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兵学的文化特征与历史地位

近年来，有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研究，正呈示高度繁荣、日益深化的趋势，这是令人鼓舞的局面。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方面的研究依然存在着某些薄弱环节，例如，与兵家群体、兵书著作或断代军事思潮的研究相比，人们对兵学文化的地域特色的探讨，还处于相对忽略、浮光掠影的初始阶段，因此极有必要予以更大的关注，从而为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和揭示中国兵学文化的嬗递轨迹、基本特征和深远影响创造充分的条件。

一

所有人类活动的痕迹都显示，人的地域文化品性，是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漫长的历史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同样，地域文化品性作为重要的人文及自然结晶，也弥散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中华民族内部每一群体、每一族群的历史进程。换言之，辽阔广袤的大地、复杂丰富的生态景观，对生活以不同方式的参与和投入，使得中华大地上的居民早在文明初曙之时，就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所谓原始社会末年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集团，实际上既是血缘关系、文明形态的分野标志，更是地域文化属性的畛域界别。历经了近三千年的建设与战乱，繁荣与毁灭，到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兼并天下，统一六国，终于划下了阶段性的句号。

地域文化的特征鲜明而稳定，这一点在社会思潮的演变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先秦时期（主要是春秋战国阶段）思想学术界出现了众多学派，呈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热烈景象。这固然反映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但同时也与各家所处的地域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如儒家之于邹鲁、法家之于秦晋、道家之于楚地、阴阳家之于燕齐等等。学者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文化现象的普遍存在，都力图考察社会文化所植根的地域土壤，从地域文明的角度审视和把握文化的趋向和特色。这一努力早在《禹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汉书·地理志》那里即告开始，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在这上面投入大的精力。如任继愈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中将春秋战国的文化区域划分为四个，指出当时分别产生了四种文化类型，即邹鲁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晁福林先生在其《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一书中将当时的文化类型归纳为：周文化圈、齐鲁文化圈、秦晋文化圈、楚文化圈。

军事思想作为整个思想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成熟，与人类社会的思想思想总体发展演化，有着深刻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也与地域文明的主导趋势相同步。换言之，先秦时期的兵学文化，同样显示出鲜明突出的地域特征。大致而言，它在当时主要体现为三大类型：即齐鲁兵学文化、三晋兵学文化和以楚、吴、越为代表的南方兵学文化。

在三大兵学文化类型之中，齐鲁兵学文化无疑占有最主要的位置，代表着先秦兵学的主体和最高成就，是我们今天考察先秦兵学地域特征的重心之所在。但是在总结齐鲁兵学的成就与特色、价值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扼要归纳与分析其他两大兵学文化类型，以期为考察齐鲁兵学找到一个更佳的座标。

三晋兵学文化。三晋文化指春秋晋国、战国韩、赵、魏一带的中原文化，关中地区的秦文化主要受三晋文化的影响，缺乏自己的显著特色，故也可以归入三晋文化类型。三晋处于四战之地，战略上为内线作战态势，地理上缺少天然屏障和回旋余地。为了在激烈残酷的争霸兼并斗争中争取主动，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诸侯国对内注意改革、练兵、储粮，提倡法治，广揽人才，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外则随时权衡“国际”形势，利用矛盾，结交与国，合纵连横、纵横捭阖。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三晋地区（也可以理解为中原地区）的兵学文化，注重将厉行耕战、增强实力、推行法制、严明赏罚置放于优先的位置。具体地说，这就是在战争观上积极主战，强调通过战争的手段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画策》）。在治军观上，主张高度集权，严格治军，追求令行禁止的效果，“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韩非子·饰邪》）。在作战指导上，强调以实力发言，先为不可胜，讲求打歼灭战。在战略上，特别重视处理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提倡文武并用，“凡战法必本于政胜”，“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商君书·战法》）；“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尉缭子·兵令上》）。这些特征在《尉缭子》等三晋兵学著作和《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的论兵之作中都有显著的体现。

楚、吴、越为主体的南方兵学文化。南方文化的中心地带是江汉淮水流域，它受西周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中原礼乐文化持保留乃至批判的态度，是老庄道家文化及其后学黄老思想的大本营。其基本特色是崇尚自然，鄙薄仁义礼治，故为孟子斥责为“南蛮  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上》）。这一文化性格在其兵学思想中同样有鲜明的反映，所谓“诡诈谲变”的作战指导原则，最早就发韧于南方地区。它的提出乃是对旧军礼“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传统的否定。具体而言，南方兵学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讲究人道与天道的统一，从自然规律中汲取营养，以求为指导战争提供启示，晦日进兵，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化迂为直等等是其最热衷的命题与战争理想境界，诡诈用兵，阴阳变化，刚柔并济是其兵学的基本精神。伍子胥、范蠡的兵学实践，《  冠子》、《经法》的理论建树，堪称这方面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它与齐鲁兵学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所谓“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孙膑兵法·陈忌问垒》附简），反映的正是这个事实。

在考察了三晋与南方兵学文化概貌之后，再来审视和总结齐鲁兵学文化的基本特色与时代精神，我们可以发现，它才是先秦兵学文化中的最主要构成部分，其兵学数量之繁富，思想之精粹，范围之广泛，个性之鲜明，影响之深远，在先秦诸侯列国中是首屈一指的。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不仅是儒家理想政治的写照，同样也是齐鲁兵学在先秦兵学中地位的体现。应该承认，整个先秦军事思想演变发展的历史，是建立在齐鲁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上的，也是和齐、鲁历史上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的作为与贡献联系在一起的，处处留有齐鲁文化的深深烙印，换句话讲，齐鲁地区的人物和文化，是先秦兵学思想不断进步、日趋成熟的基本动力和浓厚氛围。

这首先表现为兵学著作数量繁富，蔚为大国。先秦时期最重要兵学著作大部分都诞生于齐鲁大地。就齐国而言，收入《武经七书》中的五种先秦兵书，属于齐地兵家系统的就有三种：《司马法》、《孙子兵法》和《六韬》。另外，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载，齐国的重要兵学著述，还有《齐孙子》（即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八十九篇，《子晚子》（今佚）三十五篇等等。而在《管子》一书中，兵学思想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涉及的军事问题的篇目，就有《兵法》、《制分》、《七法》、《地图》、《参患》、《势》、《九变》、《霸言》、《小匡》、《小问》、《幼官》、《侈靡》、《重法》、《法法》、《立政》、《大匡》、《八观》、《五辅》等等。这些情况表明，在先秦及两汉传播的兵学著作中，数量最为丰富，内容最为精博，且影响最为深远者，当首推齐国兵学著作。至于属于三晋兵学系统的《尉缭子》一书，也似和齐国兵学不无一定的瓜葛。宋金时期施子美在《武经七书讲义》中直言：“尉缭，齐人也。”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缭子》的残简，均或多或少地透露了这方面的蛛丝马迹。

就鲁国而言，其兵学文化虽远不似齐国繁荣发达，但是，在当时也不无值得称道之处。从兵要地理角度分析，鲁国拥有一定的优势，所谓“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抵三楚，囊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许陈，足以方行于中夏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春秋之初，鲁国曾强盛一时，四败宋，两败齐，一败卫，燕、几与“小霸”的郑国及强齐相匹敌（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初年鲁国之强”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种局面的出现，以及长勺之战中所反映的高明作战指导，均标志着周公旦所创立的文化传统中，兵学是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吴子》一书，论治军用兵多袭用儒家“仁”、“义”、“礼”、“德”、“教”等重要范畴，提倡“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云云，更是鲁文化“宗仁本义”特色的突出体现。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九《子部·兵家类》云：“然（起）尝受学于曾子，耳濡目染，终有典型。故持论颇不诡于正。……大抵皆尚有先王节制之遗。高似孙《子略》谓：‘其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法者。’斯言允矣。”

其次，表现为在先秦兵学依次递嬗、逐渐升华的四大阶段中，齐鲁兵学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号召群伦的作用。

先秦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曾先生经历了四个依次交替、逻辑嬗变的重要阶段。在四大阶段之中，唱主角的始终是齐鲁兵学。第一阶段，其发韧者无疑是东夷文化的“尚武”精神，是蚩尤所代表的“兵主”传统和孔武有力的精神风貌。第二阶段，则周公旦所缔造的礼乐文明和古司马兵法的“军礼”传统，它们的大本营均建立在齐鲁大地之上，即所谓“《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同上）。这里，姜太公、孙子均为齐地人物；吴起是卫国人，“鲁卫之政，兄弟也”，且吴起本人又深受鲁国文化的熏陶，可视为鲁国军事文化的代言人；王子即“王子成甫”，与鲁文化亦有极深厚的渊源关系。由此可见，古司马法的建立与传受，均借助于齐鲁地域文化而展开。第三阶段，孙武、孙膑、吴起皆是齐鲁文化的代表者，其兵学著作所反映的军事思想，毫无疑义为当时乃至整个古代兵学的主体。第四阶段，《六韬》、《管子》以该时期齐鲁兵学典范身份而承担起总结先秦兵学之历史重任，综合融汇、总揽贯通先秦兵学之大成，于中国军事文化发展厥功居伟，实象征着齐鲁兵文化的不朽地位与永恒魅力。这一切表明，先秦军事思想逻辑嬗递、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齐鲁文化发挥重大影响、规范主导方向的历史，齐鲁文化对中国古典兵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

齐鲁兵学文化的突出地域特征，概括起来说，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形成最早，地位最尊。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齐鲁文化的最早源头为东夷文化，东夷文化的重大特色之一，是骁勇善战，“尚武”之风盛行张扬。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蚩尤作兵，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战神——兵主。《史记·封禅书》载：“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秦始皇东巡封禅时必祠包括兵主蚩尤在内的八神；汉高祖刘邦起兵反秦，也祭祀兵主蚩尤，以壮军威，“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击灭项羽，夺取天下后，复“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这些有关战神蚩尤的传说与祀祭活动，正好从一个侧面透露了齐鲁兵学文化源远流长、植根深厚的曲折消息。

如果说兵主蚩尤现象还属于神话传说的范畴，那么齐国的开创者姜太公和鲁国的建立者周公旦则可以称得上是先秦兵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实实在在的奠基者。《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西伯昌之脱  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言兵及周之阴权者皆宗太公为本谋。”至于周公旦同样为卓越的军事家，当武庚叛周、三监作乱，周王室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果断率师东征，平定叛乱，征服淮夷，维护了周王室大一统的格局，即所谓“依之违之，周公绥之”（《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与姜太公共同成为中国兵学文化的创立人。

而作为先秦兵学源头之一的“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发明和总结，也与姜太公、周公旦和齐鲁兵家有直接的关系。司马迁称姜太公、王子成甫等人对《司马法》“能绍而明之”，这当然是正确的评价，但是尚不够全面。实际上姜太公等人对于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诞生，乃是关键性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创始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对此曾有明确的阐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之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可见没有姜太公等人，就不会有以“古代王者司马法”为代表的“军法”（“军礼”）的面世，也就不会有中国古典兵学的肇始。

第二，薪火相传，代有承继。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可见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文化上出现断层现象在古代社会中是十分普遍的，兵学文化的承继问题同样有这类情况，三晋兵学、南方兵学都存在着时断时续的现象。但齐鲁兵学文化却避免了这一点，它始终以勃勃的生机逐代传授下来，并不断地得以发扬和光大。这在春秋早期是鲁庄公“鹫羽金仆姑”的赫赫武功；是齐桓公、管仲“复修太公法”：“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皆服。”（《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质诸史实，信而有征。齐桓公任用管仲，高擎“尊王攘夷”的大旗，“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霸诸侯，一匡天下”，其指导方针就是《周礼》及《司马法》所宣称的“会之以发禁者九”的“九伐之法”。在春秋晚期，是齐景公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对“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申明”，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自己的兵学思想体系——《司马穰直兵法》，是“一代兵圣”孙子的诞生，并以“兵者诡道”为基本特色的崭新兵学理论取代旧“军礼”，在军事思想领域完成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在战国前中期，是《吴子兵法》、《孙膑兵法》等杰出兵学著作先后登场亮相，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军事斗争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是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使“自古王者司马法”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基本原貌，确保其书的最主要内容和核心精神未致被历史的风尘所湮灭，并使它在汲取战国时代的军事文化内容后，变得更为充实和富赡。在战国晚期，是《六韬》、《管子》等重要典籍的面世，使齐鲁兵学乃至整个先秦兵学进入综合融汇、全面总结的崭新阶段，为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繁荣画下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第三，兼融博采，注重实用。齐鲁兵学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是能够因时变化发展，善于博采兼容，集众之长。应该说，齐文化与鲁文化是有其不同的特色的，齐文化重在开创和发展，鲁文化则偏重于继承和吸收，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非高明无以有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不中庸无以能长期稳定而守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鲁文化才以浑然一体的形态著称于世。因此，从“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到《孙子兵法》，再到《六韬》、《吴子》，齐鲁兵学文化一直能根据军事实践的需要而不断地丰富发展，及时转型，即从提倡“军礼”，到崇尚“诡诈”，最终进入总结综合、兵儒兼容，使兵学与时俱进，呈现新的风貌。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齐地风俗民情对兵学发展的制约与规范意义。齐国的社会环境铸就了齐地民众资性，而这种资性也对齐鲁兵学文化发展导向的确立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司马法·严位》指出：“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齐地社会环境的制约，使得齐地之人形成了独特的资性，这就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齐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汉书·地理志》也表述了同样的看法，从而使得当地民众易于“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正世》）。我们知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大传统，齐人“足智”尚谋的地域文化，对于兵学理论的构建，自然是一种文化上的内在推动。另外，齐人“阔达”“舒缓”的资性，也即国民心理，反映到学术生活中，就是具有一定的宽容精神，在与外界的接触中，齐人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新观点，并择善而从，加以必要的改造后为己所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主体文化。换言之，齐地学者善于将各家各派的思想融汇而兼取，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形态。战国时期稷下学术中心的出现，百家争鸣的全面展开，就是标志。然而这一趋势早在西周春秋时期即已开始，管仲、晏婴等人的思想学说就包含有一体多元的复杂倾向。这种文化氛围为齐鲁兵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了适宜的温床。

《孙子兵法》、《六韬》的思想建构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通观《孙子》，我们可以发现，它在注重实用理性的同时，也大量吸取兼汇了其他学说的思想内容，如强调从政治的高度考虑军事问题，这显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渗透；提倡“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观，这显然是对早期法家思想萌芽的一种汲取；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也显然与老子的思维方法论不无瓜葛。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再看《六韬》，当时社会政治思潮对它的广泛渗透和高度规范亦清晰可见。这首先是黄老之学清静无为、执一统众的指导性质，“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文韬·盈虚》）；其次是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文韬·文师》）；其三是法家思想的渗透，“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龙韬·将威》）。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齐鲁的学术文化氛围对于其兵学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

同时，齐地讲求功利，礼法并用的社会环境，也使得齐地兵学（需特别强调的是，在齐鲁兵学文化中，齐兵学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注重实用，善于自我丰富，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的产物。齐国顺应民俗，注重发展经济，推动工商贸易，讲求功利得失，提倡礼法并用的大环境，使得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地学术文化具有注重实用的显著特点。齐国的实用之学相当发达，在数学、工艺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动植物学、矿物学等学科领域内都有蔚为可观的建树。这种实用之学的发展，对于兵学的进步影响非常重大。因为兵学本是实用之学，它不尚空谈，而完全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十分重视实际经验。所以齐鲁兵学的繁荣，实与齐国注重实用的学术传统相一致。

第四，体大思精，影响深远。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不仅是关于《孙子兵法》历史地位的正确定位，而且也完全可以视作是对先秦齐鲁兵学文化价值与影响的惬当评估。齐鲁兵学在中国古典兵学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可逾越的，它对于后世兵学理论的健全与嬗变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臣案《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今世所传兵家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这充分显示出齐鲁兵学在中国古典兵学发展上所占据的绝对统治地位。换言之，没有齐鲁兵学，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中国古典兵学文化。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引起深思，这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齐鲁兵学甲天下”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我们认为，这中间的因素十分复杂，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分析清楚的，但是，有两点却几乎可以肯定是“齐鲁兵学文化”繁荣的重要动力。

第一，齐鲁地区的军队战斗力相对疲弱，在当时诸侯列国争霸兼并战争中处于被动的状态，促使兵学研究得到更多的重视。

由于种种原因，齐国军队的战斗力在先秦诸侯列国之中似乎不属上乘，有关文献的记载，诸如“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吴子·料敌》）云云，就比较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至于鲁国，国势更远较齐国为弱，除了春秋初年“庄僖”短期强盛外，在先秦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弱小被动的境地，成为诸侯大国欺凌、打击的对象，正如顾祖禹所总结的那样，“然自春秋以来，不能抗衡于齐、楚。而纷纷之际，豪杰竞起，未见能以兖州集事者，何欤？盖必悬权而动，所向无前，然后可以拊敌之项背，绝敌之咽喉；若坐拥数城，欲以俟敌之衰敝，未有得免于覆亡者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态势，齐鲁两国终先秦之世尤其注重于对兵学的研究，提倡运用谋略，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后发制人，乘敌衰竭”的战术运用；孙膑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批亢捣虚”、“减灶诱敌”的作战指导，就突出地反映了齐鲁诸国借重谋略兵学的优势以弥补军队战斗力不够强大这一弱点。应该说，这种军事实力与军事理论创建之间所存在的成反比的现象，在中外军事史上是相当普遍的，具有一定的共性。如宋代，军事积弱，边患迭至，在与西夏、辽、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结果导致宋代兵学的高度发达，形成中国兵学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又如，近代欧洲国家中，意大利在军事上乏善可陈，败多胜少，结果“制空权”理论首先发明于杜黑之手，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以此探究观照齐鲁兵学文化繁荣的缘由，亦可思过半矣。

第二，齐鲁等国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对悠久兵学文化传统的尊重和弘扬，既重实用操作性，又重基础理论创新性，保证了兵学文化的健康发展趋势不受干扰，长期保持。

齐国统治者对本国优秀军事文化传统一直致力于保持和弘扬。据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载录，齐威王时铸造的铜器《陈侯因  敦》上铸有“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尔嗣桓文，朝问诸侯”一段铭文，表明了他对黄帝、姜太公、齐桓公等先贤的敬仰。这种敬仰之情，无疑要在弘扬兵学文化上反映出来。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齐国统治者长期实行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尊重和网罗人才，既重应用之术，又重基础之学，致力于繁荣学术，从而造就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发达局面。齐国从齐桓公时起，就在国都临淄的稷下设置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学者（见《中论·亡国篇》）。这一做法在战国中晚期得到了延续和发扬光大。齐威王、齐宣王时，稷下学宫人才济济，发展到一千多人，著名的有淳于  、田骈、接子、环渊、宋  、慎到、邹  等数十人，被称为“稷下先生”，“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这些学者在享受到优厚待遇的同时，“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同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治而议论”，并展开学术辩驳和交融，整理典籍，弘扬文化。这种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是当时其他诸侯国家所不具备的。

至于鲁国，其文化政策虽较齐国为保守，但是似应承认其文化环境也是比较宽松的，故吴起能够一度在鲁国为将；孔子可以设帐授徒，开创儒家学派；孟子等人可以继承和发扬儒家要义，批评时政，提出自己系统的政治、伦理主张；以致使“邹鲁之学”、“缙绅之士”成为中国文化的专有代名词。

由此可见，齐、鲁等国优良有利的文化环境，统治者推行的较开明宽松的文化政策，是齐鲁兵学文化之所以成熟与繁荣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今天回顾齐鲁兵学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因、基本成就、文化特征以及价值地位，对于我们从事军事理论创新，实不无积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