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论道德文化复兴(上)

道德文化之发展，法道文化之诞生：

翻开《史记》第一卷，太史公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尊道贵德、依法修身、法治昌明的时代。这一历史时期，共有五位贤君圣主统领天下，协和万国，他们分别是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

三皇时代的道治与德治社会，随着社会人们私心和贪欲的增加，尊道贵德的信仰与信念开始在私心贪欲的阻隔中相对道治和德治时期有所淡化，不能保持住纯真的“少私寡欲”的状态。不能无私无欲，也就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见素抱朴”，也就不能毫无条件地尊从顺应大道。此时，易道治世也就失去了道德心灵并行不悖的稳定支撑。仅凭易道就难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的发展。

此时，在整个社会离道失德出现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就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修之身而治天下的一位奇才，他就是轩辕黄帝。黄帝通过“修之身，其德乃真”，天人合一而掌握着无所不包的道法，依据道的法则，创造制定出世间法、人间法、社会法规范心身，实践天人合一以明大道之法。他创造出法道文化，针对人们离道失德而产生的身国内现象和社会国家的共象，进行符合自然大道法则的规范性制约，使中国社会离道失德的现象不至于失控而迅速衰败，法道文化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要脱离大道。这就是他所创造的法道文化，他的法道思想、修身而治天下的理论和方法，主要保留在他的《黄帝四经》一书之中。

黄帝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黄帝为少典之子，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黄帝时各部落之间互相侵伐，百姓受苦，黄帝修之身，其德乃真，天人合一而依道法治理社会，他整顿军队，用武力统一各部落，于阪泉战胜炎帝，又于涿鹿擒杀九黎族的首领蚩尤，得到各部落的拥戴，被拥为联盟共主，建立道法为治基础上的民主联盟共和国。

黄帝法道文化与伏羲易道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都是源出于修之身天人合一以后，感悟自然大道法则规律诞生的大智慧和科学创造力。例如伏羲氏“造书契，作甲历，定四时，造琴瑟”;而黄帝则招纳以道修身而有造诣的人才，共同进行“造文字，定干支，作甲历，作音律”等，这些都是在先祖伏羲易道文化的基础上，全面予以继承和进一步发展。黄帝轩辕氏带领先民开发原始农业，研讨医药经典，发明指南仪，制造干戈、战车，烧制陶器，冶炼宝铜，立铜为币，定历法律率，官有官室，民有定居，集五行之大成，立干支算数等方面，对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依据史载，在太昊伏羲氏作甲历之后，就只有黄帝这位远古帝王制作甲历。在中国历史上，伏羲氏和轩辕黄帝作甲历，中国的纪元与纪年就正式开始了。

从太昊伏羲氏至炎帝神农氏，从炎帝神农氏到黄帝轩辕氏，中华古姓氏伴随着龙的图腾一脉相传。至黄帝轩辕氏之后，一直到舜、禹，个个古帝，皆是黄帝轩辕氏的后裔，即龙的子孙。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姬氏。”

《尚书·序》记载：“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藉生焉。伏羲、黄帝、炎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从《尚书》的“言大道也”和“言常道也”两句纲领性概括之中，大道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祖根，是文化的源头活水。自从中国有了历史的记录，我们就不难看到，东方文化史就是一部尊道贵德而修身的文化史。尊道贵德修身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道德修身与中国文化血肉相连，永远也无法抹去。一旦分裂开来，也就无法正确地解读中国文化史。社会的发展一旦离开道和德，也就必然误入歧途。

《列子·汤问》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但是稀见有人作出正确的解释：“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江浦之间生麽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离朱子羽方昼拭眦扬眉而望之，弗见其形;虒俞师旷方夜擿耳俯首而听之，弗闻其声。唯黄帝与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斋三月，心死形废;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雷霆之声。”

这个故事并不是寓言，也不是神话。它就是一个修之身，突破有相宇宙环境以后，与道同体进入无相自然的高维空间内(古代亦称为“虚空”、“法界”)，亲身观察体悟所得。只有修身才能“徐以神视，块然见之”、“砰然闻之”。在古代人们惜纸墨如金的时期，祖先们为什么要将这种史实详加记载呢?这不就是要告诫后人：有相的世间之外，还存在着无相的自然环境，昊天之上，存在着道的环境，只有修之身才能知晓吗?!

正如这段历史记载所言，黄帝就是一位历史上杰出的“修之身，其德乃真”的成功实践者。据史料所载，黄帝生有异于常人的禀赋，早期即遇到广成子的一位徒弟而初识“至道”。他29岁改姬王而称玉王时，就以德令行天下。并且亲自前往崆峒山拜广成子老先生为师，“再拜稽首”其“至道”，前后达3个多月。广成子曰：“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大约十年后，宁封子在青城山著成《龙腾经》，黄帝专程前往拜读，并筑坛于山祭拜大道而领受经典，他赐封宁封子先生为“五岳丈人”。其间又垂问宁先生真一之道的奥义，宁封子则指引黄帝寻找峨嵋山天真皇人，轩辕遂又前往峨嵋山请问“真一之经”。《抱朴子内篇·极言》篇中介绍说：“昔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之体也，犹复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适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咨涓子，论道养则资玄、素二女，精推步而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故能毕该秘要，穷道尽真，遂升龙以高跻，与天地乎罔极也。”

轩辕黄帝在位时，九黎族的首领蚩尤作乱，传说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全长着猛兽一般的身躯，铜头铁额，以沙石为食，凶猛无比。他们制造各种各样的兵器，侵略奴役别的部落。黄帝征调诸侯的军队，在涿鹿之野与蚩尤进行一场决战。蚩尤令风伯雨师纵风雨和大雾弥漫战场，正在危急关头，九天玄女将兵信神符授与黄帝，最终使蚩尤兵败被擒。平定蚩尤叛乱后，黄帝巡行天下，又获得上天赐给的宝鼎，观测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用以制定历法，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并驯养鸟兽蚕虫。帝德广布于天下万民，“天不异灾，土无别害，水少波浪，山出珍宝”(《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忧天下九州之不治，竭聪明，尽智力，营百姓，形色憔悴而斋戒三月，经过刻苦修身，进入天人合一境界而对至道“知之”、“得之”。黄帝在58岁左右确立中国最初始“联邦共和国体制”，保留12氏图腾，作为黄帝所属之“相”，亦作为天下人之属相，12氏与10天干相配，一年一个值班。黄帝对史传的“河图”同步内观外应，以应天象，画野分州，以分星次。自此百官以为“星官”，12相及28宿均“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封神”。并且与仓颉研究已发明汉字的规范和文字的创造规律，仓颉发明的汉字已经在各部落首领与巫师间推广流行。

黄帝自己同时亦对修之身而天人合一治理天下的经验进行著述。《汉书·艺文志》载其典籍有：《黄帝四经》4篇;《黄帝君臣》10篇;《黄帝铭》6篇;《杂黄帝》58篇;《力牧》22篇等共计12类26种。其它还有《黄帝内经》等等。黄帝的学说和思想是一个“尊道贵德、修身治国”的庞大系统型文化体系。其中以《黄帝四经》论述法于道而修身治天下，最为全面，在汉代时与《老子·德道经》并称“黄老学说”，被皇室所用而开创了文景之治的辉煌，在历史上最为著名。

《黄帝四经》既是一部“尊道贵德、修身治国”的宝典，同时也是一部尊道贵德、民主法制的全书。也正是因为她具有符合大道法则，民主与法制和谐并行，修身治世兼备的特点，这就被独裁和专制所能不相容，因此才会在汉武帝时期被汉儒董仲舒与汉武帝联手剿灭，使黄帝所有与政治治国相关的经典全部都骤然地从历史中消失无踪。汉武帝与董仲舒的行为，不仅使中华民族一直赖以实现天人合一，从而明彻大道修身治国的宝贵文化在国家教育中丧失，而且使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历史发展突然发生鸿沟般的断层，以至于中国文化中的民主与法制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诞生时间，并且招致封建独裁和专制社会奴役中华民族数千年之久。

1973年，在湖南长沙市的马王堆3号西汉墓中出土的古佚书中，终于发现了《黄帝四经》，从而使失传了两千多年的《黄帝四经》重现于世。《黄帝四经》分《经法》、《十六经》、《称》、《道源》，合称《四经》。《四经》的理论严谨，系统周密，逻辑分明，约一万一千余言。这在惜墨如金的古代，这部经典也算得是长篇巨著。《黄帝四经》中所体现出来的“尊道贵德、修身治国”的精神文明，不仅仅是中国精神文明治国之大成，而且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精神文明道德治世的专著，是一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著。

“尊道贵德，修身治国”，在《黄帝四经·五正》中有详细的记载。黄帝问阉冉说“我想布施五正以治理国家，你看如何起始去施行呢?”，阉冉说：“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外人。外内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通俗地说：顺应大道，欲以道德治理国家，首先必须修身，内治于自己的身国。身国内的道德环境达到“中气以为和”而符合道的法则，然后才能运用自己的“正善治”施治于外环境和他人。这样外与内都在道法原则的基础上衔接互动变化，才是正确地使事情圆满成功的方法。

“后身未自知，乃深伏于渊，以求内刑。内刑已得，后乃自知屈其身”。通俗而言就是：后天肉身的智识还没有达到自知而明道的法则时，就需要以道修身进入深静深定;在虚静深定之中，求证内身国法道变化转换的规律和法则。性命之身内部完成了人法道的变化，身国内的形名都获得了向大道的真实转化，也就必然自知尊道贵德，恭服于大道而谦躬其身地行事于世间。

“黄帝于是辞其国大夫，上于博望之山，谈卧三年以自求也”。黄帝于是安排好国事，辞别国家的大臣，独自登上博望山，依照天人合一、圣人之治的修身方法清静苦修了三年之久，内证自己身国中的法道治理全过程，而使“内形”已得。

黄帝在他的四经中开篇之首，就郑重地揭示出他的法道文化思想源出于大道，是尊道而成，是依据道的法(法则、规律)而生成世间常法。他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生法”，是他法道思想的根本和源起，信仰尊从大道而生成世间法是他创立法道思想的前提。“道法”是常法之母，常法(世间法)只有遵从大道而制定，才能“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法”是无相(虚静)结构环境中的状态，道生法则是按照法于道以后，遵从道的规律制定的、符合大道原则的世间常法。他要求治国者“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之诚”，“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黄帝四经》)。这里所强调的“唯执道者”、“虚静谨听”，既是唯道独尊，同时也是强调“虚静为用”的修身方法。只有修之身而执道，才能使世间法不离道。只有能进入虚静的修身实践者，尊道贵德才能公正无私，才能以常法维护世人尊道、畏道、顺道，从而尊道贵德。

《黄帝四经·经法》中还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黄帝在这里仅用“公”、“明”、“正”、“静”、“无私”这六个字，就将修身治世的精华高度概括起来。天上的日月大公而以光明普照大地，人若能具备公心，不仅能自明自知，同时还能达到至明无所不照，就能有大功德于社会和国家。“正”，由“一”和“止”共同组成，是“抱德无离”之意，“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德道经》)之义。德性淳厚完整的人，很容易进入虚静的修身境界而天人合一，在至静的境界中必然会成就为圣人;修身而无私者，他的后天智识必定会丰富全面;修身境界是贤人层次的人，他的聪明而且行为尊道贵德;贤人至智者，就是天下人都稽首尊敬并且视为楷模榜样的人。

《黃帝四经·姓争》中说：“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这一段解释开来就是：虚空和宇宙中充盈着尊贵明亮(皇皇：高上，明亮、旺盛之义)的德性能量;但是人们如果不具备德性的品格，不符合道的法则，不规范心念和行为，那么这些能量也无法进入社会和人体之内滋养人的性命。用道所产生的法(刑)规范人的心念和行为，是天德养精神内治身国、外治社会的前提和必须的措施。没有符合道德品格的法律，不论是道法还是世间常法，都无法真实地行德于身国内和社会之中。世间的法治虽然要依照天德而制定，但是天德与人世间的法治这两者之间是父子关系(穆：古时宗庙制度，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穆穆：端庄盛美)。人世间的法治，如果不教导人们尊道贵德，教育人们修身去主动获得天德进入心身滋养精神灵魂，那么法治制定得再怎么符合自然规律，制定得再全面仔细，刑律也将会越用越滥，最终必然颓倾崩塌。只有德治与法治主次分明，并行不悖，才能出现《诗·大雅》中称诵赞美的“穆穆皇皇”的美好景象。

《黄帝四经》中说：“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吾畏天爱地亲民”。“畏天爱地亲民”，就是黄帝法道文化思想的核心。明大道而知“畏天”，这是确保治世者能够“爱地亲民”的基础和前提。不能修身明大道，也就难以真实地敬畏大道，从而自觉地尊道贵德。私心和贪欲也就无法扼制地无限膨胀，权力就能使人变成魔鬼而不自知。修身明德知道，是使人自觉地尊道贵德，畏天克己，不敢凌驾于大道之上的根本性保证。道德教育，绝不是口头的说教，只有修身实践进行真实地体悟，才能产生真实的教育效果。修身明道尊道，才能具有圣人之心而“因民以为师”;治世者要倡导民众修身明德知道，尊道贵德，“毋壅民明”，“吾爱民而民不亡”，“毋乱民功，毋逆天时”，“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主得臣辐者王(凝聚力象车辐之聚于轴心)”，“赋敛有度则民富”，“长利国宾社稷，世利万夫百姓”等等。黄帝的法道文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德道經》)的和谐观与民主治世思想。

黄帝的“畏天”思想和理念，源自于他在修身实践中的真知灼见，是一种高度自觉并且终生恪守不违的信念，不修身者根本无法正确地进行解读。黄帝在灭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他一生披荆斩棘，开山通路，走遍华夏各地，每到一处就必定要建筑祭坛，敬拜天道，也叫作“封禅”。据孔子说，《三坟》一书中载有黄帝专题述说上天大道的内容，可惜后人弄失传了。黄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顺应天道，创立法道学说，以道法而生世间法，为历史上五帝时期社会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影响着三王时期;而且对汉代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至汉武帝时代才突然被人为地堙灭于黄土之下。

《黄帝四经》在尘封二千余年以后，在上世纪末重现于世。他的法道思想必定会在21世纪重放光芒，造福于21世纪的东方中国。

《黄帝四经·十六经》中说：“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位履三，是以能为天下宗”。这一段话白话释意就是：从前有一位天下的宗主黄帝，他的资质纯朴近道(无名天地之始——《老子·德道经》)，崇尚对大道的信仰。行为举止都效法天道自然，恭奉天道(象恭滔天——《书·尧典》)。慧识与智识同观于四面(并舟同行为方)，辅佐德一之心的信息辨识判断，他的修为就像《老子·德道经》中所说：双足不出大门，能知晓天下之事，眼睛不看窗户之外，能通晓天道之义。神运能四达而无碍，信息反馈都自然归纳于虚静的心中。他并不因此而疏懒懈怠，还是深入慧观与智观，“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黄帝四经》)。左右之阴阳，前后之阴阳，一体而观，并且同时参予前后左右身边具体事务的实践，参和悟并举。他处下不争，谦虚谨慎，对登上高位坚持辞让再三。这也说明黄帝他是履行了“三推三让”的“禅让”仪式后，才被民主推选为黄帝。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天下的宗主。这一段记录，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尧舜禅让”的千古之谜。

相传黄帝在乘龙归位以后，他的孙子高阳即位，就是颛顼帝。颛顼传位给帝喾，帝喾传位给尧。据《史记》所记载，尧有通神之智、高天之爱，凡事敬畏大道。孔子曾赞叹：“伟大崇高的尧啊!独尊上天为大，一心效法天道!宽广坦荡啊，人们无法形容!”《五帝本纪》上说，尧帝的仁德如天，智慧似神，同样是一位修身有明显成就者。他按照28星宿在天空中出现的方位，来掌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并教民众按照节令从事生产。

尧在位七十年后的一天，他问掌管四方诸侯的领袖说：“四岳，我在位已经70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说：“为人君者，当德配天地，光被四表，我们的德行都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有一个叫舜的人，德行出众，或许可以担此重任”。四岳看到尧的探询目光，就继续说道：“舜是个盲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但是舜却能和他们和睦相处，力尽孝悌之道，使他们不走向邪路”。尧说：“好啊，我将令我的两个女儿下嫁给他，以观舜的德性品格。”

舜是冀州人，他曾经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做陶器。因为舜的道德教化，他耕田的地方，人们都能互相推让地界;他捕鱼的地方，人们都推让好的捕鱼位置;他制作陶器的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次品。他无论住在哪里，那个地方一年就会变成一个村落，两年就会变成小镇，三年就会变成一个大都市了。尧认为舜很好，就让他担任司徒之职，于是百姓就都懂得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理;舜管理百官，百官制事就有条不紊;舜接待诸侯宾客，远方的客人就变得庄敬和悦了。最后，尧让舜到山林川泽去，遇上了暴风雷雨，舜也没有迷路误事。尧认为舜具备圣智圣德，就让舜代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舜于是观测北斗七星以判断政策得失，祭拜上帝和天地四时，又祭祀名山大川和各路神祗。接着他召见诸侯，协调校正四时节气，统一音律和度量衡的标准，修明五种礼仪，按照四方诸侯公、侯、伯、子、男这五种封爵，分发给他们象征瑞信的五种玉圭，并且宽减五种刑罚制度。舜又每五年一次巡行天下各地，向诸侯言传身教地讲述治国的道理。

尧帝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就没有把帝位传给他。尧说：把帝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得利但是天下人受害，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不得利，但是天下人得利。总不能为了一个丹朱害了天下的人啊!尧观政于舜20年后，让舜接掌天子之位，又过了28年，尧帝驾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舜治丧三年，然后将天下让给丹朱，自己避居南河。但是来朝觐的诸侯都到舜那里去而不朝觐丹朱，诉讼的人也来找舜而不找丹朱，讴歌者讴歌舜而不讴歌丹朱。舜说：这是天意啊!由于这样他才登临帝位治国。

尧舜治世之时，百姓自觉摄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约束，传说当时“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让路，犬无吠声，稻生双穗，夜雨昼晴”。诗人屈原歌颂这段盛世时唱道：“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意思是：上天对一切人都是公正无私、平等慈爱的，见具有德性的人就给以扶持。古代的圣王贤君都是因为德行高尚，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

从黄帝开始，五帝的统治都自然承传了“唯道独尊，尊道贵德，清静修身，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孔子赞叹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回顾这段天下为公、大道昌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之初是一个对大道恭敬顺从、唯道独尊、自然地信仰天道的时代，而那时代的君王德配阴阳，允恭克让，顺应天道，从而使百姓过着童真般无忧无虑的生活。

尧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舜，舜也未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禹，禹帝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启却传给益，这一段佳话史称“禅让”。生活在党同伐异、明争暗斗的后世之人，丢失了修之身对大道进行体悟的人，不相信在尊道贵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品德能诞生出最和谐的民主。许多学者对这段史实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那是愚腐，有人说那叫德行，有人干脆说那是一场虚构。《尚书》和《史记》其实都忠实地记载着在仁治时代，人心离道失德远未达到后来那么严重，尊道贵德而民主推选，是一个必然的社会规则。

大禹说：“舜你是非常信奉大道、顺应大道旨意的一个人。由于你顺应大道旨意，上天就总是赐下幸福给你。”舜听到大禹讲这样的话，就说：“啊!你看，神州列祖的神就降下来了，凤凰也来了，百兽也起舞了。”他又说“奉天之命治理万民，唯有顺应唯有敬虔，要敬虔直到永远”。他就以对大道恭敬的心让位给大禹。

古经《左传》上说：“所谓道，忠于民信于神也”。然而，如果不是唯道独尊，人们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那么哪有什么力量能够保证孤寡不善、权倾天下的人间帝王“忠于民”呢?难怪当万章询问孟子，尧将天下让给舜这件事是否真有其事时。孟子干脆地回答说：没有这件事，尧没有权利将天下给舜，是上天将天下给舜的。这全是唯道独尊的必然。

这就是孔子所神往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尊道贵德时代，这就是经过修身实践而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畏于天、顺于道、敬大道的古老神州。尽管人间的罪孽从未中断过，尽管出现了荒淫暴虐的夏桀与商纣，祖先们却未失去对大道的坚定信仰。这就是：皇天公义荡荡，大道明察昭昭，罪恶必遭惩罚，因果周期律循环必有报应。

这个道德的信仰，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也就是孔子当年的梦想。

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凡两千五百年间，唯道独尊，尊道贵德，信仰大道，修身证道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祖先们确信，他们与昊天大道之间有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凡人皆道之子”，“天生庶民，有物有则”。大道是炎黄的大道，是尧、舜、禹的大道，是文武周公的大道。在清纯古朴的眼睛里，大道并不遥远。盈盈万物，生生不息，无一不是大道的奇妙作为;“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经》)，无一不饱含着大道的深情厚爱。

二、道德流失祸之端

据司马迁的《史记》所载，尧、舜、禹皆因为尊道贵德敬畏大道，遵守民主选举而择贤禅让。可是，当禹将君位禅让给益的时候，天下人竟然不跟从益，却去朝拜禹的儿子启，高喊着：我们君主的儿子啊!我们君主的儿子!因此夏禹死后，禹之子启杀益而夺取首领的位置，开创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离道失德弃仁的时代。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代。从那时起，整个中国就逐步远离大道，只敬畏崇拜血肉之躯却握有权力的人，父传子，家天下，“欲与天公试比高”，就在神州开了先河，“神州”的本义开始黯然失色。

历史发展至此，“天下为公”突然演变成“天下为私”，“神州”骤然蜕变成“人州”。这个社会健康剧变病症的病因到底在何处呢?几千年来智者们众说纷纭，观点多样，莫衷一是。有的诿过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有的在精神文明中寻觅，有的从人性中进行猜想。但是遍观各种分析，却都似乎难以切准这个社会健康演变的脉搏，难以说明白、道清楚其中的病因。

我们如果能够把握住社会健康演变的脉搏，那么寻找社会健康骤变的病因也就不难。近代社会的人们钻在太极白中研究万物，不肯抬起脚来向前迈进一步。只研究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研究社会健康演变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哲学界历来对社会发展力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的认为是科学技术，有的认为是资本，有的认为是精神文明。然而睿智的老子却说：“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故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绳，曲因其直，直因其常”(《文子·道原》)。什么是“一孔”，什么是“一门”呢?如何“一度循轨”呢?老子又告诉我们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德道经》)。道和德才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万物都是道生德养，社会也毫不例外。离开道德必病患，远离道德必沉疴，丢弃道德必丧亡。“天下为公”之所以沦为“天下为家”的病根，就在于整个社会已经开始全面离开道德。

大道本身是虚，是○态。道生一，这个“一”在老子的心中就是德。然而老子指出这个“一”中又含有“孔”、“门”、“轨”。，这个“孔”、“门”、“轨”又是指的什么呢?这是在强调这个“一”具有一体两面性。这个德一的另一面，就是黄帝所阐释的“道生法”的“法”。“德”与“法”都是“一”，都是道所直接化生，“德”与“法”是“一”的一体两面，同样都是生二、生三、生万物不可或缺的元素和基因。

关于这个“法”，由于黄帝在他的《四经》中，已经用一万一千余言将道法与常法阐释于老子之前，所以老子在他的五千言中也就未作详论。老子在自己的五千言中只有两处五次提到了“法”：“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德道经》)。指出道法和常法的关键，是要引导人们——特别是“人之王”自己，要法于天地的无私，法于道的大公，法于自燃而为万物照明镜。老子同时尖锐地指出：“法物兹彰，而盗贼多有”(《老子·德道经》)，离道弃德而只知一味单纯地运用常法刑律治世，是舍本逐末，法规刑律越彰显，就越说明社会乱象丛生，盗贼猖獗。

同样，由于黄帝所处的时代是“失德而后仁”的历史转换时期，社会刚脱离“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德道经》)的状态，社会人心所急需的是用“法”来维护人们不要离道失德。因此《黄帝四经》侧重于论道法和刑法，对德的阐释就并非重点，他在一万一千言中用“德”字，使用了45次。《黄帝四经》中，同样是高度地重视德与常法(刑)的主次关系的。他高度强调：“先德后刑，顺于天”，“不靡不黑，而正之以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望失其当，环视其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缪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等等尊道贵德、以刑相辅的至理明言。他甚至强调和揭示出：“王天下者有玄德，有玄德独知王术，故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玄德，只有修身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后才能具备。具备玄德的王者才能真正懂得帝王之术。真正懂得王术的王者轻松驾驭天下，但是天下人并不知道其中是道法显于王身的秘密。

这些重德、修德、守德的叮咛告诫，虽然都极为关键而重要，但是与整部《四经》中阐法的细腻和广度相对比而言，仍然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关于“法”，我们必须了解和掌握，在中国文化中它是分为“道法”和“常法”两大系统，其中常法中又包含刑法。这些概念如果不掌握好，也就难以解读《黄帝四经》和中国文化史。

“道法”，又分为“道法则”与“道法术”。“道法则”，是虚相结构环境中的法律，也就是老子所讲的“孔”、“门”、“轨”;而“道法术”，则是辅助修身者接近道境和进入道境的技术方法。中国的根文化是道德文化，尊道贵德，修身证道，天人合一，一直是2500多年前中国文化的主流。修身文化流传至今，在这个离道失德已经处于智治时期的社会中，我们的修身文化内部，其实同样如同禹传启时期一样，对这个道生一的“一”，始终存在着两大流派。一种流派重德一，一种流派重法一，而且重法一的流派最容易兴旺发达，人们趋之若鹜。然而重法一的流派，由于抛弃了“一”的另一面，不论在社会上如何具有市场，却鲜有能真正进入道境者。

在黄帝时代，人们之所以能够仅凭道法进行修身就能进入佳境，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大环境还是尊道贵德的时代，人心淳朴，信德丰厚，少私寡欲，德性未朴散为五常，所以容易依法修而进道境。今人的心境就连三王时代都差之甚远，不修德心又怎么可能仅凭法修而直趋佳境呢?!以史为镜，也就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

几千年以前，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在世时也仿效尧、舜，荐举益为继承人，并且“任之政”，但是，诸侯们皆去益而朝启。天下人竟不跟从尊道贵德修身而贤明的益，却去朝拜禹的儿子启，高喊着：我们君主的儿子啊!我们君主的儿子!禹虽然传位于益，但是禹之子启杀益而夺取了首领的位置。

当时各部落的首领和民众，为什么不拥戴禹举荐的伯夷和后来确定的益，而相反选择禹的儿子启?因为自从黄帝创立法道文化以后，历经数代，人们以法论道，研法证道，日渐趋向唯重其法而不以德为贵。法显德隐，人们离道失德越来越严重，最终弃德而单纯重法，这就是病症之所在。疾患，就发生于对道生一，对这个“一”的一体两面整体性的把握片面追求和盲目追随于法而弃德。

历史记载中，据说启的耳朵上挂两条青蛇，驾两条大龙，曾经三度登天，窃取了上天神曲《九歌》和《九辩》，在千仞高原上为自己演奏。

从这段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民众弃伯夷、离益而拥戴启的一些端倪。启的行为是三次驾龙上天，私入天界进行偷窃天宝。这种偷窃行为本身就是丧失德性之举，应当被当时社会所不耻。但是，他能乘龙上天的法术本领却掩盖了他失德偷窃的耻辱，他为一己之私而在千仞高原为自己演奏，反而成了他通天本领的炫耀。由此为发端，人类的私心贪欲就开始公然窃取天道的荣耀利己利私。“失德”与“自私”这两种背叛大道的行为，在世人只重眼前利益的心灵中，完全被法术本领所取代，掩盖了背道失德的可耻行为。

禹的时代，人们的尊道贵德，从启的行为之中，其实已经昭示着整个社会已经渐行渐远。已经陷入一生二的阴阳漩涡之中旋动不已。脱离仁治社会时期，滑入义治社会的时代从此就开始了，“天下为公”也就蜕变成为了“天下为家”。

在古代唯道独尊，天道独尊，蜕变成汉代的“独尊儒术”以后，在“唯儒独尊”长达几千年的洗脑过程中，在人们丢失了修身法宝，就一直都不愿意正视自己民族的根文化。对道德根文化既陌生、也盲目，对于文史中记载的一些史实的真实性也就常常嗤之以鼻，那么对于证道的方法论也就知之甚少。

黄帝的法道文化，其实内含“心法”和“法术”两种方法。只有以“心法”修身为帅，“法术”为辅地修身，才是完整的修身方法。从启的行为分析，他只是一位重法术修身而丢心法修身的人，他不是神，而是一个充满私心贪欲的凡人，他以法术窃取天道的荣耀为炫耀。他如果不凭借龙作为乘御的工具，也就根本无法上天偷窃，启是依靠法术招龙乘御上天完成偷窃。据史载，禹的父亲鯀为了完成治水的重任，也曾经上天偷窃过一种名为“息壤”的物品，用于拦截洪水。古希腊的记载中，也有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帮助人类生存的故事。中国的鲧盗天帝的息壤为人类治水，被天帝派祝融殛于羽山。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被宙斯锁于山上，让鹰啄其肝脏。鲧与普罗米修斯都是为人类牺牲自己。

对于天帝和宙斯为什么不让偷窃天宝用于人类，人们一般都难以站在道○的高度去分析其中的根本原因，只知站在人类本身集体利益的小范围内进行甄别，赞美他们为人类牺牲自己的美德，因而也就更加加重人们心灵上本质性的离道失德。夏启的盗《九歌》与《九辩》，因为纯粹是为了一己之利、个人之贪欲;虽然不见人敢于赞美其行为，但是在当时，人们羡慕他的本领那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史载的故事并非全然都是神话，我们分析一下龙的消失，也许能明白其中一二。

龙，在古代应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动物物种。这就像中国人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的来源一样，都是选取客观存在的动物。而且作为古代氏族的图腾标示，不可能选择子虚乌有构想的图案而确定，其它部落不可能承认虚无缥缈图腾的共识性。中国龙之所以在上古时期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与人类和睦相处而存在，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类敬畏天道，从不敢杀戮龙这一带有特殊灵性的动物。龙突然从历史中消失，就是因为人们的离道失德。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龙存在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距今约10000多年的洪荒年代，先民们就对龙顶礼膜拜。在三皇五帝时代，龙与人共存，和睦相处的信息就广为存在。人文始祖伏羲氏号称“龙师”，前面我们曾引据《竹书纪年》的记载，伏羲氏族系本身就是“龙族”，有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等，而且都以龙为本部落的图腾标志，在渊源上各氏族皆自认由龙所“生”，由此而开启龙的“传人”纪元。修之身而进入相应阶段层次者，都不会否认龙的存在性和“龙的传人”的客观性，因为人类的脊柱骨和脊椎间隙组织内分别携带储存着龙纪和鱼纪的信息基因，在内证中能够被启动并且呈现全息图像反应。

龙，《说文》：“龙为长麟虫，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龙的这些特点充分反应出：东方的龙，只可能是因为历史上某些特殊原因造成它们的消失，但并不是物种的真正灭亡。“龙”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甲骨文中有36个不同写法的“龙”字。甲骨文和金文上的“龙”字都属于象形文字。罗振玉释作“龏”，郭沫若释作“龚”，该字呈双手捧龙之象，具有崇敬龙的含义，明确表明龙的形象与先民对龙的尊敬。《博雅》说，有鳞的叫“蛟龙”;有翼的叫“应龙”;有角的叫“虬龙”;无角的叫“螭龙”。《瑞应记》说，黄龙是神精，是四龙之长。《述异记》说：蛟千年化龙，龙五百年化角龙，千年化应龙。这些记载说明，龙的种类繁多，不一而足;龙的层次有落差，品有高下。所以有人认为龙有“六大区系，九种原龙”，这个认识比较有见地。

龙，在尊道贵德、修身治世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它能幽能明，隐显自然，通达于天地之间，遨行于宇宙与法界之间，所以它是那个历史时期修身有成者往来于幽明天地之间的坐骑，是人界与法界交通的工具，也是天人交流的信使。迄今，修身界仍然保留着许多与龙进行交流的方法，包括招龙、升龙、降龙、止龙等乘驭的诀窍以及如何辩识天龙与地龙，哪一种是可以供给乘驭的种类，乘驭时身上绝不能携带任何金属等等密传技术方法。黄帝当年“穷道尽真，遂升龙以高跻，与天地乎罔极也”(《抱朴子内篇》)，乘龙升天，而只留下衣冠冢。黄帝乘龙上天这段记载，到底是指肉身的升天，还是单指当时人们神运观察到的场性现象?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也不应当轻易否定前一个现象存在的可能性。

龙，有天龙与地龙之别。传说中的天龙，具有司水布雨、利益农桑、调节气候的功能，具有镇邪伏魔、保境安民的职责;地龙则具有滋养地灵、孕育人杰的本领，所以古人把龙看作是人类生产、生存的恩赐者、护佑者。当人们因为离道失德，普遍丢失了修身方法，不能直接感格天道以后，人们就以时隐时现的龙为瑞符、吉祥，于是龙成为千古吟诵歌咏、膜拜推崇的主要题材。

《九歌》中对龙的赞颂令人景仰，《云中君》的“龙驾兮帝服”，《湘君》的“驾飞龙兮北征”、“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大司命》的“乘龙兮辚辚”，以及《河伯》的“驾两龙兮骖螭”等等，无不把人们引入龙的世界;唐宋时期的赋中还有“龙赋”，例如白居易的《黑龙饮渭水赋》、王安石的《龙赋》、宋欧阳修的《百子坑赛龙诗》、陆游的《龙挂》等，都着力描写龙的神奇与威武。

龙有善龙与恶龙之别，物种并不相同。东方的龙与西方的龙，也不是同一概念。西方传说中的龙(Dragon)，是一种类似巨型爬行动物，是一种身有双翅、嘴生獠牙、口中喷火的恶兽。它作为西方神话里财富的守护者与和平破坏者的形象而存在，是邪恶和暴力的标志，也是战争的象征。圣经《启示录》中的龙，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在英语国家文化里具有“恐怖”和富有“恶性攻击”的涵义。西洋龙无论在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精神实质上，都无法与中国龙所具有的悠久、祥瑞、和谐、尊贵和繁荣等因素媲美。中国龙无论从其基本概念、历史渊源，文化效应、民族心理影响方面，都与西洋龙差别甚大，它们是神性与邪性、吉祥与灾殃、和平与暴力、进步与倒退等的本质区别。在对一个社会文化的影响方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西方人以“Dragon”称呼中国龙，这是他们错误的解读，没有深入中国历史进行全面研究，更缺乏中国修身文化实践的底蕴。我在德国运用《老子·德道经》传授东方修身的方法，指导纯粹的日尔曼民族血统的人进行修身实践。其中有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当他从自己体内证出整条脊柱呈龙的形象飞出体外时，他充满了惊恐与不安，他搜遍网络上所有东方、西方有关龙的图形画片，与自己体内所出现的龙形进行对比筛选。他发现自己体内的龙形不是西方《圣经》中和西方传说中的龙形，心理才稍微平静下来，但仍然要求我作一次专题性解答。我指出了东西方所讲的龙存在的三点不同之处，并且解释了其中的历史原因和生物进化原理。他非常激动地拥抱感谢，恐惧顿失，并且对修身充满了信心，此后他又在自己的五脏中验证出了五条颜色完全不同的龙形全息图像。另一位国家歌剧院的著名女歌唱家，不仅同样内证出自己体内的龙形全息图，而且在怀孕期间内视到自己胎儿的龙形全息图像，她兴奋地将自己的孩子起名为“小白龙”。

这些发生在西方白种人身上的修身内证实例，充分验证了中国道德文化的无比科学性和普适性。我们民族完全没有必要随声附和于西方对中国龙的强名，不必被自己的愚智和浅薄所戏弄，更不应该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残酷的自戕和践踏。国内不断掀起甚嚣尘上的“去龙化”、“去中医化”等现象，都是因为我们离道失德太远、太久，“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经》)的文化教育被长期抛弃所造成，这些现象都令人无限感慨。

中国龙的显与隐，与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存与失息息相关。龙的显与隐，在历史上似乎发挥着一种信风球的标示作用。它的显，预示着整个社会的离道失德还并不明显;而它的隐，却昭示着整个社会开始急剧地离道失德了。那么曾经与人类长期和睦相处的中国东方龙，为什么逐渐从社会的视线中消失了呢?

司马迁是一位严谨而具有文化良心和责任感的学者，他虽然畏惧于汉武帝的淫威对汉史不能禀笔直书，但是对既往的历史却撰写得极为认真。特别是对有关龙的现象，他居然作出了颇为详细的记载。前有夏启驾双龙上天偷窃，后有家天下的孔甲烹龙肉以为美味。《史记》上的记载说，夏朝第八代帝王孔甲，骄奢淫逸，亵渎神明。那时，天上降下一雄一雌两条大龙，孔甲非常喜欢，找来一个叫刘累的人进行驯养。后来雌龙死了，刘累为了取悦于孔甲，就将龙肉做成肉酱献给孔甲食用，没想到孔甲吃了还想吃，眼睛就盯上了另外一条龙。谁知那条雄龙灵性识人心，当孔甲想捕而杀之以食其肉时，它早已经不知去向。

周太史也曾经读到过历史上的一份记录，记录上说：夏朝衰微的时候，有两条天龙降于朝廷，赖着不走。夏帝陈列了玉帛，取了天龙的唾液，用木柜子收藏起来，天龙这才离去。这木柜子辗转经历了商朝又传到了周朝。周厉王好奇心起，打开来看，不料龙涎如黑漆流了遍地，涂抹不去。厉王叫宫女们赤裸身子对着龙涎大声鼓噪，那龙涎就变成黑色的蜥蜴，蹿来蹿去，碰到了后宫一个侍女，这位侍女就莫名其妙地怀了孕，生下一个女婴急忙扔掉了。这女婴被褒国一对夫妇捡回家，长大后容貌出众，献给朝廷，名字就是褒姒。读到这里，周太史掩卷长叹：祸成矣，无可奈何!

从以上史录之中，我们不难看出整个夏朝以龙为表象，演绎着整个社会急剧地离道失德、对大道的敬畏向“忠信之泊，而乱之首也”(《老子·德道经》)的典型转折。昭示着“家天下”的专制与独裁，必将导致天道与人类远隔，“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老子·德道经》)的自以为是，以人代天，必将造下无边恶因。驾龙偷窃，杀龙食肉，裸体亵渎，只是整个迷失尊道贵德大恶因中的一个小环节。以此为契机，整个家天下的封建社会时期，就陷入了无边的苦难之中。这个苦难的根源，并非单纯是由龙而引起，深层的本因是整个社会不再唯道独尊，而是背天离道，远弃修身，家天下为私。

周幽王宠爱的妃子褒姒，天生沉鱼落雁之容，妩媚娇艳，只是她从来不开笑口，这令幽王伤透了脑筋。直到有一天，幽王别出心裁，令人无事生非地点燃烽火台，让诸侯们率领大军风风火火地赶来却不见入侵的敌寇，褒姒脸上才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从此幽王就不时地点燃烽火，褒姒果然笑口常开，这烽火却也失去了它的信用。后来，当申侯发兵来攻时，尽管烽火连天，却不见诸侯救兵的影子。周幽王和褒姒皆死于山下。这就是历史非常著名的“烽火戏诸侯，一笑能倾国”的故事。

据《史记》记载，一笑倾国的褒姒就是龙因为要报复而投的胎。后人受汉儒们的文化影响，似乎都将国家败亡的责任诿过于褒姒和龙。《河饬》一书和电视剧的作者更是如此。这公平吗?不公平!即使褒姒是那条龙的灵魂托胎而来，那也只是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必然，谁也无法抗拒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公平公正。“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老子·德道经》)。万物皆是道所化生，众生平等，杀他者必被杀，欺他者必被欺，辱他者必被辱。只有尊道贵德，众生平等，才能规避于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循环往复。“家天下”，既导致整个社会尊道贵德彻底远离，同时也是皇权独裁专制腐败的温床。这才是一笑倾国祸患的病根之所在。正如黄帝所言：“背天之道，国乃无主。”(《黄帝四经》)

“尊道贵德，信仰大道，修身证道”，是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基石。商朝成汤伐桀的时候，曾经写下《汤誓》说：“不是我这个小子敢于作乱，因夏桀无道，我畏惧上天的怒气，不敢不去征伐他”。周朝武王伐纣前，曾两次向天道祈祷，他说：“纣王罪恶深重，自绝于天，毁坏天地人的正道，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一举成功进入都城时，百姓们夹道欢迎，武王只传下一句话：天道赐福你们!五帝三王时代，兴兵不以杀戮为事，而以天道为先，兵力最多不过两三万人。孔子极为仰慕和称赞的周公，他辅佐年幼的成王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咛教导成王：呜呼!敬哉!上天不可欺瞒，君臣不得放肆。呜呼!跪拜磕头了，大夫们!

“天下为公”之所以蜕变成为“天下为家”，其根本原因就是整个社会的离道失德、尊道修身的迷失。家天下的专制独裁和腐败，反过来又加速着整个社会离道失德的渐行日远。尊道贵德信仰的崩塌，在于人心私欲贪婪的不断膨胀，社会缺乏稳定的教育制机进行持之以恒的道德教化工程，修身实践体道未能普遍推行于世。人心的欲望失去大道的规范制约，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必然狂奔、猛突、践踏，直至不可收拾。

周幽王背天之道，在腐败中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从此中华大地的诸侯们各霸一方，展开了一场炎黄子孙们头一次最为惨烈的、长达五百多年漫长岁月的窝里斗、家里反，干戈不息，自相残杀。从此，演绎出了一个巨大的、民族性灾难的因果周期律循环怪圈。

三、背叛道德祸循环

大约2500年以前，当她距离今日恰好度过了一半的岁月时，由于社会与大道日行渐远，在这块神州的土地上，突然发生了一场空前绝后、翻天覆地的大变故、大灾难，华夏大地陷入了血与火，卷入了长达500多年自相残杀的战争之中。当这场持续了500多年的战争最终降下帷幕之时，大道在这块鲜血浸染的土地上真的开始隐没了。有道者隐退于山林泉下，尊道贵德蜕变成了“尊皇贵权”，“神州”失去了昔年的风貌神采，从此也就真正全面地向地道的“人州”转变。

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一降临于世间，整个中华大地就完全蜕变了。一时间，东土大地上冒出了一百多个国家。大道之光终于逐步暗淡了下来，再也看不到尧舜禅让的谦恭，只见到为了争权夺利，父子反目，兄弟相残，吞此吃彼，弱肉强食，烽火连年，尸横遍野。杀戮背后，乌云诡诈。再也想不起古人“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第十六》)的谆谆告诫。杀出一条血路称王称霸，成了社会的共识。道德降格为包装品和装饰品，聪明与阴谋结拜成兄弟，仁善献身给功利作了婢女。清纯与古朴被腥风和血雨所取代，私心和贪欲肆无忌惮地膨胀，到处都是唇枪舌剑，尔虞我诈，强行称霸。人们争权夺势，献媚取利，甚至血缘亲情也成了名利的祭品。儿子杀父亲，父亲杀儿子，弟弟杀哥哥，妻子杀丈夫在社会上反复上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而不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背离天道平等、慈爱、互助、共生的丑恶行径充斥着整个战国春秋史。

有一次，齐桓公对易牙说：“你做的饭菜太好吃了，我只是还没有吃过你做的蒸婴儿肉，不知道味道如何”。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小儿子杀死蒸熟了，献给齐桓公。还有一个叫竖刁的大臣，得知齐桓公对自己的后宫不放心，就毅然地割了自己的生殖器，专门去后宫服侍齐桓公。这位为了名利而舍身的竖刁，可能就是后来太监们的“始祖”。齐桓公的“背天道”，并没有逃脱自然因果周期律的现世报。齐桓公得了重病，要饭吃，宫女说没有;要水喝，宫女说没有。他便问：这是怎么回事?宫女说：易牙、竖刁作乱，封锁了王宫，什么也运不进来了。齐桓公死后六十七天没有人理会，尸体腐烂，直到蛆虫爬到宫廷，人们才察觉国君已经死了。背天之道，人心无主，人心要多凶残就可以多凶残，要多卑劣就可以多卑劣，结果也就异常悲惨。

道德根文化，道根德干，本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她们却因为社会的离道失德而朴散，人们只取其枝叶为利己满足贪欲所用，仁义礼智信就成了强权者餐桌上的菜肴、迷惑民众的诱饵工具。

晋文公称霸进攻邻国之前，将百姓训练了两年就准备开战。儒士狐偃献策说：这还不行哦，百姓们还不懂得道义。于是，文公就广行道义教化。狐偃说：还不行，百姓还不懂信用。文公就培养信用。狐偃说：不行，百姓还不知礼仪。文公就推广礼仪。后来，晋文公率兵出击，果然就一下子称霸诸侯。孔子还曾经赞叹说：这是施行道德教化的结果啊!

儒家的亚圣孟子，他也曾向齐宣王献策说：“我知道大王您想称霸天下，那么，您就应该用仁政招徕四方民心。一旦民心在握，谁还能与您对抗呢?大王啊，您追求霸业，为什么不从根本上入手呢?”

请看，离道失德弃仁以后的社会仁义观，那就是这样赤裸裸地被肢解，被贪图称王称霸、一统江山者，作为手中玩弄的工具。仁义礼信成了强权者的嫁衣裳，漂亮外衣包裹下的是一颗“尊皇贵权”的丑陋灵魂。各路诸侯们在自相残杀的同时，也无情践踏着尊道贵德的神圣、永恒与崇高。诸侯们并无一人真正具备道德的心灵，也未见哪一个诸侯是修之身证道而代天伐恶，全都是背天之道而逞一己之私。功利取代公义，假借道德而从事非道德的事业，唤起百姓的善良而去酿造杀戮的罪恶，牺牲百姓的生命来换取国土，背叛昊天大道的恢宏，建造起一个又一个功名与野心的“丰碑”!彻底背叛大道，赤裸裸的、伪善而狡诈的投机功利主义，在不知不觉沁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侵入进每一个善良国人的心灵。

背离大道，丢弃修身，私心贪欲没有扼制的膨胀，终于导致整个社会盲目地彼此敌视，相互仇杀。但是，却还在仁义礼信的艳丽旗帜之下，以为这一切就是“正义”，就是“忠孝”，就是“大德大勇”、“大仁大义”。血流成河，尸骨如山，恶性的因果如海之汇江河，凶残杀戮的因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最沉重的负担，镶嵌在民族前进之路上，构成可怕的自然因果周期律，可是世人却浑然不觉……

全面离道失德，使整个中华民族顿时深陷于血雨腥风的造因循环之中，经过三百多年相互残酷的杀戮和阴谋计算，一百多个国家只剩下秦、楚、燕、韩、赵、魏、齐七雄，它们仍然相互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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