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对封建社会两个盛世的影响

《管子》这部被世人称为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为一体的百科全书，被当今智者誉为理民安邦、  富国强兵、经世致用的智慧宝典。然而自战国以后，由于受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钳制摧残，《管子》一直未能名正言顺地在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潇洒走一回！这是《管子》的悲剧，也是齐文化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悲剧！然而笔者近日读史却意外发现，《管子》与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两次封建盛世有着难脱的干系和必然联系。故直陈陋见以充靶标。

《管子》与“文景之治”

汉朝初年，由于秦末战乱和“楚汉战争”的摧残，社会经济破败凋敝，百姓穷困，国库空虚，人口锐减。连皇帝的车辇也找不到四匹同一颜色的马。然而在平息吕后乱政后，经过文、景二帝39年的治理，到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粮仓里装满了粮食，钱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藏钱积累到好几百亿，烂了串线绳子的散钱堆积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一直堆到露天的地上。朝廷6个大马苑养马30万匹。民间家家养马，人们骑母马出门就感到惭愧。西汉终于获得了超过战国时期的经济繁荣，为汉武帝时期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重农轻赋，倡俭抑奢和减轻刑罚是“文景之治”的三大善政，这在史学界早已成为定论。且看这三大善政与《管子》的关系：

重农轻赋    《管子·治国》篇载：“粟者，王之本是也”。开宗明义地指出农、粮是圣明君主的根本大事。又如“明王之务在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五辅）、“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国蓄）的治国必先富民、富民必先重农思想，在“文景之治”中得到了实践。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亲自下地耕种，让皇后亲手养蚕就是例证。更为明显的是，文帝曾下“夫农，天下之本也”的诏书，景帝曾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 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桑麻。”这些话简直是《管子》中“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畜）、“民之所生、衣与食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何也？唯粟！”（禁藏）诸多论述的翻版！

文、景时期，几乎没有征发农民筑城、建宫殿、修坟墓及其他劳役的事情发生。文帝曾两次宣布减当年田租率为三十税一，他在位23年中就有12年免除全部田租。汉景帝（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在位）登基后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这些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保证农耕时间的举措，与《管子·权修》“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则上下相疾也……取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的观点是一致的。

人们不禁要问，文帝12年不收田租以及景帝时如此低的田租率，上述“文景之治”使国家钱粮储备如此丰富是怎么得来的？这要得益于另外一项发展经济的举措，就是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中提到的“西汉私营商业有很大发展……实现了战国政论家“关讥（检查）而不征的理想。……汉文帝时，贾谊、晁错都主张驱游食之民（小工商）归农，认为背本趋末的人太多了。”可见，西汉发展私营商业获取利税，“不课税而国用足，不增赋而天下饶”致富手段，分明是从管子那里学来的！

倡俭抑奢  《管子·中匡》中说：“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管子·禁藏》中说：“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明王）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也不来也。”这些尚俭去奢精论在“文景之治”中体现得更明显：汉文帝处处“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力行俭朴有口皆碑。不仅自己衣食住行的简朴程度古今罕见，连向来为封建统治者看重的宗庙和陵寝的简陋程度，也古今罕见。有一次，他想造个露台，工程预算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产业,便打消了营建的念头。此外，汉文帝还注意严格管教家属倡俭抑奢。太子（即汉景帝）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自小养成了俭朴的品性，使俭朴之风得以继续。再如，文帝制定了一系列倡俭抑奢的制度和措施。为了保证这些制度的落实，对高官显贵一视同仁地采取了违法必究的态度。曾在挫败吕氏乱政的斗争中立下头功的重臣周勃，因执行“诸侯一律回封邑”的倡俭抑奢制度不利，受到免去相位、发遣归邑的严厉处分。这种深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会严重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理念，在《管子·中匡》中已早有精辟政论：“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茕浊（孤独无依无靠的人）困滞，皆法度不亡。往行不来，而民游世矣（执法者不退缩，百姓才能因守法而安然地在社会上从事各种活动）。此为天下也。”

减轻刑罚    汉文帝减轻刑罚政策的实施，不仅是效法了管子回答齐桓公“远举贤人，慈爱百姓……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中匡）的为国方略，更直接是得益于来自临淄的一位小姑娘的上书：公元前167年，临淄名医淳于意受权贵诬陷被朝廷判为断脚的肉刑，其少女缇萦随父入长安，上书汉文帝，力陈肉刑危害，文帝“悲其意”，不仅免了淳于意的肉刑，同时也下令免除了残损肢体和亲属连坐的酷刑。临淄小姑娘缇萦远途跋涉上书救父，其勇、其智、其孝历代传诵，东汉史学家班固的咏缇萦诗中就有“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句子。然而，我们从社会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如果当时的临淄人都认为残损肢体的刑罚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小缇萦也只能有认倒霉的份，不会去做可望不可及的傻事。可见肉刑在当时临淄人的意识中是一种很原始、很野蛮、很不近人情的刑罚，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治氛围，才能为小缇萦提供胜券在握的勇气和据理力争的智慧。粗算一下，自管仲“以人为本”、“慈爱百姓……轻刑罚”为国方略的提出距“缇萦上书”已有520多年。距晏婴“屦贱踊贵”谏景公废肉刑也有350年之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以《管子》为主载体的先进的齐文化推动了西汉乃至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文明进程。

另外，还能从下列几个方面看出《管子》对西汉盛世的影响：其一，把《管子》治国理想带进西汉朝廷决策层的重大人物是在临淄治理齐国有功的曹参。德高望重的开国功臣曹参（？一公元前190年），西汉初任齐王刘肥（刘邦的长子）的相国，辅佐齐王治理齐国。曹参到齐国担任相国时，齐国是一个拥有70座城市的大封国。曹参到齐国后，立即召集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和有才之士好几百人，请教如何才能把破败的国家理好？怎么才能使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应召的这好几百人中包容诸子百家的“稷下先生”是毫无疑问的，而他们之中管仲学派占绝对优势也是勿容置疑的。那位深受曹参器重的盖公自称是道家黄老学派的，但其“根据当时的客观实际转变政策、发展生产、顺应民心”的主张与管仲学派的主张却分明是相通的。

曹参在临淄起用老成持重、爱护民力的官员，使齐国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创造了“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史记》）的辉煌。政绩卓著的地方官被调到中央任相国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新官上任后在全国推广自己成功的地方工作经验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曹参到朝廷担任汉丞相后，逐步把一些夸夸其谈、 沽名钓誉、曲意逢迎的官吏调走或斥退，从地方官员中挑选了一些稳重实干、忠厚爱民的人到丞相府任职。为了确保“治齐经验”在全国推广，曹参可谓用心良苦：一是临行前再三嘱咐继任齐国相国的人，千万不要随意改动齐国的刑狱和市场管理办法；二是苦心地把自己装扮成喝酒、聊天的丞相，用“萧规曹随”的体面话化解了汉惠帝的疑虑，用喝酒、聊天、不谈政事的办法阻止了政府大员们那些“上纲上线”的规劝，为“治齐经验”的落实创造了稳定、宽松的政治环境。随着社会状况的好转，曹丞相的良苦用心也逐步得到了明智官员的理解，并得到了一以贯之的执行，曾辅佐过文帝和景帝的贾谊和晃错在著述中《管子》屡有引述便是例证。

其二，《管子》书中道家思想的发展早有定论。李勉著《管子今注今译·上册》中就有“管书系庞杂之书，蕴含各家之言，其心术上下、白心、内业、修身诸篇，道家之言也”的结论。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中也说：“在稷下讲学或学习的人各家各派都有，但也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派别，那就是汉朝人所说的黄老之学”。《汉书·文艺志》把《管子》列入道家就是明证。然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中明确指出：“《管子》书中确实有不少稷下先生的著作。但是，其中大部分的思想资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笔者认为，当时《管子》书中的主张披上道家黄老之学的外衣显世是受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左右的。众所周知，自战国始，经司马迁至刘向，直至清代的《四库全书》，都是把《管子》书列入法家的。西汉刚刚推翻了“焚书坑儒”、唯信韩非法家的秦王朝，从政治感情上是拒绝法家的（尽管管子尚法却无法治）。再者，汉高祖刘邦登基后是号召祭祀孔子的，只承认了儒学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在如此政治氛围下，《管子》是很难名正言顺地荣登决策庙堂的。由此可以说，黄老之学借《管子》影响而发展，《管子》托黄老之学名正言顺的社会地位而得以经世致用。黄老之学在汉初的至尊地位，恰好说明《管子》的思想主张融入了当时的中央决策之中。

其三，汉武帝与《管子》书缘分非浅。众所周知，西汉的最强盛时期是在汉武帝时期，而汉武帝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驱，似乎汉武帝时期的强盛定然与《管子》书无缘了。其实不然，董仲舒在公元前135年上书汉武帝“天人三策”，长安始设太学，有太学生50人。这个50人的太学规模在汉武帝掌权的半个世纪内没有扩大。到昭帝时才有100人，到宣帝时增加到200人，到汉元帝时猛增到1000人。可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影响是在汉武帝以后逐渐发展扩大的，汉武帝时期只是把它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而已。再者，董仲舒上书汉武帝“天人三策”后便离朝退隐，而此时来到汉武帝身边的是当时被称为怀才不遇的饱学之士临淄人主父偃（？~前126年）。公元前134年主父偃抵达长安，上书汉武帝，当天被召见，即封为郎中（皇帝的侍从官），一年中连升四次，是汉武帝的肱股之臣，汉武帝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多出自主父偃。主父偃曾以其经历见闻介绍：“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史记·齐惠王世家》）。可见主父偃对齐临淄的致富经验胸有成竹。后来，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也以“桓、管之术”辅佐汉武帝。他在任搜粟都尉、大司农期间，设立平准、均输机构控制全国商品的做法，极似在实践《管子》的轻重理论。特别是汉武帝收回王国的煮盐、冶铁、铸钱三业的经营权，实行官营，简直与实行盐、铁、钱官营的祖师爷管仲出现了历史的惊人的相似。后来汉武帝也承认“关东之国，莫大于齐者”，“天下膏腴之地，莫盛于齐者”。可见汉武帝起码是接受、借鉴并践行了齐国富民强国的治国之道。

再者，最早把《管子》整编为86篇的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6年）出生在汉武帝谢世以后，刘向编定《管子》时依据了5种版本，最丰富的是皇家图书馆的“中秘本”389篇，其次是太史书96篇。其余的还有私人收藏的太中大夫卜圭书27篇、富参书41篇和射声校尉立书11篇。当时皇家和私人收藏的《管子》书如此完整丰富，充分说明前代汉武帝时期对《管子》书的重视。并且，《管子》书在西汉初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早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西汉末刘向编定《管子》可能出于对《管子》书的抢救，因为西汉末年随着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扩大，《管子》书的社会地位也日渐式微了。

《管子》与“贞观之治”

唐朝初期的“贞观之治”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古代清明治世。曾出现了“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长空，牛马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斗米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表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如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卷 一）的政治局面。然而这一空前的封建盛世同样与《管子》有着不解之缘，是《管子》经世致用的又一典范。

自西汉刘向编定《管子》后的近700年中，没有发现为《管子》做注者，这一社会现象说明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正统地位的确立。然而到了唐代，《管子》书的第一个译注者却是“贞观之治”时重大政策措施、施政方针的重要谋划者和执行者房玄龄（579-648）。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说：“《管子》二十四卷，齐相管夷吾撰，唐房玄龄注。”据《新唐书·房玄龄列传》载，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亲信。统一战争中助李世民谋划军事，搜罗文武臣僚，并参与“玄武门之就”，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唐太宗即位后，房玄龄居宰相之职长达20年，制定律令，选拔人才，“权宠隆极，总朝政……凡粮械飞输，军伍行留，悉裁总之”房玄龄晚年多病，李世民亲自驾临其床前“听卧治事”。从李世民给房玄龄的权力和对房玄龄言听计从的态度不难看出，已被历史证明、堪称清明务实的贞观政略多源于运筹巨擘房玄龄。而房的谋划又多源于他研读最多的经世致用的《管子》。

房玄龄以“首席宰相”的身份注《管子》，起码能够说明“贞治之治”的施政方针有源于《管子》的成份。首先可以说，房玄龄对《管子》的研究是精到深透的，因为不下一番韦编三绝的功夫是很难为其作注的。再者，他为《管子》作注的动机中，必定有把自己在实践中认为行之有效的治国理论介绍给后人的意思。除房玄龄外，贞观时期以铮谏闻名于世的魏征也有一卷颇具史料价值的《管子治要》传于后世。特别是金口玉言的决策者李世民，有些话直接是从《管子》中学来的。如:”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成熟），则兆庶（百姓）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卷8）；“家给人足，本藉于农。纵使瓦砾尽作隋珠，沙石皆为和璧，珍宝满目，何解饥寒”（《册府元龟》卷157）。而且他即位后多次颁布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租赋的法令，并采取了用免赋役的办法招募农民归业等一系列富民重农措施。可见，《管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贞观政略的理论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考证为《管子》作注者是尹知章而不是房玄龄。这一考证观点的真假在此暂且不论，假设这一观点成立，更能说明贞观政略多源于《管子》。因为尹知章生活在“贞观之治”以后的唐高宗至唐玄宗开元初年，这一时期正是贞观政略的继承发展时期，开元盛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正是贞观政略的继承延续！尹知章此时注释《管子》，恰好说明正在延续的贞观政略与《管子》密不可分。再者，尹知章是国子博士，身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国学博士，本该以探究、教授儒学为本，这种舍其正统思想而尊就“在野”异论的做法，若非“政治思想”有问题，起码是有点不务正业。可见，“尹注”一说若能成立的话，可从一个侧面明显反映出贞观决策层及其继承者们在至高庙堂中为《管子》留出了一席之地。总之，房玄龄也好，尹知章也罢，正是他二人为《管子》作注，才使这部先秦宝典重显于世，并得到了空前重视。

“贞观之治”有多处模仿1300多年前“桓管霸业”的痕迹，有几处甚至出现了历史的“雷同”现象：

一、众望所归弟代兄。齐桓公姜小白取代了他的哥哥公子纠，唐太宗李世民取代了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二者都是由于弟弟的德操、能力和智慧超过了哥哥，虽然有“违章操作”和骨肉相残之嫌，却体现了“能者上”的原则，收到了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社会效果。

二、对头冤家成真君臣。齐桓公捐弃一箭之仇，任自己的仇人、辅佐公子纠的管仲为相，并尊为“仲父”。唐太宗重用处处想置己于死地的太子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并授予谏议大夫和中书舍人之要职，二者可谓历史上无独有偶的“绝对”！“玄武门之变”后，魏征率直地说：“太子若早听我的话，决无今日之祸！”李世民被魏征的坦率、刚烈、忠贞所动，任用他为谏议大夫，经常召他“入卧内”，请魏征评论自己执政的得失。魏征也“喜逢知已”，知无不言，竭尽全力。上述这两对君臣都是相得益彰的明君贤臣。明君不计私怨，以宽广的胸怀为贤臣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贤臣辅佐明君开创了彪炳千古的业绩！《史记》称“桓公以霸，力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旧唐书·魏征传》说贞观政绩的取得“皆魏征之力也”。再者说，善于用人、善于纳谏正是“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均田分力”与“均田制”。二者不仅名字差不多，而且有一个基本的相同点：即都是以土地国有为前提的。管仲的“均田分力”是奴隶制土地国有制下的生产关系大变革，“贞观之治”的均田制则是封建制土地国有制下的生产关系大变革。须知封建制度是以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在封建制度日臻完善的唐朝实行土地国有前提下的“均田制”，难脱复古嫌疑！而贞观政府在经济上推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土地和荒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经济有力的补充，是“贞观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均田分力”与“均田制”在内容上也几近“雷同”：桓管的“均田分力”是一夫各授田百亩”，贞观“均田制”也是“成年男子授田100亩”；“均田分力”是“民20授田，60归田”，“均田制”是“80亩口分田死后归还国家，20亩永业田可传给子孙”；与“均田制”相匹配的有“相地而衰征”赋税改革，规定“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大匡）轻税制，以减轻农奴负担；与“均田制”相匹配的有轻徭薄赋的“租庸调制”，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谷物2担，叫作“租”，缴纳3尺绢或3尺7寸5布，叫作“调”，在服徭役期限内不去服徭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叫作“庸”；《管子》说：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小匡），“彼王者不夺农时，故五谷兴丰”（巨承马）；贞观“租庸调制”中的“庸”就是特意保证农民生产时间的政策。

四、“海岱间一都会”与“长安百万家”。“海岱间一都会”出自司马迁的《史记》，“长安百万家”出自韩愈的诗句，分别形容齐都临淄和唐都长安都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荣、最富庶、最文明的城市。尽管长安的繁华程度比临淄高得多，然而二者也有穿越时空隧道的惊人相似之处：桓管时期的临淄城采取“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发展工商业措施；唐都长安也实行了宫殿、衙署、坊（住宅区）、市（商业区）四区分开的建筑模式。“市”内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同一个区域，叫“行”，最繁华时多达200余“行”。桓管时期采取“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的招贤纳才措施，实施“来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财”的开放政策，出现了“天下商贾归之若流水”兴旺景象；李世民送文成公主入藏，派使者到天竺学习熬糖法，派玄奘去天竺取佛经，与日本通使，与波斯、阿拉伯通商，使各族和各国侨民云集长安，贞观时迁入长安的仅突厥族就有1万家，在唐都长安生活的外国人近20万。英国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兼收并蓄而好探索的。”这种开放创新、大胆化夷、兼收并蓄的理念是与《管子》思想核心一脉相承的。

房、尹二人为《管子》作注后，直至700年后的明朝才出现了刘绩的《管子》注本。明清时期，研究《管子》的论著或文章虽然不少，但大多停留在书本和学术研究的层面上，未能明显地进入中央决策阶层视野，因而不可能得以充分经世致用。到了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历史学家梁启超，在他的《管子评传》中曾给予了管仲“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的高度评价。只可惜戊戌变法胎死腹中，《管子》也就失去了一次极好的登台亮相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