位子上创建的。不过，作为一个受业于孑L子弟子曾参的将军，其兵学著作《吴子》既明显渗透着儒学的理念，也明显昭示着齐鲁兵学的传统。如他要求国君必须修“四德”即道、义、礼、仁，将战争的性质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道兵五类，“以治为胜”的治军原则以及根据不同情况决定的“击之”、“避之”等的战术原则，无不闪烁着齐鲁文化和齐鲁兵学传统的光辉。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残篇尽管还不能反映该兵学的全貌，但其与齐鲁兵学传统的联系还是十分明显的。《孙膑兵法》对“战胜而强立”、“存亡国而继绝世”的战争作用的认识，对战争中人的作用的认识——“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对战争中的一系列矛盾如敌我、主客、攻守、进退、众寡、强弱、奇正、积疏、盈虚、徐疾、径行、动静、佚劳、险易、治乱、生死、胜败等及其互相转化的认识，都清楚地显示了齐鲁兵学传统尤其是《孙子兵法》的影响。

反观先秦时期齐鲁以外的其他地区，如秦、楚、吴、越和三晋，都曾频繁地进行过规模不等的战争，涌现出一大批威震八方的著名将帅和才智超群的谋略家，其中也有一些人写下了兵学著作，并有《尉缭子》等流传下来，但是，与齐鲁地区相比，它们都没有形成深厚的兵学传统。这大概就是这些地区兵学著作相对较少而且大都没有流传下来的最重要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