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曲阜孔府与孔府文化

孔府——一个因孔子而著名的家族

孔府的闻名，当然是因为孔子。西方学者认为世界上有4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在塑造人类文明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4个思想家就是：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耶稣。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儒学仍是人类思想的一个重要资源。

孔子生活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他倡导“仁”，重视对人的尊重，提出以“礼”来建立各种秩序，鼓吹“中庸之道”，追求事物的和谐，追求和平与安宁，非常强调个人的德行与修养，追求做人的诚实正直。他的思想，既强调对个人的尊重，又强调社会各种秩序，既强调个人的自我修养，又强调与别人、与世界和谐相处，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孔府虽然因孔子而著名，但在孔子的生前，是没有什么孔府可言的。可以说，孔府在历代封建王朝中的地位实际上成为了孔子被认同接受与尊崇程度的风向标。随着封建统治者对孔子的日益重视，孔府的尊荣也不断增加。而随着统治者对孔子的重视程度的不同，其地位也是沉沉浮浮。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孔子在9个朝代被加封，与此同时，自汉代开始，历代封建帝王也开始了对孔子后裔加封的历程。至宋代，宋仁宗封孔子嫡长孙为“衍圣公”，意为“圣裔”延续，“圣道”递传。自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被封为“衍圣公”起到七十七代，前后有41人袭封。延续了三十二代，历时八百余年。

在统治者对以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认同、接受并利用的过程中，一个因孔子而著名的家族——孔府，也就变得非同寻常。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不仅成为自汉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顶礼膜拜的先师和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而且也造就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世袭罔替”的贵族世家。

孔府的变迁

在这里我们要谈的孔府变迁，主要是从规模发展而言的。根据《史记》、《阙里志》、《曲阜县志》、《续修曲阜县志》等文献记载，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其阙里故所居堂改做“寿堂”，房屋三间，陈孔子“衣、冠、琴、车、书”，“岁时奉祀”。最初的孔庙也仅仅是孔子的故居。宋代以前，孔氏的嫡裔子孙居住在阙里故宅。随着历代帝王对孔子嫡孙的赐封晋爵，住处也不称“宅”而称“府”。在宋代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开始另建新第，宋至和二年（1055）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愿首次受封“衍圣公”后，孔府始称“衍圣公府”。

孔府坐北朝南，门前两侧有一对2米多高的雌雄石狮，大门正中高悬蓝底金字“圣府”匾额，两旁明柱悬挂蓝底金字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从中可以看出孔府作为贵族门第的显赫与尊贵。上联“安富尊荣”的富字少了一点，寓“富贵无头”，下联“文章道德”的章字竖通到上面立字，寓“文章通天”。院中三路布局，九进院落，东路即东学，建有一贯堂、慕恩堂、孔氏学堂及作坊等；西路即西学，有红萼轩、忠恕堂、安怀堂及花厅等。孔府的主体部分在中路，前为衙署，是衍圣公处理公务的场所，有三堂六厅；后为内宅，有前上房、前后堂楼、配楼等；最后是花园。

北孔与南孔也是孔府发展演变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是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

北宋靖康元年（1126），北方的金兵举兵南犯，从宋都汴京掳走徽宗，北宋宣告灭亡。靖康二年（1127）徽宗第九子赵构即皇帝位，为宋高宗，年号建炎。建炎二年（1128）秋，金兵继续南下，高宗君臣移驻扬州，于十一月举行郊祀，召衍圣公参加祀典。孔子第四十八代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奉诏陪祭。此后，金兵大举南侵，淮扬危急，高宗君臣仓皇南渡。建炎三年（1129）逃至临安（杭州），孔端友及部分孔子后裔带着代代相传的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雕像随驾南渡。因孔端友率近支族人随驾有功，赐家衢州。在那里兴建家庙，供奉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一切礼仪同在曲阜时一样，并钦拨祭田以资祭孔之用。孔氏南宗，就这样形成了。到元朝，南宗孔子第五十三代长孙孔洙将“衍圣公”世袭爵位让给了曲阜的弟弟孔治后，北宗又获得正统地位。

文化守成的孔府后裔

孔子后裔多表现为文化守成的态度，主要是阐释经学。孔氏嫡裔中以孔子之孙子思的思想成就为最高。大家也许会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大思想家很少姓孔的。或者说，孔子后裔很少大思想家，表现为文化守成的态度，主要是阐释经学。除子思于阐释经学过程有所建树之外，其他主要是阐释经学。与此相联系，曲阜的洙泗书院建于孔子当年修书讲学之处；尼山书院则建于圣人的诞生之地，两书院带有孔氏家族嫡传的意味，祭祀功能更为突出，官方色彩浓厚，文化守成的态度与重在祭祀的做法，使得书院不甚发达。

这里我要多说几句孔尚任。孔尚任（1648——1718），生于清顺治五年（1648年），卒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孔子六十四代孙。我要借孔尚任的戏剧创作，来说明孔子后裔不管以何种的方式，都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正统。

孔尚任青年时代非常热衷于科举功名，但数次乡试未果。康熙十七年（1678）曾隐居曲阜城北石门山读书。两年后在清兵平定三藩之乱前线军需短缺之际典负郭田，捐了一个国子监生的头衔。他的人生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发生了转折。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南巡返程中特意到曲阜祭祀孔子，孔尚任被衍圣公孔毓圻推举在御前讲《大学》，受到康熙称许。事后，吏部不拘定例，破格任用，授为国子监博士。两年之后，皇帝又命他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去淮扬治理下河。其间，他结识了明朝遗民冒辟疆、邓孝威、杜于皇、僧石涛等人；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登燕子矶，游秦淮河，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注意搜集野史逸闻，对南明王朝的覆灭已有深切感受。康熙二十九年（1690）返京继任国子监博士，后转为户部官员。康熙三十八年（1699）传奇《桃花扇》问世，王公贵人竞相借抄，康熙也命内侍索阅。次年春，《桃花扇》上演，引起朝野轰动。孔尚任又被提拔为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不料，仅十来天的光景就突然被罢官了。其罢官的原因，一直被认为是个谜，而实际上其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桃花扇》的写作。康熙四十一年（1702），孔尚任带着抑郁的心情回到故乡，16年后，在寂寞中老死乡里，享年71岁。

《桃花扇》所采用的是历史意识强烈的史家视角，自觉运用了史家之笔，继承了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那么，历史传统怎样影响了《桃花扇》的创作？这鲜明地体现在创作者的叙事态度上。以《左传》为例，它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罗列和记录，而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道德伦理评判，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桃花扇》“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对“三百年基业”瓦解进行反思的动机与此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基于道德评判意识，《桃花扇》对史可法的歌颂、对阮大铖、马士英之流的揭露与批判、对福王的针砭，同样也带有道德评判的色彩。

在此，我们还想谈一谈《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作为作者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孔尚任在她身上寄托了建立在鲁文化传统之上的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她不同于传统的佳人美女，深明大义而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她与侯方域之间的爱情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她坚决辞却了阮大铖置办的妆奁，拒不改嫁权门，痛斥权奸之流，国破之后，在张道士的启发下，毅然放弃儿女私情。所有这些，使她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孔尚任的《小忽雷》中、在清代曲阜其他剧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类型的女子。

有清一代，曲阜有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那就是戏剧作家相继出现，计有孔尚任、孔传鋕、孔广林、桂馥、孔昭虔等。为什么在儒学鼻祖的故里，有如此之多的人从事被正统观念视为雕虫小技的戏曲创作？（这当然有诸多的因素，孔府是有自己的戏班的）而且这些人中除桂馥外其他皆为孔子后裔？

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创作主体的特殊身份，使清代曲阜戏剧作家的创作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化特征。可以说，这些剧作家没有一个是仅仅以剧作家自任的，他们的文化正统意识相当强烈，即使在从事戏剧创作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