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山东发展必须重塑齐鲁文化，利用文化造就儒商

西部比东部沿海慢了半拍，北方又比南方慢了半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东西差异与南北差异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东西差异不难理解，世界贸易量的80%以上都是通过海运来进行，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南北差异呢？珠三角有香港，长三角有上海，相较之下，江北城市群里面确实没有与之相媲美的“经济火车头”来带动。

但在江北的省份里，自然资源丰厚者不乏其例，优良大港亦不比南方少。建设部副部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仇保兴在山东半岛城市群论证会上说：“资源优势恰恰制约了开放度，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曾任杭州市长的仇保兴对南北制度性差异很有感触。他认为，除了资源，除了投入，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市场经济既怕政府缺位，也怕政府越位，改革开放以来，南方的不足以缺位为主，北方的不足以越位为主。越位就是政府管制过度，做了一些不应做的事，使企业家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直接导致城市化的动力缺乏。

政府必须同时具有三种职能：市场仲裁功能、市场培育功能和市场缺陷弥补功能。北方诸省区的行政力量普遍比南方强，但关键是要做“对”。当市场出现纠纷的时候，政府必须公正地仲裁；当市场某方面发育不足的时候，政府就要加强培育；当市场有缺陷时，政府应立即弥补缺陷。如，城建中出现规划缺位现象，导致交通堵塞、生态破坏等诸多恶果时，决策部门就应通过系统规划，采取预留道路和绿化带等方式尽力避免问题的发生。政府还必须有良好的实施机制。如，要避免城建失误，就得设专门的规划委员会。委员会一半是专家，一半是公务员，规划委员会通不过，政府就不能拍板，这样才能防止重大项目的决策失误。

仇保兴认为，南北制度性差异，归因于文化差异，所以要制度转型必须先进行文化转型。北方省份受儒家学说影响较深，儒家文化重等级和权力，安土重迁，占突出地位的“中庸”观念回避斗争，与现代商业文化强调的创新、进取精神存在一定冲突。

儒家学说追求“和而不同”，应该说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但另一方面，儒家学说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正统地位，对其它文化有一种俯瞰、蔑视姿态，这就使得它对新事物不是那么敏感，甚至排斥。具体到山东，还包括泰山文化。泰山的雄奇、“五岳独尊”，造就了齐鲁人大气、粗犷、阳刚的性格特点，但同时也有一种唯我独尊的心理。

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转型特别难。北方省份一些城市的国企改制迟缓就说明了这点。而南方文化本来就是客家文化，客者，外来也，对新观念、新事物具有较强的容纳性和包容性，容易轻装上阵。体现在发展民营经济上，这两年山东民营经济发展很快，目前个体民营经济户数已达近200万户，在全省GDP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但和浙江、广东两省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浙江在上世纪80年代就较早地对民营企业奉行多引导、少干预的政策，政府将很多管理职能放给了行业协会，并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很多保护民营经济的法规和政策，通过总体规划和工业园引导民营产业合理化布局，提供技改贴息贷款。这就使得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民营经济率先在全国崛起，随后又迅速走出浙江走向全国。目前，仅在山东，来自浙江各地的工商户人数就达30万人，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约2500家。去年，浙江对鲁投资占到山东引进外省资金的1/5强。

山东要加快发展，必须重塑齐鲁文化。中科院院士周干峙说：山东应利用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造就一批独具风格的新一代“儒商”。儒家学说和现代市场经济有契合的一面，孔子言“人无信不立”，这种对信用的重视，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后代传承过分抑利扬义，给人造成儒家重义轻利之感，其实无论孔子还是孟子都不以言利为耻，只不过排斥的是“不义富且贵”。孔子言“富且贵，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孟子也有“无恒产者无恒心”之说。儒家学说中这些对利益的重视在今天仍具有时代意义。

山东社科院研究员马传栋认为，不能片面地看待齐鲁文化。齐鲁文化除了农耕型的儒家文化，还有齐文化。齐文化是一种海洋文化。管仲有“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物质决定精神论。齐文化这种开放特性很适合现代经济发展需求，青岛如今成为中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背后依托的正是齐文化。所以齐鲁文化如能发扬自己开放性、包容性大的一面，努力吸纳新鲜观念和新鲜事物，并竭力避免妄自尊大的文化心态，将有助于山东经济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