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文化研究》序
【以稿换稿】【繁体】 作者: 佚名 来源: 网络整理 阅读 次 【小 中 大】【收藏】
济宁大学贾庆超先生最近来家,给我看了他的新作《邹鲁文化研究》书稿,颇为欣喜。我曾得知,他是文革前“老三届”的学生,上山下乡参加工作后赶上高考,文科卒业后在济宁长期从事行政工作,包括党政机关、新闻广播、文联、文物局等等单位,直到晚近济宁大学组建,他才进入高校。尽管调动了不少单位,但他没有忘情于学术,总是利用余暇剩晷,读书著述,出了不少成果。如《武氏祠汉画石刻考评》、《曾子校释》、《论语新读》等等,已为许多人所熟知。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使我殊为感动和钦敬。
贾庆超先生的这部《邹鲁文化研究》,经过了长时间的筹划酝酿,从正式开始执笔,到最后定稿付梓,就投入了五年的心力。我们看到,全书有史前、三代、秦汉三卷,计近百万字,足称大观。不难想见他在搜集材料、思考内容、推敲观点、组织章节的漫长过程中,必然经历了许多辛苦,才能获取如此的成就。
区域文化研究的盛行,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标志,我在一些场合几次说过。对历史文化分区域的记述探讨,在中国有久远的渊源,可追溯到《管子·水地篇》、《史记·货殖列传》等。而现代的区域文化研究则以上世纪30年代的吴越文化、40年代的巴蜀文化为嚆矢。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楚文化、秦文化等区域文化研究蔚为风气,众所周知。然而,邹鲁文化的研究却是这个广阔园地中相当冷落的一隅。
邹鲁从来是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地区,其文化影响至为深远。《史记》于《货殖列传》里专门说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注意到该区域在文化上的特点。那么,为什么邹鲁文化的区域研究却很少作为一项专题来开展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大家一贯把这个区域的文化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贾庆超先生说:“邹鲁文化不是狭隘的区域文化,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主流文化、主导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产生思想家的摇篮。”即反映出这样的观点。
产生这样的观点,自然不是偶然的。中国思想家影响最大的孔子,由孔子缔建的儒学,即出现在邹鲁文化之中。不管我们怎样去评价,儒学在历史上总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儒学的精神浸透了中国人的世世代代。比如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儒学之重点不仅在于求知,更要紧的是在做人,这使中国的传统学术与外国大不相同。直到近代,很多学者还在传习这一点。如钱穆先生所定香港新亚书院学规,开首便说“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新亚遗铎·新亚学规》。
这里需要研求的问题是,邹鲁文化何以会孕育出孔子及儒学,孔子和儒学又怎样塑造与推进了邹鲁文化;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邹鲁文化是在什么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与其他区域文化存在着如何的关系。要回答这一类问题,必须对邹鲁文化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说明其本质和特征。
贾庆超先生在这部《邹鲁文化研究》中,将邹鲁文化的“本质性特征”归结为六点,即:原创性——“古老悠久,率先发育”:独立性——“独成系统,谱系健全”;连续性——“一脉相承,接连不断”;优越性——“资料丰富,多方互证”;丰富性——“兼收并蓄,多元融合”;先进性——“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结合他关于邹鲁文化为中华文明源头和主流的见解,这六大特点也可用来形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愿向关注传统文化的广大读者推介《邹鲁文化研究》。同时希望贾庆超先生把他的探讨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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