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与仁义

和一位朋友谈起道德观问题，大家对目前中国的道德观的缺失感到担忧，现在是道德观堕落的时代，虽然现在国民经济逐年上升，但是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处都是拜金主义。

中国社会现在是道德沦丧。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不是台湾，更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全民道德的沦丧!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已荡然无存，造成现在的种种社会生活混乱无序。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

现在每个人都想赚钱。在赚钱方面，什么钱都敢赚、都要赚，只要能赚钱，就可以不择手段;所有的反腐倡廉的标语都是空话，都是将给外人听到摆设，都是挂在墙上的标语。

实际上，中国传统教育与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为“为公”的道德精神。这就是先人后己的思想。中国道德观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以及后来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但是现在有多少人还记得其真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贯穿着这个主题，几千年前的《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尚书·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至王羲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一种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

宋明理学家所倡导的“义利之辩”和“理欲之辩”，在剔除其为封建国家服务，抹煞个人正当利益的消极因素以后，也可以看到其中渗透着一种为国家、为的公利而自觉牺牲个人私利的强烈道德要求。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和坚韧不拔的伟力，就是因为我们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其次就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其中心意义就是要建立“厚德载物”的和谐人际关系。在中国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协调人际关系的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智慧。“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欲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应当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仅如此，还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集体的利益，而中国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尽管在存在阶级剥削的情况下，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中国的“仁爱”，与“人对人是狼”、“他人是地狱”的西方利己主义的思潮是根本对立的。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和谐共处。“仁爱”是与人类的文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现代生活中，人际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只有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品德，才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公平竞争、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孝道特别重视，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尚书》中提出的“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孟子提出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到《礼记·礼运》中所讲的“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人伦关系中的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如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涵义，对于改善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人伦道德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对于造成良好的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的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孝”被认为一切道德的根本。孔子认为，对父母不但要养，而且要敬。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因此，“孝”就是“善事父母”。同样，父母也应慈爱和教育子女，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尊老爱幼、孝敬父母是中国人的美德。在现代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中国道德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精神，那就是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舍身取义的“君子”作为一切有道德进取心的人们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着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历来为仁人志士所推崇。

中国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在很多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物欲横流，在“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中成为利欲熏心、毫无人格国格的势利小人。

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民众普遍的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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