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姜炎文化看齐文化的渊源

所谓齐文化，就是齐地齐人一组组共同体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在历史过程中累积的一切生产、生活样式，行为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信仰、伦理道德，赖以创生的思想、情感、观念、知识、科学、技术等，以及蕴藏着其文化信息的人工制品的总和。

齐文化形成于西周初叶的周王室封邦建国，与鲁文化等融合于西汉前期的“独尊儒术”。今山东省淄博市是齐文化的发祥地，姜太公是齐文化的缔造者。然而齐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早在齐文化形成之前，齐文化的基因便已孕育于我国上古时期的东西部两大文化圈之中了。

所谓东部文化圈，意指我国先周时期，在以今山东为中心，延及辽东半岛、苏北淮河下游、豫东、冀东南等广大地区范围内，由一定数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以程度不同的凝结形式所构成的一组组文化丛。这一文化圈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东部地区史前考古文化、东夷文化和裂变的殷商文化。西部文化圈，相对于东部文化圈而言，因其所处方位在西故名。这一文化圈包括姜炎文化和姬黄文化两个组成部分。因而，姜炎文化是齐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齐文化与姜炎文化的渊源关系谈点粗浅的意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

姜炎文化的缔造者是炎帝。

炎帝，又称神农氏。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云：“炎帝，神农氏，姜姓。”在我国许多古籍中，炎帝是一位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的古史传说中的人物。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    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春秋元命苞》云：“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子，人面龙颜，好耕，是为神农。”又云：“神农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齿具，三岁而知稼穑般戏之事。”一些古籍则直言炎帝为神，如《白虎通》云：“炎帝者，太阳（神）也。”大凡领袖人物，自有其超凡脱俗的能力。远古时代，当常人无法理解时，便将其神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后人未识炎帝尊颜，更对他们伟大的创举无法理解时，进一步将其神化亦在情理之中。只要我们本着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通过理性的思考，透过罩在炎帝头上的神秘光环，便可洞察炎帝的真实面貌，还历史以本原。

近年来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学术界基本认同这样一种观点：炎帝是我国历史上曾经真正存在过的一个人、一批人、或一个群体的名号。这一名号开始时或许是炎帝部族的一个英雄首领的名字，或许是这一部族的图腾，以后便用作该部族历任首领的沿性称号或族名了。从民族学的角度上说，氏族或部落首领称号的沿袭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因为在远古时代，先民们普遍存有“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意识，在英雄时代，人们又产生了对杰出人物和祖先的崇拜。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老部落首领虽然肉体死了，然而他的灵魂却依然活着，并附托于新的首领之身，继续统治着本部族。这既可增强部族的凝聚力，又可使部族成员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对此，古人是深信不疑的，中外概莫能外，比如古埃及的国王皆称法老便是明证。炎帝、黄帝之号亦属此例。

关于炎帝的故里问题，《国语·晋语四》中说：“昔少典娶有    氏女，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后裔姓姬，炎帝后裔姓姜。那么，姜水在什么地方呢？《水经注》渭水条云：“岐水……又屈经周城南，又历周原下，……水北即岐山矣。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据徐旭生先生考察，姜水，即“西出岐山，东过武功，折南流入渭水的小水。（《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可知炎帝的故里在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当然，这一说法尚未得到学者们的公认，目前在此说之外，还有湖北说、山东说等。其实，在远古时代，因为种的繁衍、族的分解，因为游牧、渔猎、采集或土地的抛耕，因为某一天灾或人为的战争，族群的迁徙是很正常的事情。中国人向有敬祖的传统和怀旧的情结，于是便把原有的族号带到异土他乡，相沿不改，表明不忘本根。代马北望般的情怀，导致现存的多处炎帝遗址、遗迹并非很难理解。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将宝鸡视为炎帝族的故里，或曰姜炎文化的发祥地当无大碍。

关于炎帝及姜炎族的世系情况，《易·系辞》正义引《帝王世纪》说：“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四年而崩……凡八代及轩辕氏也。”清代大学者马    在《绎史》卷四中引述了众多古书之后说道：“（炎帝神农氏）传十有六帝，或曰八帝，或曰十七世。黄帝始起而代之。其后世则在颛顼时为土正，尧时为四岳，商为阿衡，周为太师。”太师，指姜太公尚。根据郭沫若的研究，炎帝后裔有四个重要的分支：一支是烈山氏，一支是共工氏，第三支是四岳，第四支是有邰氏。

在炎帝的后裔中，四岳被认为是最有头绪的一支。四岳源于伯夷，其后代在先秦时期历历可考者，有申、吕、许、由等。齐就是从吕分化出来后移居东部地区的一支。因此，《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

可见，从族源的角度讲，正是姜尚其人，把姜炎文化与齐文化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二）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姜炎文化产生于老官台文化时期及其以前，距今约7000年，为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即炎帝神农氏时代；其发展是炎帝生息于姜水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及至夏、商时期，姜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姜炎文化在保存传统的基础上，发生了文化的膨胀、传播、碰撞和交融。其中一部分与姬黄文化逐步融合，构成了周文化的基础，另外部分则流向了东、南两方。流向东方的在东夷文化圈里建立了许多姜姓部族方国。据不完全统计，夏商时期，东夷文化圈里有一百多个部族方国，而势力较大的方国几乎全为姜姓所建。试举几例以明之：

莱国。莱国是先周的一个部族方国，为姜姓莱夷人所建。据有关文献记载，生活在莱国的居民是莱夷人和    夷人。关于    夷人，孔安国注释说：“东表之地称    夷。”马融则分开来解释道：“    ，海    也；夷，莱夷也。”由此观之，莱夷和    夷本是同族而异名。早在龙山文化时期，莱国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在建筑、文字创造和航海方面也有许多建树。在姜姓诸方国中，莱国的势力是比较强的。

纪国。殷商时期，有一个纪国，在今山东寿光境内。《左传·隐公元年》孔安国疏引《世族谱》说：“纪，姜姓，侯爵。”纪国为姜姓所建，并见于《史记》索隐及《路史》诸书。金文将“纪”写作“己”。在寿光县城南20里处，有旧城遗址，纪侯台遗址等。己侯钟便出土于纪侯台下。近年来，在寿光境内出土了一批纪器。据寿光博物馆的同志们介绍，均为商代末期的器物。由此可知，西周前就有一个姜姓纪国存在，都城和疆域都在今寿光境内。

淳于国。在今山东安邱境内，有一个淳于国，姜姓。郦道元《水经注·汶水》说：“又北过淳于县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此言淳于立国之地在夏代为斟藻国。《续山东考古录》认为“灌”为“藻”之讹。尽管说法不同，但值得肯定的是，早在夏商时期，安邱境内就有姜姓方国存在。

蒲姑。晚商时，淄河流域有一个蒲姑国。《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叙述齐地沿革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    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这里说的逄伯陵，为殷商时姜姓诸侯。《左传》杜注称：“逄伯陵，殷诸侯，姜姓。”

另外还有一些姜姓方国，由于文献不足，难以叙述其历史状况。这些姜姓方国承传着姜炎文化的传统，后来都逐渐地融入齐文化之中了。此为齐文化与姜炎文化渊源关系的一个方面。

（三）

杨向奎先生在《论<吕刑>》（《管子学刊》1990年第2期）一文中说：“我以为在《尚书·周书》中，排在《周诰》前后的《洪范》和《吕刑》，是炎帝系统的文字。”在杨先生看来，我国古代，国家起源后，国之性质有二：一为专司祭天之神守国，如申国；一为专司民事之社稷国，如吕国。《洪范》是“神守之国”的天书，而《吕刑》是社稷之守的治人法典。申、吕二国同出于四岳姜姓，皆系炎帝后裔，本属同族。后来，申为楚并，故楚文化主流来自申；吕东迁而为齐，故齐文化具有浓厚的吕国色彩。《吕刑》讲刑，因而齐为最先产生中国法家之地区。杨先生的分析是很深刻的，他不仅为我们找到了黄帝以后炎帝一系的有关史料，而且进一步指明了姜炎系统文化流传之方向，给我们探索齐文化渊源以有益的启迪和指导。

事实的确如此，齐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带有了浓厚的刑法色彩。据《韩非子·说储右上》记载：“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    、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碌，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无独有偶，《春秋繁露》亦载太公诛杀之事曰：“营荡为齐国司寇，太公封于齐，问焉以治国之要。营荡对曰：‘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太公曰：‘爱人、尊老奈何？’营荡对曰：‘爱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长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义治齐，今子以仁义乱齐，寡人立而诛之，以定齐国。’”通过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到齐文化中的法治精神是自这一文化形成之时便具备的了。

不仅如此，而且法治精神在齐国得以逐步光大，并形成一文化传统。比如，《管子》一书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法治的重要性、作用、立法原则、司法程序等。该书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主要工具和“治民一众”的规范。《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明法解》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由此，足以看到姜炎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在齐文化中的影响和光大了。

综上所述可知：姜炎文化与齐文化，前者是后者的主要渊源之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因而，研究姜炎文化，有助于了解齐文化的形成之奥秘；反之，研究齐文化亦有助于研究姜炎文化的变迁之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