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敦煌的启示

敦煌体现了兼收并蓄基础之上的文化创新
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
多元文明的交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有人假如想要了解自己的渺小，并不需要仰视繁星密布的无垠苍穹，只要看一看在我们之前的千年中存在过、繁荣过的古文化就足够了。敦煌文化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曾经有多次机会可以去敦煌，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能够成行。每一次的失之交臂，撩起的只是又一次的企盼。当我终于有机会在阳光灿烂的午后，随着一扇扇开启的门，走进一座座艺术的圣殿，感受那越过岁月的隔阂飘到我们身边的远古的气息，才切切实实地明白人类的历史并非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过去的力量一直存留着，积累着，代代相传，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一千年前，在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国面向外部世界的前沿在西部。敦煌便是其中一扇最宽阔的大门，它“前阳关而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从中原出发，经河西走廊，穿过敦煌，向西而去，传布于世界；同时，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亦在同一条路线上源源不绝地逆向而来，与中国文化在此汇合交融。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一开始就是几种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这决定了敦煌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敦煌学必然是世界性的。
敦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集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希腊文化于一身，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独一无二敦煌壁画被誉为“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宏伟、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来源于秘书工作印度的艰涩的佛教经典在这里变成了生动的艺术形象。如果不是这些保存完好的壁画，谁会相信古代希腊和印度的艺术会在中国西北的洞窟中被移植、被嫁接？在参观敦煌壁画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敦煌虽然是几种文化碰撞的产物，却又不是各种文化的简单混合。它一直有一个主体，那就是中华文化。早在50年代，常书鸿就提出佛教对敦煌艺术的影响是“流”而非“源”。从莫高窟壁画的演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渐次中国化的奇妙过程。
以大家熟悉的敦煌飞天为例，在莫高窟的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据常书鸿先生统计有4500余身。世界文明的古国都曾有自己的飞神形象，希腊有背长翅膀的安琪儿，印度有双翼天使。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关于羽人的描述，臂长羽毛，飞腾于空。飞天的故乡在印度，而敦煌的飞天却是中国艺术家的天才创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飞天。在北凉北魏等早期石窟中，飞天身材粗短，上体半裸，大嘴大耳，直鼻大眼，戴着印度式五珠宝冠，很明显受印度飞天和西域飞天的影响。但从西魏到隋代，敦煌飞天就多了中国道教羽人的形象，中原的审美取向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在唐朝，敦煌飞天的艺术形象达到了最完美的境界，摆脱了印度西域飞天的影响，不长翅膀，不生羽毛，单单凭借飘逸的衣裙、飞舞的彩带便可凌空翱翔，那变化无穷的飞扬之美，自由舒展的轻盈之态已经是完全中国化了。
在敦煌近千年的历史中曾经生活过鲜卑、吐蕃、党项、回鹘、蒙古等众多的少数民族，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曾给敦煌带来一片崭新的风景，注入新的活力以及独特的文化内涵。如吐蕃人为敦煌的壁画增添了日月神、如意轮观音；党项人给敦煌增添了神秘的西夏文字和美不胜收的龙凤藻井；蒙古人统治敦煌的时代，为敦煌的窟顶添加了充满异族风情的曼陀罗；敦煌的藏传密宗文化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对敦煌文化影响最深的还是唐代文化。文化繁荣总在政治经济就绪之后，当大唐把它的权力范围一直扩展到遥远的中亚，中原的汉文化便全方位地统治并改造了莫高窟的佛陀世界，所以佛教的中国化和佛教艺术的中国化，都是在大唐完成的。
多元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恰恰是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唐朝的社会思想统治主要建立在儒学的基础上，但对于道教和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尊道或尊佛，或三位一体，这种多元性直接反映在敦煌文化中。而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也和胡琴、琵琶、羌笛一道，成为唐诗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斗酒相逢须醉倒”、“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气不也正是“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之后的结果？
季羡林先生认为，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敦煌是一个极其独特的文化存在，它将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希腊文化集于一身，并且以十分鲜明生动的形象融会贯通地表达出来，这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敦煌文化得以取得国际地位的基础。
敦煌学只有置于整个世界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才可能更上层楼公元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十六窟的积沙时，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从中出土了公元4世纪到公元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由于这一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新的国际显学——敦煌学。
最早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是史学大师陈寅恪，1930年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写的序中谈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敦煌遗书）发现以来，二十余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这一名词从此沿用下来，成为约定俗成的专用名词，为全世界所通用。藏经洞的出土文献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它几乎包括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各方面，而且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是难得的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敦煌学最初的研究范围主要就集中在藏经洞的文献上，以后才扩展到与藏经洞文献相关的问题以及敦煌石窟、敦煌文化历史等方面，成为一门博大精深、涉古通今的综合性学科。
不幸的是，敦煌文献在发现之初，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就接踵而至，以不公正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了大量文献，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陈寅恪因此而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世界各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重视、整理和研究，无形中又推动了敦煌学的兴起和发展，如法国、英国、日本等国一直有一大批学者钻研敦煌文献，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因而才有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根据斯坦因所获的西域敦煌艺术品整理出版的《西域美术》，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帮助很大。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他们对于敦煌文献中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入的，敦煌也是日本文化的源头之一，因此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曾在一个时期内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从1980年开始编纂并陆续出版的13卷本巨著《讲座敦煌》，倾全国的敦煌学专家之力而成。
敦煌学在中国也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100年中，前一半是四海翻腾内战频仍的时期，少数敦煌学的先驱者单枪匹马，万里孤征，靠个人的努力与牺牲，焚膏继晷，筚路蓝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人的名字我们永远也不该忘记———叶昌炽、王国维、罗振玉、刘师培、陈寅恪、刘复、向达、陈垣、郑振铎、王重民、常书鸿……是他们为后人铺平了道路。
成立于1944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标志着中国敦煌学研究从文献整理扩展到石窟艺术研究，莫高窟的保护工作也正式开始。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于1983年成立，敦煌文物研究所也改组为敦煌研究院，中国的敦煌学研究突飞猛进。现在老一辈的敦煌学家如段文杰、季羡林、宿白先生等还健在，一批中青年学者又脱颖而出。新近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是中国敦煌学界的全部“现役主力”术有专攻、各展其长、历时13年完成的鸿篇巨著，第一次全面地对敦煌学进行了总结。中国在敦煌文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考古、敦煌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明显地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改革开放后，国际间学术交流明显增多，使中国学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的资料，与国外同行互通有无，在共同的起跑线上竞赛。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后举办了6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敦煌研究院也举办了5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7月29日—8月3日，两机构将在敦煌莫高窟举办“2000年敦煌学国际讨论会”，届时将有国内外敦煌学界2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是一次真正的国际盛会。
在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中，敦煌学研究范围已经从人文社科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延伸到自然科学领域，如数学、物理、天文学、造纸术、印刷术、医学、交通等学科。但敦煌学依旧是一门年轻的学问，因为许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比如我们至今还没有搞清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准确数字，许多领域还处于空白状态，如敦煌的神秘文化，敦煌的少数民族文献研究等等，这些难题只有各国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新的突破和发展，特别是在资料共享、人才互补、协同攻关方面，中外学者还有着广阔的合作天地。
在新的世纪，敦煌学必须置于各种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置于整个世界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大潮流中进行研究，才可能达到新的高度。“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是由敦煌学的性质所规定的。中国作为敦煌学的故乡有这样的胸襟。
敦煌属于全世界并不是一句空话。每天清晨，刚刚8点，莫高窟便会迎来第一批游客，他们怀着朝圣般的崇敬从世界各地来到沙漠、戈壁之间，留下他们的景仰和赞叹；在敦煌研究院里，有来自美国、日本的专家学者和中国学者一起工作。在敦煌参观时，我们碰到一位日本的和尚，面对莫高窟，即兴用尺八吹奏起一曲江户时代的乐曲，悠扬婉转，如泣如诉。
只有了解了过去的千年才可能掌握未来的百年。灿烂的敦煌文化遗产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敦煌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体现了兼收并蓄基础之上的文化创新。敦煌学的百年是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在世纪之交，它同日益强大的中国一样会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开阔的胸怀走向世界。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