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论道德文化复兴（中）

2500多年以来，这个自然因果律的周期性极为惊人地相似：

第一周期：春秋战国，自相残杀了五百多年;经秦朝过渡，进入汉朝约四百年的大一统。

第二周期：魏晋南北朝，自相残杀近四百年;经隋朝过渡，进入唐朝约三百年的大一统。

第三周期：五代、十国、辽、宋、夏、金，相互残杀近四百年;经元朝过渡，进入明朝约三百年的大一统。

第四周期：满清统治和西方入侵，近三百年;先有中华民国，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一统。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这个自然因果周期律怪圈，一直像羊癫风的痉挛一样定期发作，时间一到就将整个社会抛入周期性的大震荡中抽搐挣扎。这个因果周期律的共性特征，是“兴短衰长”。尽管汉、唐、明三次大的封建专制一统都有三、四百年之久的时间，但是每一个周期律的兴盛期却是短暂的;而且都是仅仅在开国之初平息权争之后才开始兴盛。汉朝的兴盛，在第三、四代皇帝时期;唐朝的兴盛，在第二、三代皇帝时期;而在明朝时能够称得上平静的日子，在三代帝;如果将满清入关统治中国所带来的平静计算在一起的话，同样也是在前三代帝。封建专制一统的历史规则，似乎是大因果周期律中的小周期律，普遍都是从第四、五代时就开始迅速腐败变乱，然后就进入长期的相互自虐式的内耗残杀，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与苦难之中，直到演变成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或者落入外族人之手。

这，就是封建专制的周期律和不治之症。

但是，中国人好像从来不愿意从这个久久不醒的周期恶梦中惊醒。没有人思考如何砸断这个反复将整个民族带入深重灾难的因果周期律链环;没有人主动去寻觅这个可怕的因果周期律链环的发生之端、祸起之源;没有人能够主动去探索她这沉疴顽疾的治疗之本。

儒学的鼻祖孔子，曾经无比凄凉地叹息说：大道之行的日子，我虽然没赶上，可古书里有记载。那时候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如今大道既隐，各私其私。精于常道的孔子，他一生虽然长期不懈地努力，想一展抱负以仁义礼来恢复昔日神州的风貌，但是他失败了。垂暮之年的孔子，曾经绝望地说：“凤凰不再飞来，我也梦不见周公了;天下无道已很久，我行道的希望也破灭了”。

通于大道的老子则超然于精于常道的孔子，他早在这个因果周期律链环形成的那一刻，就已经洞悉因果形成的前因后果以及解决之道。他早在2500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泊;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皮取此。”(《老子·德道经》)。

老子在这一段预言般的揭示中，不仅将中国社会发展的病因完整地揭示清楚，而且对社会因果周期律大循环的症结也开示得明明白白，同时还指出了治疗之法，砸断因果周期律链环之技术，以及彻底根治之道。

“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一切社会祸乱的病根，全在于“忠信”的淡薄!那么这个“忠信”应当如何解析才符合老子的本义呢?这个“忠信”二字，对于常道中的百姓而言，只有具备信任、信仰、信念才能进而表现出“忠”。如果信德未立起来，或者不厚实，那么这个“忠”也就没有依凭，愚忠也就容易生成。由于东方古文化是修之身的文化，是天人合一为前提的文化，是象形表意的文字文化;所以，这个“忠”字的象形表意，我们需要提取出来解析，才能明了和掌握整个“忠信”一词的本义。

“忠”，由“中”和“心”共同上下构成。“忠”所象形表意的是：用“心”将自己阴阳复合的生命与道相连接，绝对尊从大道，恭顺大道。上面的这个“中”字，是指一气贯通阴阳，连接天地大道的象意。修身而天人合一贯通阴阳、显隐为“中”。“中”连接在“心”上，构成“忠”字，也就是修身实践天人合一，心与道合，唯道独尊，服从大道，尊道贵德，而立世处事，恭顺做人。

由此可见，圣人之治的修身方法论，才是中国古代道德文化基因产生的基础与前提，同时修身也是道德文化基因转录、翻译、启动、控制的最佳机制。通过修身实现和保持天人合一，尊道贵德是为人处事修身治国的原则。只有真实地在自己的身国之内，通过修之身具备这个“忠”才能生成最正确的信德，从而培养信德的厚土，牢固确立对大道的信念，维护对大道信仰的永不动摇。使人能成为尊道贵德之人，社会能成为尊道贵德的社会。缺乏这个修身的“忠”，那么“信”也就极为容易淡化于无形之中。在老子的学说中，“忠信之泊”，就是丢失了修之身，不能够天人合一，不能感格、体悟大道真理，而不能尊从顺应大道，对道的信仰和信念丢失和淡漠，对天道丧失敬畏顺从。“忠”与“信”这两种最宝贵的精神都淡薄，对大道的“忠”丢失于前，就必然丧失信德于后。对大道“忠”和“信”的丢失，这才是人的身国内混乱和社会动乱“乱之首也”的根本原因。

五百余年的战国春秋大混战，使整个社会对道德根文化基因的忠信，全部浸泡在腥风血雨之中，蚀失消融，淡泊虚化。同时，道德根文化基因全面发生基因缺失和异变。尊道贵德的信仰雪崩，导致封建文化病态性的畸形崛起。封建文化的生成，取代了“尊道贵德”，而蜕变成为“尊皇贵权”。精神文化，从“唯道独尊”扭曲成为“唯儒术独尊”的皇权文化;社会文化，则异变成披着仁义礼信智外衣的奴才文化。

皇帝取代了自然天道之职，凡人剥夺了大道的权威与荣耀。“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经》)的人类和万物，都是道所同根生，天德能量所共养，本应当是平等的地位。但是在封建文化的扭曲中，却全部成了皇帝的奴仆，皇帝充当起人间的上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国家、社会、民众全部都成了他羊圈中可以随意宰割的羔羊。道德基因文化的丢失与畸变，封建文化的形成既锻造出2500多年以来因果周期律循环的死结不解，同时严重阻扼着道德文化的回归，屏蔽着文化基因的修复整合康复。

封建文化畸生而取代了道德文化基因之后，由于封建文化的始作俑者全都丢失了“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经》)的实践，一切知识都是依靠双眼在外部世界寻觅而得，因此也就不能正确“转录、翻译”道德根文化时代的文化基因，对古代圣人在修身而天人合一状态下获得的真知文化，也就难以解读。只能站在封建文化的窠臼里，全面对道德根文化经典的遗产，进行篡改和歪曲性的转录翻译;对道德文化基因全部进行改头换面，让道德文化为封建文化服务，为“尊皇贵权”所利用，为“儒术独尊”所遣用。

西方最著名的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当年曾经对中国封建文化中的“尊皇贵权”百思不得其解。他说：司马迁学识渊博、通古晓今，为什么从未考查过皇帝大权合法性的根据在哪里?他随意阉割臣民的权力是谁认可的?为什么皇帝可以做出冲动自发的、无理性的、不可预测的行为，臣民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投诉的法庭?

西方学者的这一疑惑，是由于他们是在信仰上帝的精神文化土壤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众生平等心和法制和民主早已经深植于灵魂之中。而中国在历史上，却恰恰在2500年前这一期间，将黄帝所创造的尊道贵德的法制与民主文化，不仅未加继承发展，反而予以彻底毁灭，“唯道独尊”在五百年鲜血的洗涤冲刷中淡化，并且同时用“尊皇贵权”的封建文化完全取代了“尊道贵德”的道德文化。西方学者用西方的君主帝制观念套用于中国的东方帝王制，当然也就百思难解。

当然，费正清这位研究了一辈子中国的西方学者，最后终于还是找出了其中的差异，看出了门道。他在他的《中国历史新论》中分析说：中国的天子，实在就等于我们所说的“人间的上帝”，他的所作所为，正像当今保险业者所说的“不可抗力、天灾”，即上帝的作为(An Act of God)。相信永生的西方人都敬畏上帝，而只关注今生的中国人却只是害怕触怒皇帝。中国人的上帝就坐在京城皇宫的宝座之上。

道德根文化基因的断裂，修身实践的丢失，封建文化的崛起，人为造神而取代天道。使根本不修德、不识大道的人却成了人世间大道的“代言人”;使那些有罪的人却冠冕堂皇地充当起“正义之神”;使德性品格和能力有限的人却握有无限权力;使自私藐小可怜的人却成了目空一切的至高者。封建文化取代道德文化，这就是全部中国悲剧的总根源、总导演。

封建文化，是这2500年恶性因果周期律循环不息的催生婆。由于窃取了大道威荣的“真龙天子”一手遮天，不容异己，道法不尊，刑法不约;臣民要想伸张正义，除了阴谋计策和反叛操戈，也就别无它途。这种现象，又反过来加重了皇帝的恐惧心理和血腥独裁。两者之间恶性循环，愈演愈烈，使得中国即使在大一统年代的社会环境中，也没有多少平静祥和的日子。

秦朝和隋朝的暴政造成民不聊生，冤魂遍野，史书详载。汉朝开国时期，刘邦这个以仁义自称的帝王，先是论功封侯，但不久便开始逐一运用各种罪名借口，将开国功臣全部诛杀干净，让自己的儿子们一个个地取而代之。唐朝开国，李世民“玄午门兵变”杀死了有望继承皇位的兄长李建成，并逼迫老父退位，以成就王朝帝业。明朝开国，朱元璋杀功臣，废宰相，前后有几十万人被卷入而遭殃。宋朝开国，赵匡胤对开国功臣处置别开生面，那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一杯酒就解除了所有亲信将领的兵权。但是，却使宋朝从此有兵害怕用将，北部边防形同虚设，最终导致外敌入侵南迁。

2500年之中，因果周期律循环反复，四大周期性的“治而乱、乱而治”重复上演。打得血流成河，杀至尸骨如山以后，新朝开国，每个朝代都是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平和安定一个时期，但是却总是一阵子而已。从第四代和第五代开始，就避免不了再起祸乱，家里斗，窝里反，大打出手，一直闹到帝国分崩离析，全国血雨腥风。

以史为镜，前汉虽有文景之治的辉煌，但是接下来却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紧接着王莽篡权，整个汉朝帝国混战了二十年，中国人死了三分之二。后汉虽然诞生出光武中兴，可是好景并不长，又是外戚与宦官相斗的如火如荼，几度彼此斩尽杀绝，最终引发了三百年的大内战，直至灭亡。

在历史上，被世人称赞的大唐，前唐有贞观之治的荣耀，可是紧着就是武则天的篡权，导致长达九年的宫廷残杀。后唐虽然有开元之治的中兴，可是紧接着却是唐玄宗痴迷于杨贵妃，又导致长达九年的安史之乱。中国人从九百万户锐减到二百万户，四分之三的百姓死于战乱。

明朝的现象同样是前朝的翻版，虽然有朱棣之治带来一时的喘息。但是紧接下来便是一代接一代的昏君、奸臣、宦官迭起，昏庸暴虐，民不聊生。最后暴发李自成的揭竿而起，吴三桂引清入关，全国混战长达半个世纪。

清朝是满人入关，却也难逃中原帝国因果周期律循环的怪圈。清初有所谓的康乾之治，但是紧接下来同样还是腐败、堕落、苟延残喘。最终列强破门而入，百年之间战火纷飞，人间炼狱。

春秋以来的2500间，社会相对稳定没有大动乱的日子全部相加在一起，还不足1000年时间。而且，那怕在这种拼凑在一起不足千年的专制一统中，真正能够称得上是平安、详和的日子，也不过只有三百年左右。其余的七百年，仍然还是离不开窝里斗、家里反，自相虐待。例如外戚之祸、宦官作孽、党锢之争、藩镇割据、东厂西厂、冤案恐怖、残酷劳役、政变、兵变、民变、文字狱、这反那反，等等……中国社会始终还是生活在自相残杀、自相虐待、互为旧的因果报应释放和新的因果生成之中。2500年以来，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所谓的大治，在时间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间，就必然还是又要回到天下大乱。长治久安，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甜蜜梦幻。

从春秋到民国，八十一个朝代几乎全部都是在战火和谋杀中诞生，而且每次朝代交替时，身在其时的帝王几乎都是死于刀剑、毒药和囚禁。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这面古镜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封建文化严重的弊病，它盲目地缔造人间的“上帝”，而且没有法制和民主对这位反复登台的“上帝”进行牵制和制约。封建文化，它背叛了道德根文化，造成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异变。正因为它背叛了自己的文化基因，才造成整个社会深陷于可怕的因果周期循环律之中，它没有止境地在自然因果周期循环律的怪圈中滚动不息。

中国人相互杀戮，中国人相互虐待，中国人相互专制，中国人相互谋算，中国人相互坑害，直到自己把自己折腾至精疲力竭、气息奄奄。此时，外寇则乘虚而入、横扫中原。从宋朝开始，契丹、女真、蒙古、满清，都先后骑在了这个天朝帝国的头上，八十一朝竟然有五十五朝被攻灭。

中国社会也曾经有过稳定和强盛的时期，但是若将这种稳定和强盛统统加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之中，那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秦朝、隋朝、明朝都曾经有过稳定，但是眨眼之间就陷入动乱。汉朝、唐朝、清朝都曾经有过强盛的美好，但是却很快全都步入了衰败的周期。

中国的封建文化不可谓不强大，它曾经在2500年间在中国社会中造神无数，树立取代天道的人间天子，并且全力维护他的权威，他们的权威不可谓不是至高无上。这段历史中前后诞生出六百多个“真龙天子”，可是却有一半是被赶下台，另有一半全都不得好死，还有剩下的将近一半却都是所谓的“蛮夷”之辈。

中国丢失了道德根文化，在封建文化的形成中和确立以后，也曾经有不少智者进行反思，例如孔子、朱熹、王阳明等等。但是，孔子却历经了长达十四年之久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还“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也未能一展抱负。孔子一生竭尽心智而宣扬敬天爱人的忠恕之道，到头来竟被他的徒孙辈们扭曲成了“尊皇贵权”的装潢粉饰、独裁专制的外套。儒家理学的创始者朱熹跚然而来，他提出要用天理抑制人欲，可是由于他自己缺乏修身的方法，不能天人合一，自己也不晓得天理究竟在哪里，只能在故纸堆中寻觅，转着圈子说人心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人心。于是，这莫须有的“天理”在赤裸裸的人欲、私心、阴我面前，更加恶性膨胀，使中国的文化离开道德根文化更为遥远。朱程理学其实就是根文化基因的又一次更加严重的异化性突变。

明朝的王阳明，开创新的学派，不言“尊道贵德”，他说人们只要像猫逮老鼠一样，不放过任何一闪而过的私欲，就可以心底无私、天理纯全。他当知县时候，还真的率众操练起猫逮老鼠的内功心法，但是却并无功效。相反境内“贼民”四起，这位夫子立马率众操练起兵法，赤膊上阵，最终还是屈从于“兵道”卷入了血腥的杀戮之中，并且立下显赫战功，还当上了南京皇家的兵部尚书。历史上其它智者，离开道德根文化而在封建文化的窠臼中寻求出路者，同样没有哪一个不像无根的浮萍一样，都难避开被腥风血雨吹来荡去，随势苟安。

两千五百年的中华大地之上，人才辈出，并不缺少聪明睿智的人杰贤才以及隐藏于尘市和山林之中的大智慧者。但是由于整个社会丢失了道德根文化，缺乏道德根文化的国家教育机制，在文化基因缺损和变异后的封建文化专制之下，他们都没有回天之力，都没有一个有好的下场。

两千五百年以来，中国历朝各代都曾经诞生过改革者。例如：商鞅的变法，使秦国异军突起，自己却被车裂而死;王安石的青苗法，却遭遇数次罢相丢官;晁错忠心为君削藩，呕心沥血，却死在自己得意门生汉景帝刘启的腰斩屠刀之下;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光绪年间的“戊戌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倾心运用“议会”文制总统独裁的先驱宋教仁等等……他们全然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全都成了“尊皇贵权”封建文化的活祭品。

中国2500年的历史中，同样诞生过从社会最底层脱颖而出的无产者革命家。朱元璋、李自成、毛泽东，他们都是革封建文化之命的成功者。但是，朱元璋成功了，却难逃封建文化的窠臼，还是登上了专制独裁的塔尖。李自成，同样还是像自己的敌人一样走向了独裁而失败。1944年底，前清举人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问毛泽东主席：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兴起也快，腐败也快，你用什么办法跳出这个周期律呢?毛泽东主席回答：靠民主!当时蒋介石已经是大权在握的总统，他对这两个字噤若寒蝉，只有尚未进入北京的毛泽东才能响亮地说出这两个字。但是，道德根文化不复兴，封建文化不退出历史舞台，也就说易行难。

2500年以来，中国不是没有正义者和民族英雄：韩信、杨业、岳飞、于谦、卫国英雄袁崇焕，……，可惜全都成了帝王专制独裁的牺牲品，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他们都无法超越封建文化锁定的这个周期律的因果怪圈。

传统道德文化的失落，道德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异变，首先是使整个中国社会远离了“尊道贵德”这个根本，人心失去了依托，人的精神丢失了道德滋养，“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黄帝内经》)。“天德养精神，地谷养形身”，这是道德根文化揭示的健康生命的奥秘。不尊天道，德能就难以获得。人的精神系统没有天道所赋予的德能营养，就会发生扭曲变异，私心贪欲就不可能扼制。

2500年前的离道失德，丢弃修身证道，未能坚持仁治社会时期“修之身，其德乃真”的社会普遍性实践，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精神营养严重匮乏之中。因而在严重的精神营养不良状态之中，“诸子百家”才共同拼凑诞生出一个文化基因严重缺损而且基因明显异变的文化畸形怪胎，这就是统治中国长达2500多年的封建文化、尊皇贵权的文化、法家兵道文化与改良儒学混血而成的畸形怪胎文化。

观射父曾对周昭王说：古时候人是人，神是神，人神不杂，天下和谐。后人僭越神明，以人为神，遗下无穷祸害。

然而，封建文化却正是将凡人塑造打扮成人世间的“大道”和“上帝”，赋予这个血肉之躯以最高的绝对权威。这些凡俗的假上帝、伪大道，由于毫不修身行德，不畏天道，还将社会和民众视为囊中私物。他们自己本身都严重地精神营养不良，毫无德能的滋养，那么这个绝对权威也就必然会一次又一次地导致绝对腐败。这个人造的“大道化身”，必然因为自己的失德与缺德、有罪和有限，一次又一次带来全民族的苦难和无穷的浩劫。

在封建文化的窠臼之中，私心、贪欲、权力、名利、金钱成为人们心中的最高追求目标。不论如何运用仁义礼智信加以粉饰打扮，都难以掩盖其本质。人们毫无敬畏天道的恭虔之心，没有大道的慈爱平等宽恕之善，那么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特色的“人斗人、人治人”也就是必然客观现象。缺失道德对人体精神系统的滋养和品格的规范，人与动物没有什么明显差异，弱肉强食，窝里斗、家里狠，就是司空惯见的必然。敌意和仇视，也就必然时刻潜藏在每个人的心智之中。由于整个社会都深陷于周期律的恶性因果循环之中而不觉，那么不相信永恒正义的存在，嘲笑大道和天地的无私慈爱，不能理解感格大道的终极关怀，不能尊信大道的自然法则，缺乏感恩心和慈爱心，也就是必然的社会共性现象。

三国攻伐、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在那三百年的腥风血雨之中，佛教曾经昌盛一时，似乎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当时连诸多的皇帝们也纷纷皈依佛门，诵经拜佛。然而，佛学虽然同样是东方的一门世间绝学，但是，这些现象由于都未能找准东方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基因，没有找对先祖的道德文化的这个主根!佛学也未能真正承担起转录、翻译、调控道德文化基因的全部遗传密码的功能。人们没有识破封建文化诞生的基础是道德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异变。因此，良药不对症，这些努力也就难以突破封建文化本身异化基因的禁锢。尽管一代又一代的佛学出家人，付出了他们的巨大虔诚，虽然各朝各代都不乏佛学的大德高僧出入于皇宫内苑，却也未能改变这个泱泱大国在沉重杀业因果周期律中的浮沉，长期挣扎也难以脱困的历史命运。

在长达2500多年的四次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无情滚动中，伴随着腥风血雨中国的文化也曾经试图寻觅社会的出路。第一次长期大战乱，春秋战国五百多年，文化阵营诞生出了儒、道、法、兵、墨等诸子百家;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离道失德，道学、儒学皆遭冷遇，相反文化基因缺失和异变的法家和兵家反而成了坐上宾，人道以兵为先。文化学术成了封建统治者的帮凶和奴才。大周期律中的第二次战乱中，魏晋南北朝共约四百多年时间，佛学与佛教吸取大量道学的内容和儒学的内容，从而在社会上获得了一次大的发展;但是却仍然未能给当时社会或者后世带来历史命运的改变，杀戮似乎反而更加凶残。在大周期律中的第三次战乱中，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将近四百年期间，理学将佛学、道学和儒学的内容加以揉合，弄出了一个四不象的学术。使根文化基因，在封建专制文化系统之体上完全消失，反而产生了文化的基因癌变。

在四大周期律的反复出现之中，有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当大道昌盛行世之时，必定预示着大治的盛世出现;但是每当佛学在社会上畅行兴盛之时，却又常常昭示着社会上将会大乱;而改良儒学在社会中大行其道之时，却总是必然会将好端端的治世引入乱世之中。这种现象粗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特别是佛学兴盛时总是伴随着社会乱象的同时出现，使许多学者难以解析。其实从因果释放的规律性而言，这种现象的责任并非是在于佛学本身，而是因果释放关键期的必然需求。

道学、儒学、佛学这三大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像一个铁三角一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大体系。这个“铁三角”，不论是顺转滚动、还是逆向滚动，当它们进入社会主流文化领域彰显以后，都会昭示和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治、由治入乱、乱”三步曲的滚动性变化循环。这种规律性足以令人警醒和深思，我们应当透过文化现象的表象而进入文化基因中进行综合解析，才可能寻觅到正确的答案。

2500多年的历史反复重演，是在无情地告诫后人：只有复兴道德根文化，才是中华民族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出路。近代，我们可以看到，改良变相儒学其实始终稳居于主导地位，同时佛学又开始在民间光大兴盛起来，但是道学却始终处于低迷不振兴的状态之中。这种铁三角滚动的情况，同样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和重视。所以历史上有一个现象，民间也有这种说法，那就是说：当佛学非常昌盛的时候，那肯定是将要乱的时候;如果道学昌盛的时候，那肯定就是社会将要大治的时候;如果儒学非常昌盛了，那肯定就是要由治进入大乱的时期。这，也是一个值得人们警惕的一个历史周期怪现象。

西方的文化，从根本上而言是宗教文化。西方的文化也曾经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历史上也曾经正式介入中国文化，试图取代封建文化而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西方传教士其实在唐代就已经来到了中国，但是那时他们没有市场。在明清时期，由于儒家理学畅行，连诵读《易经》也被无情地取消了，只允许诵读精神营养能量极低的《四书》。“八股兴而经说亡”，将整个中国社会弄得精神营养贫乏不堪，他们才有了立足之地。在清朝康熙年间，因为传教士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成果，将科学与宗教捆绑在一起推荐给康熙，也就真正立下了足跟，掀起了西方文化与封建文化进行的一次较量与比拼。结果，以洋教的失败而告终。

公元1692年3月22日，康熙发布敕令，列数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准许西方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康熙亲临宣武教堂，题写了“敬天”和“万有真源”两副匾额，还作诗称颂耶稣。当时，传教士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数十种，又帮助中国制造火炮数百门。康熙大帝每日请教士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三人入宫授课两三个小时。康熙还开了海禁，使中国土地上破天荒有了外国洋行。

但是，好景不长，西方洋教却触动了封建文化最敏感的神经。十八世纪初叶，梵蒂冈教廷派遣34岁的主教多罗来华，以“捍卫纯正信仰”为名发布谕令：不能用“上帝”这个名字，要用拉丁文“徒斯”(Deus);教堂不许悬挂“敬天”一类匾额;不准敬孔祭祖;不能称许中国古经;等等，违反者开除教籍。

康熙嗅出了这谕令中的弦外之音和潜在危险性，立即将他逐出国门。康熙说：中国人的“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质的天，敬孔祭祖也不是宗教，乃是孝心与敬心的表达，与基督信仰毫不冲突。教皇却还是无动于衷、一意孤行，又再次派主教嘉乐前来重申谕令。康熙曾经十三次接见他，寻求解决的办法，见毫无变通余地，于是朱批如下：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几年后，雍正皇帝终于真正敲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丧钟：信教的中国人一律处以极刑，教堂一律没收，传教士一律赶出国门。雍正说：你们想把中国人变为信徒，成为你们君王的顺民吗?一旦上万艘洋船来了，中国就大难临头了!

梵蒂冈教廷的刚愎自用，对中国道德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孤陋寡闻，不识封建文化中“忠孝”二字对维护皇权和社会人心稳定的双利性，盲目坚持“唯上帝独尊”，却不识中国封建文化既然能够将自己民族固有文化基因中的“唯道独尊”，轻而易举地替换成“唯儒术独尊”，这该是多大的势力和能量性!并且，这个“唯儒术独尊”全盘取代“唯道独尊”已经苦心经营了2000多年，具备着牢固的根基，梵蒂冈教廷想仅凭两道谕令就予以撼动，自取其辱也就是在所难免之事。西方最后也只好凭借武力破门而入，用枪杆子撑着脊梁宣传“福音”，而对中国古代道德文化时期就早已经固有的“上帝”一词，戴在Deus头顶上是否合适，也不了了之地采取了默认。但是不许祭祖之类，迄今也未见变更。

以史为镜，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由于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异变，这个文化怪胎的疾病，并不是“外”科所能医治得了的，还是需要“内”科治理和调节。

中国东方的文化，其实应当自己救自己，自己医治您那自己因为文化基因缺失和异变所产生的疾病，而不能仰人之鼻息，“外”科难以医治“内”科的疾病。因为您那古老的道德文化基因，才是东方震旦文化之根!修复道德文化的基因，使道德文化基因中的三项功能全部恢复勃勃生机，将遗传信息完整地转录和翻译，并且迅速分布于每一块组织器官和神经之中，那么自我修复也就能在短期内迅速地完成，各种顽疾都将不药而愈;而且，自然因果周期律的链环也就必将断裂开来，不再困扰这个多灾多难长期自虐的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批评中国封建社会：这真是一块活的顽石!那么这块顽石也就必将会在道德根文化的复兴之中，转化成为玲珑剔透的瑰宝!如果在21世纪初，中国能使道德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全部完整地转录、翻译、调控，您就必然将会获得新生，成为新世纪在东方重新崛起的巨人——道德文化昌明的巨人!

四、偶崇道德奇迹现

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基因，从夏朝启的“家天下”开始之日就出现迷失，从“天下为公”向“天下为家”蜕变之时就开始丢失。然而，整个社会“唯道独尊”的逐步淡化，并未影响自然大道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终极关怀和慈爱。在社会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自然大道似乎都在悄然做着出人意表的安排。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现时代的人》一书中说过：2500年前，人类出现了一个轴心时代，中国有孔子、老子，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各自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影响了两三千年的社会。雅斯贝尔斯是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那么这个时间段在中国，就是西周、春秋、战国先秦诸子的时代。中国文化形态在轴心期的确发生了第一次大转型。但是这种轴心时代的转型，东方文化与西方并不完全相同。

在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希腊文明也突然兴起。希腊涌现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也许这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但是这些东方和西方的智慧者却创造了一直绵延至今的两大完全不同的科学体系。

不可思议的是，在亚里斯多德以前，这些哲学家对宇宙和生命的认识竟然与中国的古圣先贤们心有灵犀自相通。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第一个介绍的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万物都充满了神”(《西方哲学史》)，这与中国“万物有灵”的说法不谋而合。东方和西方的大智慧者，都曾经观察到万物的内部存在着精神主宰着物质的存亡。毕达哥拉斯有一句名言：“万物都是数”。这种哲学思想，造成了西方科学的整个体系都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当牛顿写下《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数学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更无可动摇了。然而，伏羲却早于西方数千年，用一个阴爻代表“○”，一个阳爻代表“一”，表述着万事万物的变化之道。中国的老子也更为细致地揭示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老子·德道经》)。但是，伏羲和老子的学说却由于中国文化的“独尊儒术”，而长期未能对中国科学产生体系性的奠基作用。

毕达哥拉斯相信：“我们被束缚在一个轮子上，它在永无休止的生死循环里转动着;我们的真正生活是属于天上的，但我们却又被束缚在地上。唯有靠生命的净化与否定以及一种苦行的生活，我们才能逃避这个轮子，而最后达到与神合一的天人感通”(《西方哲学史》)。这一观念与中国道德根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如出一辙，与佛学中的“六道轮回”颇为近似。古希腊人相信宇宙是由“土、气、火和水”构成的(《西方哲学史》)，这又与伏羲黄帝学说中的“水、木、火、土、金”五德(气)相胜学说极为接近，只是东方的五德相胜学说更为全面而已。

与毕达哥拉斯处于同一年代的人物，就是老子。作为中国道德根文化的集大成者，老子说：“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德道经》)。毕达哥拉斯与老子也有着相似的看法：“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那些来作买卖的人都属于最低的一等，比他们高一等的是那些来竞赛的人。然而，最高的一种乃是那些只是来观看的人们。因此，一切中最伟大的净化便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唯有献身于这种事业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学家，才真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轮’”(《西方哲学史》)。他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三种人：“商人”、“运动员”和“观众”来比喻，倡导超然物外的观察，并说只有这种“无所为而为”才能达到“最伟大的净化”，并跳出轮回。

毕达哥拉斯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利逃避。”

老子亦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

佛学则认为：“天下之苦无过有身。身为苦器忧畏无量。”《法句譬喻经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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