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论道德文化复兴(下)
【繁体中文】 作者:熊春锦 发布:2015年09月26日 阅读: 次 【以稿换稿】
——修身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全文目录:
一、道德治世神州显
二、道德流失祸之端
三、背叛道德祸循环
四、偶崇道德奇迹现
五、道德修身天下公
正确反思百家争鸣的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既是一个兵戈相见、鲜血成河、杀声震天的时期,同时又是一个在文化上各家学说并出、百家争鸣的时代。金戈叮当之声与振臂疾呼之声一起震荡在中华地域的天空,齐相辉映,震耳欲聋,于是“诸子百家”便应运而生。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而“取合诸侯”的人物,主要是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吕不韦等。当时诸侯争霸不休,这些学者们便周游列国,既为自己的名利谋出路,同时也为各路诸侯出谋献策。到战国时代,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诸子之中,唯独老子和庄子的学说超然于百家之外,并不参与到“取合诸侯”的行列之中。
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都是“志于道而论天下,执五常以牧天下”(五常:指孔子执常仁,荀子执常礼,韩非执常法,墨子执兼爱等等)。他们都是从伏羲黄老的道德学说思想系统中,吸取局部营养而形成的不同学派。他们与伏羲黄老相比较,最关键的差距在于“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经》)天人合一的境界不同。虽然他们都同样提倡修身,但是尚未达到居于道“○”,运用德“一”而观天下的境界;而只能依据伏羲黄老所开创的大道之文字理论,从中凭后天智识摘取局部,而构建自己的学说。这一特点,其实就是古代文化产生非常道与常道分野的重要原因,也是庄子批评非道学系统思想的根本原因。因此,以儒学为代表的百家学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辅根,而并不是主根。
近百年以来,我们学术界的许多人都认为,春秋战国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摇篮,诸子百家就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果真如此吗?如果从历史观的角度看,我们如果轻率地将诸子百家视为中国的根文化,那么前一半的2500年的中国文化我们又将置之何处?如果从基因学的角度分析,难道诸子百家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DNA的全部基因而不是基因片段吗?!
我们观史之时,切莫忘记当我们像珍藏传家宝一样,自豪地珍藏着诸子留下的遗产,并且将它们视之为精华瑰宝的时候,诸子之首的孔子却在哀叹:“天下无道已久矣”!
从孔子的悲叹之中,我们应当不难发现,两千五百年前战国春秋时期所形成的诸子文化遗产,并不是中华民族最真实、最美善、最地道、最古老悠久的那一部份。它们并不是中国文化之根,更不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国文化的基因,她的深根不容置疑地应当是孔子所言的大道!就是道德文化!
在生物学之中,我们知道基因是DNA分子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段核苷酸序列,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功能单位。根据其是否具有转录和翻译功能,可以把基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它具有转录和翻译功能;第二类,是只有转录功能而没有翻译功能的基因;第三类,是不转录的基因,它对基因表达起调节控制作用,包括启动基因和操纵基因。对于生命而言,基因是不能够轻易改变的,它必须完整地转录和翻译,生命必须接受基因的调控和操纵,才能健康成长和生存发展。基因不能缺失和异变,缺失和异变都是生命的灾难。基因一旦缺乏,就会导致人的智力缺陷;容易患白血病和各种癌症;能够造成男女不孕症。华裔科学家陈景虹曾经指出,滥杀无辜的马加爵,他的暴力倾向就可能与缺失MAO基因有关。基因缺失和突变是人类众多疾病、异常心理、残废缺陷的根本祸因,是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
那么,我们的文化基因呢?我们文化的基因是什么?我们的文化基因是否发生过丢失和异变?中国的文化基因无可争辩地就是伏羲的易道文化和黄帝的法道文化共同组成,并且经过老子运用五千言全面转录和翻译,以德道文化加以系统化而共同构成的道德文化基因。战国春秋的诸子百家,有几家学说对道德根文化基因具有忠实转录和翻译的功能?我们又能找得出几家?除了老子的学说和庄子的学说具有完整的三类功能以外,是不是全都发生了缺失和变异了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除去孔子的学说接近伏羲的易道文化和黄帝的法道文化,“志于道,据于德”之外,其它各家都是从伏羲黄帝学说中寻章摘句,脱离道德之根本而加以功利性发挥而已。这不是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变异又是什么呢?!
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变异,自从夏启之时就开始发生,它不仅仅只是发生于道德根文化在诸子百家手中的全面异化,而且在道家内部本身中也发生了文化基因缺失和异化。由于离道失德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道德根文化中本身固有的方法和技术,同样也未能经受起私心与贪欲的诱惑,逐步开始与尊道贵德的根本基础和原则相脱离。道法中许多本为修身复归德道而生成的方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向,蜕变成“方术”而进入社会之中,提供给社会,为满足人们的私心和贪欲所使用。“方术派”盗天之功,窃自然之能,与封建文化同流合污,为人们满足私心贪欲所用。由于方术派本身在心灵上已经离道失德,无法真正进入天人合一之境,他们的技术虽然明显超越世俗社会的一般水平,但是并不能达到上乘境界。所以方术派既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同时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例如,历朝历代的君王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和房中术等等,吞服“方术派”术士运用铅汞所炼的所谓“金丹”,招致慢性中毒而死亡的占有极大的比例。就连秦始皇、汉武帝、李世民这些著名的皇帝也毫不例外。
道德根文化中所蜕变的方术派,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大行其旁门左道,与封建文化同流合污,为“尊皇贵权”服务,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严重败坏损伤道德根文化的清誉,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迄至当今社会,方术派的内容仍然甚为被人们所追求,将其视为道学正宗加以鼓吹和兜售。这都是道法本身同样由于离道失德,在文化基因上发生异化后产生的歧变,根本不能视其为道家的正宗。正宗的道学不离道德,离道失德,皆非道学。
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变异,封建文化的畸形诞生,所造成的灾难同样是构成整个社会的沉疴顽疾、畸形发育、癌症难愈、心智愚蠢、暴力滥杀的罪魁祸首。2500多年以来,我们中华大地不就正是在这种文化基因缺失和变异所产生的恶果中长期挣扎吗?!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具有道德根文化基因的文化作品与缺失根文化基因文化作品的差异性。《尚书》这部经典,她的字里行间处处都荡溢着巍巍天道、荡荡公义。然而一部《左传》呢,它却充满了累累罪恶和斑斑血污。一部《战国策》充满了心智的诡诈和人心的险恶,然而《诗经》三百首却流溢着纯洁无邪的馨香气息。一部《诗经》呼唤昊天大道之名达四百二十一次之多。孔子都赞叹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真善美的思无邪,那就是尊道贵德的忠信!
也正因为战国春秋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缺失与异变,道德根文化全盘异化成封建文化,学问成了争权夺霸的工具,学术成了“尊皇贵权”的奴才,也正是这些学说思想才造就了2500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公然将自己凌驾于天道之上、弃尊道贵德于不顾的封建帝王天子。从而使整个社会饱受顽疾的折磨,长期困卧在病榻之上挣扎。
老子留下他的五千言终于走了,孔子奔走一生也失望地相继离去,诸子们继续为迷失道德、缺失文化基因的病态文化而奔忙不歇。伴随着封建奴才文化的不断完善,人心离道日远,失德更显,狡智阴谋更加丰富,为七雄的相互残杀准备好了更为冠冕堂皇的精神食粮。中原又见证了二百多年更加残酷的、规模史无前例的大厮杀和更为狡诈的谋算。又是一番血雨腥风、冤魂遍野之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终于吞并二周,扫灭诸侯,“招八州而朝同列”,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七雄最后只剩下一暴。秦赢政灭六国而统一中国,自称“始皇帝”而一统天下。秦始皇以武力一统中国,完全凭借大X作战,以杀立威,每一用兵,动辄斩首数十万人。“攻地以战,杀人盈野,攻城以战,杀人盈城”,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所营造的不义性杀因极为沉重,也同样也极为难以化解消逝。
秦赢正统一中原以前,他的太尉尉缭曾经说:“我从秦王这个人的长相和声音可以知道,他残忍而少仁德,中怀虎狼之心,一旦得志于天下,百姓皆为鱼肉矣。”不幸的是,尉缭的确言中了。秦赢政认为自己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其功业“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乃采三皇五帝之尊号,自称“始皇帝”,并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他并无修身之德,却将皇天大道的名份以及权柄全部予以剥夺。人治彻底地取代了大道的天职,将人间帝王将相根本无法承担的天任据为已有。“尊天道”置换成了“尊皇帝”,彻底的离道失德就由此全面展开,人间的造神运动也就由他而始,尊道贵德被他抛弃得一干二净,新兴的就是“尊皇贵权”的漫长时期。
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思想,是阉割黄帝法道文化之“道”、而仅取其法中的刑畸形发挥而形成的学说,它是丢失道德基因文化最为严重的学派。法家的治国,纯靠权谋、杀戮和酷刑。一部《韩非子》,其诈术阴谋波谲云诡,只见威而不见德,只知利而不知义。韩非子本人即是个“口吃”者,心开窍于舌,结舌者即反应出心灵中智强慧弱。这种生理性残缺,从他《解老》而不通老中即可以明显看出。韩非子相信,孔孟那一套都是虚幻不实的玩意儿,唯有严刑酷法、权威实力才是硬梆梆的人间正道。
然而,秦始皇却正是全面采纳了法家的严法酷刑治理万民,一人犯法,株连九族,一家犯法,邻居连坐,绝无道德教化。“事皆决于法”,“以吏为师”。酷刑的滥施和刑狱的无限扩大带来无尽恶果,秦朝人口一共两千万,囚徒却有两百万之多。为了防止百姓反抗,秦始皇将国土分为三十六个郡县;将天下所有的兵器收集起来,在咸阳销毁,铸成十二个重达十二万斤的铜人。并下诏改年始,易服色,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钳制思想言论。
秦始皇曾经五次巡行。每次登山,阿谀奉承的文人墨客都像哈叭狗一样为他树碑立传,赞诵他的神明圣达。秦始皇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抛弃道、德、仁之治则。不准人们信仰大道,他惧怕先祖们的道统,禁止诵读《尚书》、《诗经》,为了确保自己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过秦论》),不惜制造千古遭唾骂的“焚书坑儒”事件,对传统道德根文化进行全面毁灭。
秦始皇,不愧是春秋战国五百年历炼而造就的一位枭雄,他身上表现出的是人的力量和意志的巅峰。但是“背天之道,国乃无主”的自然法则,毫不留情地令秦王朝二世而亡,这是人的藐小与可怜的写照,也是人的狂妄被天道碾得粉碎的昭示!可惜,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惨痛,由于五百年无情杀戮沉淀积累的因果惯性推动,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潜在能量没有能够使东方中国真正重新回归到先祖的大道根文化之中。在汉朝初期短暂回返之后,又重新卷入自然因果周期律之中,整个民族从此深陷于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怪圈,人杀人、人斗人、人治人,家里斗,窝里反,反复重演着自残自虐,一共穷折腾了漫长的两千多年,迄今仍然阴魂不散。
从战国春秋至汉武帝以后,封建文化日臻完善。整个社会在离“天道”日远以后,“人道”也就逐步精细起来。尊皇贵权的利益相争,最终也就使“人道”演变成了“兵道”,成了“霸道”,主宰中国社会命脉的始终都是法家和兵家。史实无情地应验着鹖冠子的一句无名格言:“人道以兵为先”。既使好不容易才跻身于国家教育“独尊儒术”地位的儒学,也只能成为法家和兵家的“嫁衣裳”和盖丑的“扑面粉”。两千五百年来,任何一个朝代的天下都是依靠刀枪剑戟拚杀而建立,使用专政淫威来进行维系,运用改良儒学加以粉饰打扮和掩盖。以人为本的自省自救,终于成了以兵为本的自残自虐。
总揽历史的时间表,我们不难看出从周幽王“背天之道,国乃无主”败国之时起,整个中国就陷入了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周期性自残自虐:反复在四分五裂中兵戎相见,自相残杀;然后又在专制一统的平静时期,又自虐式地相互摧残。孟子曾经说“春秋无义战”。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五百年连番不歇的非义之战,才构成了长达2500年循环不息长期反复的不义之战,深陷于自然因果周期律之链中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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