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阴阳家与汉代军事

研究汉代军事史和思想文化史，必须研究兵阴阳家。汉代一切军事活动，都深受术数与兵阴阳学的影响和支配，战争不仅表现为激烈的武装冲突，同时也是术数的诡谲对抗。从兵阴阳家的发展史看，汉代上承战国，下启魏晋，是兵阴阳家进入全盛和重要的转折时期。同时，兵阴阳学对汉代政治和思想文化也有深刻影响。近二十多年来，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兵阴阳文献出土面世，考古和古文字学界的学者多有整理和探讨，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机遇，但历史学界尚少相应的工作[1]。本文试就汉代兵阴阳家的发展及其对汉代军事的影响，以及两汉王朝对兵阴阳家的基本政策略作讨论，敬祈读者指正。

一

有关战争的巫术和军事术数，和战争的历史一样古老。中国先秦军事术数已相当繁复发达[2]，到战国时期，传统军术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影响、改造下，兵阴阳家逐渐产生和发展。

所谓兵阴阳家，《汉书·艺文志》中有经典的描述：“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以为助者也。”顺时、刑德、斗击、五胜云云，表明兵阴阳家实际上是在阴阳五行框架支配下的多种术数形式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运用或延伸; 而“假鬼神以为助”，则意味着一切借助鬼神的方术巫法在军事上的应用，也都可以归入兵阴阳的范围。兵阴阳家既包含了以往各种军事术数，诸如卜筮、占星、占云气、占梦、祭祀、禳祷、诅咒、厌胜和形形色色的杂占、巫术等，又与以往军术不同，兵阴阳家是阴阳五行化的军事术数，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军事术数史进入了新阶段。

战国社会的巨变和战争的激烈，使兵阴阳家的发展极为迅速。正如《史记·天官书》所说：“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工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汉代承其余绪，兵阴阳家继续发展。

第一， 大批兵阴阳家著作问世。

汉代是中国军事著作创作高峰之一，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共得兵书182种，“定著三十五家”[3]; 至东汉初，《汉书·艺文志》收录兵书53家，790篇，另有12家，451篇或省去，或入他类。兵阴阳家著作随之大量出现。《汉志》著录兵阴阳家13种，数量似乎不多，但这不仅没有包括东汉时期的著作，而且可以肯定只是此前同类著作的一部分，因为考古发现的多种此类文献并不在其中。以最重要的几次发现为例：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银雀山和安徽阜阳擂鼓墩汉墓出土术数文献都在10余种以上，其中可归入兵阴阳家者有：马王堆《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刑德》（甲乙丙三种）、《辟兵图》、《阴阳五行》（甲乙两种）; 银雀山《地典》[4]、《雄牝城》、《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及拟题《占书》中的若干种[5]; 擂鼓墩《五星》、《星占》、《刑德》（甲乙两种）。仅这几项，合计已在16种以上。这还未包括汉代源源不断涌现的各种虽非兵阴阳的专门著作，但同样包含有大量兵阴阳内容的术数文献。以堪称汉代星占大全的《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为例，其所述大部属于军占。据统计，《天官书》的星占学内容共有321款，其分布为：

用兵 142 44.2% 　　年成丰欠 49 15.3% 　　凶或有忧 22 6.9% 　　丧 19 5.9% 　　国利、昌、得天下 17 5.3% 　　王者恶之或有忧 15 4.7% 　　其他（土地得失、内乱、盗贼等） 57 17.8%

引自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上表中，用兵接近总数的一半，另一些类别也往往与军事相关。星占学因其特殊地位与一般民间术数关注的问题侧重有所不同，但上述数字总是说明了当时术数书籍通常都与军事有密切联系。《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6类190家、2528卷中的许多书籍，与兵阴阳家往往难以绝然分别。有些书，象“五行”下的《风后孤虚》20卷和《五音奇胲用兵》23卷等，其实更应移入“兵书略”的“兵阴阳家”。

在同时代的兵书里面，也有大量兵阴阳文字。典型的例证是，汉代十分流行并不断增补的《孙子兵法》，《汉志》著录82篇，十三篇之外的69篇军术色彩十分浓厚[6]。类似的还有《太公兵法》，军术文字颇多，仅在《通典》第162卷引文中，就有62条云气占文，因而汉末《六韬》竟被视为《洪范五行传》一流的“阴阳纬侯”之书[7]。另外从西汉后期逐渐盛行起来的纬书中，此类内容亦夥，如《河图帝览嬉》：“月与太白相过，月出其南，阳国受兵。月出其北，阴国受兵。”《春秋考异邮》：“五星聚于一宿，天下兵起。”《春秋文耀钩》：“流星入参，有兵起，客军破，……一曰先起兵者亡，后起兵者昌，期三年。”[8]有关例子，《开元占经》和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纬书四十种》里收集非常之多。至于其他著作，其实也常有兵阴阳之论，象《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军气》，就是研究汉代军气之占的重要材料。可见，汉代确实是兵阴阳家著述的一个高潮时期。

第二， 兵阴阳术数形式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在王朝的提倡尊奉下逐渐流行，特别是董仲舒将其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鼓吹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理论的新儒学体系得以建立，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成为官方正统哲学之后，“阴阳者，王事之本”遂成为当时学术、政治的不易之旨[9]。战国以来术数的阴阳五行化也因此大受推动，新型术数层出不穷，传统术数有所发展。著名术数家如董仲舒、夏侯始昌、刘向、刘歆等人的《洪范》灾异之占，翼奉、京房、张衡、郎宗、郎 等人的律历阴阳风角之占，孟喜、焦延寿、京房、扬雄等人的各种《易》占，司马迁、刘向父子和襄楷、张衡等人的星占等等，均为后世典范。其他术数如六壬、太一、九宫、六甲、孤虚、建除、形法、房中、服食等也有较大发展[10]。正如《后汉书·方术列传》所描述：

“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瞑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妖祥，时亦有以效于事也。”

就军事而言，当时较重要的术数形式有：

卜筮。卜筮，是中国古代最古老、最重要又最为人们熟悉的占卜术。《史记·龟策列传》：“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 汉代各种新方术和兵阴阳家大兴，但卜筮仍然是基本的战争术数之一。《龟策列传》载汉武帝“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这并非武帝朝的特殊现象，而是两汉之通状。

天文云气占。这也是古老的军事占候之术。《淮南子·兵略训》：“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賌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明于奇正賌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讥祥，此善为天道者也。”《汉志》著录和考古发现此类文献最多，而从《天官书》、《天文志》和简牍帛书资料中，不难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天象、云气的记录和分类比春秋复杂细致的多，不仅涉及日月、五大行星、北斗和众多恒星及气象现象，占断也极为广泛繁杂。如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占》仅慧星就有29个图形和18个名称，云气则有200多种，每个图形之下均有吉凶占文且绝大多数与军事有关。

式占。式占的起源可能很早，《周礼》中就有“大师，太师抱天时以从”的记载。“天时”即式盘。但式法的广泛流行，是西汉以来的事情。目前汉代式盘实物已发现7件以上[11 ]，王莽在覆灭前模仿式盘制作威斗，是治史者熟知的。式占稍后分化为太一、六壬、雷公等式，直到宋代仍在流行，是军术操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式占基础上生出的奇门遁甲术，向被视为兵阴阳家的看家本领。

风角。候风术的出现不晚于商代，其演变为系统的风角预测术并用于军事，则不迟于春秋而活跃于汉，名家辈出。汉代兵阴阳家的风角言，《天官书》和《天文志》有专门论述，《汉志》“兵阴阳家”著录有《师旷》8篇，“五行”有《五音奇赅用兵》、《五音奇赅刑德》，银雀山汉简有《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司马迁著《史记》，其兵书即《律书》[12]，充分表明了其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风角和奇门遁甲一样，也被后世的术数家十分看重。

象占。根据自然界的种种奇异罕见现象推断人事，即象占（也可称作杂占）。战国以前，象占之事已多，但汉代有质的飞跃。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灾异学说自西汉中期盛行起来后，形成中国两千多年讲究灾异的传统，其集大成之代表作，为刘向《洪范五行传》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汉书·五行志》。从此，几乎一切少见的自然现象如日月食、水旱、地震、蝗灾、动植物异常乃至于特殊的人类生理、病理现象和民俗、谣谚等，都在阴阳五行的框架下被赋于特殊意义，并被郑重记录和向皇帝报告。灾异说导致象占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更加流行，《汉书·五行志》搜集事例甚多。

择吉。几乎所有术数都有择吉功能，这里仅指较专门的时日选择之术如建除、刑德、孤虚等。“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法愈凿，”[13]“时日之书，众多非一”[14 ]，所以才会出现武帝娶妇，“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15]这样近乎喜剧性的场面。汉代兵事择吉而动，一如前代，《龟策列传》所谓“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即是。刘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16]，就是一个典型的史证。 图谶：西汉后期以来谶纬大兴，作为一种术数形式，它虽与兵阴阳学说不是一回事，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本以预测政治变动为主要功能的图籍，常有兵阴阳文字侧身其间，而且事实上汉代人确实每每运用谶书惑众起兵和决断军事，如刘扬等“造作谶记”起兵，光武帝以“赤伏符”称帝鄗城，公孙瓒以谶谣迁守易城，等等[17 ]。

道教。众所周知，汉代是中国道教起源和形成时期。道教在民间巫术和方士方术基础上，创造出一套科仪和符录法术，而这些东西，到东汉就很快被运用或影响到军事中来，如：

《后汉书》注引《江表传》：干吉在吴会立精舍，烧香传教，“助军作福，医护将士，”江东将士多拜之。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所不为。” 　　《太平御览》卷337引曹操《掩获宋金生表》：“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诸屯皆云鹿角不须守，吾使狗为汝守。不从其令者，即夜闻有军兵声。明日视屯下，但见虎迹。”曹命将掩捉，俘虏甚多。 　　《后汉书·臧洪传》：黄巾起，青州刺史焦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 祷群神。又恐贼乘冻而过，命多做陷兵丸以投于河，众遂溃散，和亦病卒。”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魏书》：卓将牛辅胆怯恐惧，“常把辟兵符，以斧质致其旁，欲以自强。” 　　《资治通鉴》卷210，献帝建安十五年：张津为交州刺史，“好鬼神，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道书，云可以助化，为其将区景所杀。” 　　汉代大量涌现的“妖贼”，更是以道教为号召和战斗手段（详下）。

道教是×，与兵阴阳家也不属于同一范畴，然而道教“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18]，运用道术从事战争活动，事实上也颇合《汉志》界定的兵阴阳家的主要特征。所以，道教也可以视为兵阴阳家的一种特殊发展和表现形式。

祭禳祝咒。先秦时期，军事祭祀和禳祷之法已经极为发达。汉代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新的发展：一是专门的军神祭祷的确立。秦代以蚩尤为军神“兵主”，立祠长安[19]; 高祖起兵，“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旗鼓，帜皆赤”[20]。汉兴，蚩尤亦成为一代军神。汉武帝时又加太一神为出兵祭祀对象，“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牧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21]二是禳祷诅咒之术更形发达。作为统一帝国，汉王朝有意识地将各地方士巫师集中于长安，形形色色的地方术数融会交流，并被运用国之大事中[22]。如武帝时对匈奴作战，使用群巫大肆施行“诅军术”，以对抗对方的同类术数。马王堆所出“辟兵图”，尚保留了不少辟兵咒语。[23]

厌胜：厌胜是用巫术手段，祛祸趋福或致祸于人的术数形式。汉代政争中巫蛊厌胜风气之烈，人所熟知，而其时在军事上同样注重厌胜，命将取名、占候不利和战争激烈之时，每每用及。如灵帝中平五年，“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帝欲厌之，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24]

第三，研习、传授者众多。

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的一个基础是，汉代有大批的人在学习、研究和教授兵阴阳学。春秋晚期以来，私学兴起，民间兵学授受亦因此发生。战国著名军事家孙膑和庞涓受教于鬼谷子，就是一个典型故事。汉代私家教育之发达超过战国，民间术数教习蔚然成风。下面是从两汉书中随手拈来的一些例子：

路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也。” 　　夏侯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 　　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 　　翼奉，“淳学不仕，好律历阴阳卜占。”（以上见《汉书》各人本传.） 　　至恽，“理韩诗，严氏春秋，明天文历数。” 　　杨统，“从犍为固循学习先法，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 　　郎凯，“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衅，延致学徒常数万人。” 　　襄楷，“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 　　崔瑗，“（师贾逵）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 　　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以上见《后汉书》个人本传） 　　李固，“负笈近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博览古今，明于风角、星算、河图、谶纬，仰察俯占，穷神知变。”（《后汉书·李固传》注引谢承《后汉书》）

汉代经学特重阴阳灾异谶纬之说，其内容又多关乎军事，则当时经学教学大都与兵阴阳不无关系，至于专门的阴阳术数之学，更是不言而喻。

民间术数传习并非单纯教学，同时还包括了研究活动。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马融常和高足在楼上讨论术数之学，后发现郑的才华，郑才得以登楼共同切磋[25]。故汉代民间讲学团体就是研究团体，民间传授术数阴阳之学的盛况，正反映了研究者的众多和深入。兵阴阳家和各种术数之学的繁荣，顺理成章。汉代屡向社会征集兵阴阳人才，应募者或多达数千人（见下），既是这一现象的必然结果，也是它的最佳证明。

要之，汉代兵阴阳家在战国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着急剧发展的势头，达到了繁盛的高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战国开始的军事术数的阴阳五行化过程，到汉代已经完成，从而确立了后此二千年中国兵阴阳家的基本格局。

二

汉代兵阴阳家的显著发展，还体现在它们被广泛运用于实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战争和军事。虽然当代有关汉代军事史的著述，展现的始终是单纯的战役、战斗和相关活动，然而只要稍微留意史料就不难发现，汉代战争自始至终充满着术数和兵阴阳家行为。《孙膑兵法 ? 行篡》：“阴阳，所以聚众合敌也。”林林总总的兵阴阳著作和孙吴兵法一起，共同支配着统帅和全军的观念与行动，战争继续呈现先秦以来的双重斗争的特点。

兵阴阳家深刻影响了汉代战争的发生。

毫无疑问，汉代战争的发生和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一样，主要根源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军术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断因素。

武帝征和三年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进攻匈奴，刘彻后来叙述其定策过程说：

“向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罔若马’，又汉使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为‘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使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鬲+甫）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鬲+甫）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 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26]

这次战争，汉廷在决定是否出兵时，先是大臣以象占匈奴不祥可击，复经《易》筮、方士、太史星气占及太卜官的龟卜蓍占，全部为吉。筮帅，贰师将军李广利最吉，路线则以出（鬲+甫）山为必克。武帝下决心出兵，却遭受了西汉对匈战争中最惨重的失败。虽说对匈作战是武帝既定的国策，但显然正是术数使之草率决定发动了本次战争。

再举一例。新莽后期，卫将军王涉和门下道士西门君惠密谋反莽。君惠说“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找到术数大师国师公刘歆，刘推天文人事必成，但提出“当待太白星出乃可”，因此延宕了时日，事发被杀，政变胎死腹中。[27]本例当发不发，而以兵阴阳之说决定军事大计则与上例如出一辙。

可见，即使汉代不是所有战争发动都有术数在起作用，至少对大多数决策人来说，术数是他们抉择的必然参照，慎重的术数准备是汉代发动战争的必备前奏。

军事术数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兵阴阳家特别讲究作战时日，军术常常决定具体战斗时间，从而影响甚至决定战争发展和胜负。宣帝神爵元年，赵充国率军征羌，取屯田待机之策。宣帝屡次催促发兵进击，诏书中特别指出：“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其秋再次下诏：“急因天时大利，吏士锐气，以十二月击先零羌。”后因充国反复陈辞，意见经激烈争论为汉廷采纳，终以屯田缓进之策取得胜利[28]。显而易见，一般情况下将领必须执行命令，如果这样，汉军此次作战的结果就很难说了。又如建武元年，邓禹攻河东，更始军王匡、成丹等合军十余万众与之大战。首日东汉军大败，溃不成军，再战必败无疑。然王匡等因次日癸亥，系“六甲穷日”（即六十甲子最后一天），术家认为战斗不吉而停战，邓禹得以从容休整部队，调整部署。待第三天王匡大举进攻，汉军反败为胜，大破更始军，一举夺得河东，为汉军西进关中奠定了基础。这一战例是当战不战而败，而十年后的另一次战斗则是不当战而战导致败亡。建武十一年，吴汉攻蜀，汉军久屯成都坚城之下，因乏粮准备焚烧辎重撤退。然就在此时，公孙述阅读占书，见“虏死城下”之语而出兵决战，结果大败，本人也被杀于阵中。汉代还有日食停止军事行动的规定，后汉建武七年、永平十八年和兴平元年，均曾因日食而“寝兵”[29]，这当然也要影响正在进行的战事。正因为军术对决定战斗时间有特殊作用，有些将领如汉末的袁绍，每战必与豢养的术士“剋会期日”，十分信从[30]。类似现象在汉代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如匈奴“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31]。

术数在汉代有时还成为预警手段。《后汉书·杨厚传》：永建四年，厚上言“西北二方有兵气，宜备边寇。”时顺帝将西巡，因此而止。同书《郎·传》： 据星占上书，称当年（阳嘉二年）立秋后“赵魏关西将有羌寇畔戾之患”; 《马融传》：时马融亦上书：“星孛参毕。参，西方之宿，毕为边兵，致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将起乎！宜备二方。寻而陇西羌反，乌桓寇上郡，皆率如融言。”预先防范是军事决策的关键之一，其对战争的成败利钝自然密切相关。当然，这种预警自非科学决策，有些军将对这种预警作用痴迷至深，反为所误。汉末董卓部将牛辅，“见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气与不，又筮知吉凶，然后乃见之。中郎将董越来就辅，辅使筮之，筮者曰：‘火胜金，外谋内之卦也，’即时杀越。”[32]这样的将领，只能有败亡一途。

兵阴阳家对军队行动的背向举止规定至为苛密，必然对军事行动中的战术运用有所制约。本文中大量的例证都表明，汉代作战时，将领无不采取术数行为以求克敌制胜。有的将领运气好，或能获胜，更多的则必然如宋金生、焦和、张津等人那样，遭至可悲下场。

由于汉人对术数的迷信，某些罕见自然现象的发生，以及将领“神道设教”、假手天意，也会对士气从而战争结局产生作用。新末著名的昆阳之战，汉末董卓韩遂之战，新、韩军所以失败，就因为当时正好有流星陨落营中，而这在军占书里属于大凶之兆，导致军心混乱不安，失去斗志。[33]正因为这样，汉代各种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很少有人不利用术数大做文章，宣扬己方上得天助，动摇敌方士气民心。从高祖斩蛇和五星聚于东井的神话，到刘秀的谶谣赤伏之符，再到张角“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天下太平，岁在甲子”之号召及其种种道术施为，这一现象贯穿有汉一代的全部军事史。战争进程中双方也总是利用术数耸动蛊惑人心，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做法，不仅可以收效于芸芸士卒，如东汉耿恭被困疏勒，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拜祷于井，水忽涌现，将士皆呼万岁，士气大振，而匈奴“以为神明，乃引去”[34]; 更可以吸引英雄豪杰投入麾下：汉初张耳就是因听从了术士甘公所说五星聚于秦分，刘邦必胜而项羽将败的说法而投汉，东汉初苏竟则以图谶、星象说服邓仲况和刘龚归顺光武。[35]有些高明的将领，充分利用敌之迷信，出奇制胜。东汉班超攻于阗，“其俗信巫”，班超出其不意杀死该国首席大巫师，于阗军民震动丧胆，立即开城投降。[36]汉初分封，高祖警告吴王刘濞：“若状有反相”，“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焉？”[37]这个警告后来虽未起到作用，但刘邦试图以相术和占气之说抑制为人强悍的刘濞生出反心，用意是很明显的。

术数和兵阴阳家行为，使汉代战争继续保持了传统战争的双重性质。

春秋以前的战争，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们是人力、物力与组织指挥的较量，另一方面，它们又表现为术数的攻防。上文诸多叙述已表明，汉代这一特征仍然鲜明可见。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让我们再以征和三年汉攻匈奴一役为例。战前汉朝进行了大量术数操作已如上述（另西汉向有以女巫诅敌的传统[38]，此次必不例外），而面对汉朝的军队和军术，匈奴先是缚马诅咒汉军，“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牛羊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遣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又卜‘汉军一将不吉’”[39]。当双方将士厮杀疆场之际，还有两支队伍在暗中较劲：一是汉朝的方士巫师，一是匈奴的众多巫觋。战争的“术战”特性，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顺便指出，不仅匈奴，当时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军事术数并将其用于战争。《史记·龟策列传》：“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位，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信，以知来事。”所以汉王朝的对外战争，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以术数“战伐攻击”的内容。

两汉之际面对各地反叛王莽的所做所为，则可以为内战中同类现象的典型。王莽痴迷术数，一举一动，无不用之。他大造庙祠，禳祷无已，“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40]。又大搞厌胜，派武士入汉高祖庙中剑刺斧砍，住兵其中，下令“使长安宫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刘縯）像于塾，旦起射之”[41]。其命将，乘乾车坤马，以五为纪，“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42]，“如此属不可胜记。”[43]军情紧急时，王莽甚至带领群臣到南郊向天哭嚎以厌汉军，还特别制作了可“厌胜众兵”的“威斗”，置于左右。威斗以五色土和五石铜在特定时日铸成，象征着北斗“不可与敌”的神力。直到绿林军攻入长安，大势已去，王莽“犹抱持符命、威斗”。而在王莽的对立面，农民军和各反莽武装也同样在术数支配下行动。如赤眉军，从齐地带着城阳景王的神像转战南北，由巫觋从中转达神意，遇事和作战听神意以决。这和王莽的举动虽有文野之别，实质却都是以术数为武器，乞求胜利。 以术数为军事对抗的手段，甚至体现在武器制作方面。《汉书 ·韩延寿传》：延寿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效尚方事。”特意选择月食时制造武器，是因为按照阴阳五行理论此时阴气极盛，而兵器亦为阴杀之器，可达到交感的目的，赋予武器最大的威力。王莽以特定时日制作“威斗”，也是类似的理念使然。于是，武器既是物质的，又是术数的符号和载体，战争的两重性首先发生于战争的工具之中。

术数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的通例，直至近代亦然。然而汉代表现得较后代更为突出，也是无疑的。春秋战国时期，当军术和兵阴阳家蓬勃发展之际，与之相对立的军事唯物主义思想亦随之而起，对其进行了尖锐批判。其皎皎者如尉缭、韩非，坚决反对天官时日之说和占候卜筮，认为胜负纯粹由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所决定。然而在汉人的军事著作中，却反而较少有类似声音，绝大多数都充满了兵阴阳家的色彩。尽管贾谊、王充等人曾对术数活动有所批判，但在兵家中并没引起有明显的反响。就是象曹操这样不信方士，坚决反对民间杂神迷信的杰出军事家，出兵时也会垂询兵阴阳学者[43]，所著兵书中也有兵阴阳家文字，如“太白已出高，贼鱼入人境，可击必胜”之类。[44]和战国时期相比，汉代继续保持了术数对军事的强有力支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强化。

三

兵阴阳学说和观念的盛行，对汉代军队组织和军官选拔也有重要影响。

商周军事占候主要由国家和贵族家内常设术数人员来进行，战争期间，他们随军出发，随时满足军术需要。战国时期，随着常备军的形成和战争规模、形式的发展变化，军中出现了专职术数军官，如楚军中有“视日”，即军中日者。《史记·陈涉世家》：“（周文）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如淳注：“视日时吉凶，举动之吉也。司马季主为日者。”《六韬·龙韬·论将》：“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天心去就之机”; “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这也反映战国军将幕府内确实配置有术数军官。

汉代的军事术数保障，则是通过以下体系来实现的。

第一，平战结合的国家术数人员。

汉代中央政府九卿之一的太常属下，有太史令负责天文气象占候，太卜令负责卜筮（后省并太史），太祝令负责祭祀穰祷，均六百石。另有诸多巫觋散在宫廷和一些国家部门，如长安诸祠官有女巫，又有梁、晋、秦、荆、九天诸巫，“皆以岁时祠宫中”。又有河巫祠河于临晋，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等等。[45]她（他）们平时为朝廷和王室服务，战时则是胜利的特殊保障者，这一点上面已经说到。其中，太史令一职最为重要。太史为王朝最主要的占候职务，机构颇为庞大。其属员据《汉官》有：“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六人治历，三人龟卜，三人庐宅，四人日时，三人易筮，而人典禳，九人籍氏、许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请雨、解事各二人，医一人”; “灵台待诏四十一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风，十而人候气，三人候咎景，七人候钟律，一人舍人。”太史必须经常、及时地向皇帝和朝廷报告占星望气的结果，对军政大事发生影响。与军事有关的例子如：《汉书·王莽传中》：天凤六年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记，六岁一改元，布天下。”《王莽传下》：地皇四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莽数召问太史令宗宣，诸数家皆缪对，言天文安善，群贼且灭。莽差以自安。”《后汉书·灵帝纪》：冀州刺史王芬等人谋诛诸宦官，“会北方夜半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有时，太史还直接以施术者的身份介入军事行动，如武帝时太史奉灵旗“指所伐国”。

第二，知晓军术的军官队伍。

汉代军官多晓占候禳辟之术，这首先是因为当时尚未形成后代那种固定的文武分职，在朝廷，诸臣经常要领兵远征; 而地方重要的行政官员如县令、长，郡守和州牧，均是法定的一地最高军事长官。汉代长吏多由经术进，而士人研习术数蔚然成风，因此当他们成为将领带兵上阵时，并不缺乏兵阴阳素质。而且作为军官，看来他们的职业训练中也不乏相关内容，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平时较注意学习和研究兵阴阳家的著作。银雀山一号汉墓主可能是一个下层军官（司马），墓中出土大批兵书特别是兵阴阳家的典籍，应非偶然。有迹象表明，精通术数在当时就是堪为将才的标志。《后汉书· 王景传》：景先祖王仲，“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 《汉书·宣元六王传》：淮阳王钦欲有所为，有人荐言“闻齐有驷先生者，善为司马兵法，大将之材也……驷先生蓄积道术，书无不有，愿知大王所好，请得辄上。……王得书喜悦”。此外如苏竟为代郡中尉，杨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董扶任蜀郡属国都尉，许杨为酒泉都尉等[46]。可见，通晓兵阴阳学是汉代军官的素质要求之一。

第三，征招延揽军术人才。

两汉高级将领，多征辟才士于幕中，术数人才是他们招致的重要对象。这既是补己之不足，也是战斗力的直接贮存。新莽时“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试图发动政变失败已如上述，又如：建武三年，名术士郅恽被积弩将军傅俊任命为将军长史，“授以军政”[47]。中平五年，望气者说京师将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何进的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进言，要天子将兵以为厌胜，何进奏灵帝行之。[48]许、何二人显系郅恽一流的人物。元凤三年，“诏与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杂候上林清台，课诸历疏密”[49]，这些人能同朝廷术数官员一起从事天文占侯和历法校定，自然也是高水准的专家。有些将领帐下，还招致有巫觋之流，“蓍筮常陈于前，巫祝不去于侧”[50]。《太平御览》卷735引《幽明录》：“董卓信巫，军中常有巫。”其部将李傕、牛辅等之好巫，也一点不逊于董卓。

在很多时候，王朝也会直接向民间征招军术人才，“拔擢天士，任以大职。”[51]武帝时，就有所谓“公车方士”[52]; 元帝初元三年，诏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平帝元始五年，征天下能为天文方术图谶兵法教授者，至者数千人。[53]这种举措，在新莽时期达到了高潮。王莽曾“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又曾“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以征山东。史称前来应募者数以万计，“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鬲+羽）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莽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皆拜为理军，赐以车马，待发。”[54]

可见，在汉代军队组织中，术数人员具有重要地位，他们作为军中不可缺少的必备人士，主要不是通过设置专职军官来保证，而是通过发挥国家专职术数人员作用和选拔精通术数者成为军官或幕僚来实现的。研究汉代军制，必须注意这个问题。汉代对军官术数素质的看重，当然是当时军事的术数斗争性质所决定的。而汉代民间教育和术数教育的发展，则为汉代军官有关素质的培养和人才选拔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四

兵阴阳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使汉王朝对其持一种相当注重和关切的态度。王朝在积极施行军术，大力延揽术数人才，加强军官有关素质的同时，逐渐对社会上包括兵阴阳家在内的术数书籍和活动加以限制和控制。

术数是一柄双刃剑，专制皇权可以用它来为自己服务，被统治者和反叛势力也可以利用术数达到自己的目的。兵阴阳作为一种特殊的军事力量，人们对其高度信奉从而深受制约，谁掌握了它，谁就可能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

汉代皇权统治的主要威胁，首先来自诸侯王势力，而他们的反叛多有术数背景。汉景帝时爆发吴楚七国之乱，刘濞鼓动同伙：“慧星出，蝗虫数起，此万世一时”[55]，其号召之一就是星变。东汉光武帝卒，广陵王刘荆作书，历数轩辕、太白和太子诸星的异象，煽动东海王刘强“努力卒事”[56]。汉制，诸侯王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57]，也设有卜、史、太常等专业术数人员，为诸侯王提供专门服务。然而这些野心勃勃的贵族并不以此为满足，总是大肆招揽术士，以求一逞。济北王兴居和淮阳王钦拉拢“道术”之士的事例，上面已经提到。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豢养众多术士，建元六年慧星见，术士言：“先吴军起时，慧星出长竟尺，然尚流血千里。今慧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于是刘安“愈益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才。诸辩士为方略者，妄作妖言，谄谀王，王喜，多赐金钱，而谋反滋甚。”[58]。武帝之子燕王旦，也久蓄异谋，一面大修兵车战守之备，一面招致术士如占星吕广等为门客，为其出谋划策。[59]术数实为诸侯王们不臣之心的重要支柱和法宝。

而在民间，各种反抗力量也往往以术数为武器和旗帜。秦末陈胜、吴广“篝火狐鸣”、鱼腹藏书发动起义，已开汉代农民战争利用神秘主义的先河。西汉末的赤眉军，则借助城阳景王的神灵和巫觋之力发号施令。东汉道教逐渐流行，“妖贼”益多，成为一个显著的历史现象。见于《后汉书》者如：

建武十七年秋七月，“妖巫李广等起据皖城”，“自称‘南岳大师’”。《光武帝纪下》、《马援传》 　　建武十九年春，“妖巫单臣、傅镇等反，据原武。”同上 　　阳嘉元年三月，“杨州六郡妖贼章河等寇四十九县，杀伤长吏。”《顺帝纪》 　　永嘉元年十一月，“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质帝纪》 　　建和二年冬十月，“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悉伏诛。”《桓帝纪》 　　延熹八年九月，“渤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玉印、圭璧、铁券，相署置。”同上 　　熹平元年，“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大将军。立其生父为越王，攻城破邑，众以万数。”《臧洪传》 　　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骆曜教民缅匿法。”《刘璋传》注引《典略》。 　　中平元年春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灵帝纪》 　　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同上 　　所谓“妖贼”，乃是早期道教领袖和民间巫师以神道鼓动发起的民众起义，东汉一朝，此伏彼起，最终导致了黄巾军三十六方同日而起，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如上所述，道教是术数的×化发展和兵阴阳家的特殊形式，所以“妖贼”之兴，特别体现了术数和兵阴阳家的发展对王朝统治不断增长的消极作用和威胁。不过，当时民间流行的并不只有道教，比如西汉后期起广泛流行的谶纬，也曾极大地鼓舞民间的反叛活动。创立东汉王朝的刘秀本人，便是这种术数的最大受益者。 因此，汉代对包括兵阴阳家在内的多种术数活动开始加以限制甚至禁止。

汉代对术数书籍存在着某种限制和禁忌。其突出表现，就是“秘书”制度[60]。汉中央政府和宫廷中设有若干重要藏书机构，外廷有石渠阁、延阁和石室、广内，内禁则有麒麟、天禄阁和兰台、东观，号为“秘府”[61]，所藏书籍即所谓“秘书”或“中秘书”。读秘书需经皇帝特别授权，刘向父子、班斿、扬雄、贾逵、班固诸人获准校读秘书，已是大幸; 而班斿、蔡邕、东平王苍等能得到御赐秘书副本，更是极高的荣誉。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阴阳术数类书是“秘书”中尤特殊者。术数在汉代因为其神秘性质而被视为“秘道”[62]，因而术数类图籍也被称作“秘书”、“秘要”、“秘记”、“秘经”、“秘文”等[63]。（按此类秘籍，主要指图谶类文字，其学则被称为“内学”、“秘学”。《说文·易部》：“秘书说曰：‘日月为易’。”段注：“秘书，纬书。”《后汉书·方术列传》：“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李贤注：“内学谓图谶之书也。其事秘密，故称内。”但其也可指其他方术书，如：《晋书· 陈训传》：“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侯无不毕综。”）其所以神秘，自然是由于术数书被认为直接与天意相关，阅者可以从中窥见玄机，并获得超自然的力量。东汉顺帝时，黄琼、李固等人因灾异屡见上书，就要求“开石室，陈图书，招言群儒，引问得失，指摘变象，以求天意” [64]。因而，它们和其他许多“中秘书”仅仅因稀有而珍藏大内有所不同，术数书是“秘书”中的“秘书”。

所以，有关图书为王朝特别留意和关切也就不足为奇了。西汉成帝时，东平思王刘宇因“时书不布”，“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算，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予。”[65]。王凤的一番话，把汉廷之所以限制有“明鬼神，信物怪”和“天官灾异，地形厄塞”内容书籍流传的原因说得十分清楚，就是害怕诸侯王或其他势力利用术数反叛朝廷。刘宇以皇叔父之尊尚不可得而读之，说明西汉对术数尤其是与军事有关的术数书籍加以提防和控制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太平御览》卷177引《五经异义》：“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龟。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但有时台囿台。”此说与历史事实不符，但却表明了汉儒从维护中央集权的目的出发，限制诸侯王势力利用术数的要求。这种要求，和他们借《春秋》宣传“春秋之义，家不藏甲”一类的主张如出一辙。

与此相一致，某些术数活动在汉代被不同程度地禁止。先秦已有禁止部分术数活动的迹象，在兵家著作中很被强调。《孙子兵法·九地》：“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曹注：“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计。”《六韬·文韬·上贤》：“伪方异伎，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秦代为巩固集权统治，焚书坑儒，设“妖言令”。汉代虽一度废“妖言令”[66]，但随即恢复，故两汉屡见以“妖言惑众”、“共为妖言”之罪诛杀、重惩大臣和士人的事件[67]。受禁对象还不止“妖言”，成书于西汉前期的《礼记 王制》曰：“执左道以乱政，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郑玄注：“左道，若巫蛊及俗禁。”《礼记》系儒书而非国法，但汉代“挟左道”处以大辟重刑则多有证明。类似的还有“祝咒”。汉代诅咒皇帝系大逆死罪自不待言，高级官员亦不得私行祝咒，武帝时丞相刘屈釐即坐此腰斩。[68]《汉书·息夫躬传》：息夫躬致仕后，“夜自被发，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盗”，为人告发，指其“候星历，视天子吉凶，与巫同诅咒”而下狱死。将这些综合起来看，汉王朝对使用术数手段损害和颠覆专制统治的防范明显加强。尽管当时有关法律禁止术数活动的范围和程度与后代相比还有差距，特别是其禁止的主要是针对皇帝、朝廷和严重有损于王朝统治的术数行为而不是这些术数形式本身，但很清楚，术数已经是一种可能不利于民间研习和实践者身家性命的活动了。 建安年间，朝廷正式下诏“科禁内学及兵书，”私人有藏者，皆送官治罪[69]。内学即秘学，而兵书中绝大多数充斥着兵阴阳家之说，所以科禁收书之举，即是上述政策、法令的进一步发展，也正式拉开了禁止民间修习应用术数特别是兵阴阳学的大幕。而在江东，孙策杀掉了号称能“助军作福”的著名道士干吉，表明这种严禁政策的发生具有普遍性。 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第一，汉王朝开始限制和禁止术数和兵阴阳学在民间传播，当然不是否定术数活动，而只是力图垄断和控制术数权力，使之只能为专制统治服务而不会成为破坏性力量。它从一个方面加强了汉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并体现了这种加强。这不但与王朝在军政事务中崇奉依赖术数的事实不相矛盾，而且正因为此，汉王朝才不断强化术数活动的控制。如果将其视为反对迷信，适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第二，汉代兵阴阳家的流传，在东汉后期以前，整体上并没有受到禁止，否则就不会有兵阴阳家的繁荣。从更长的时段看，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能够有效控制兵阴阳家和术数在民间的传播，皇权试图垄断术数权力的结果往往是使官方术数形式日益僵化和失效，民间术数活动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不断发展，从而又使专制皇权不得不向民间求得术数需求的满足。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文专门讨论。

注释：

[1] 多年来，中国的饶宗颐、李学勤、李家浩、李零、曾宪通、吴九龙、刘乐贤、连劭名等，国外的艾兰、夏含夷、班大为、卡林诺夫斯基、叶山等，对战国秦汉时期术数文献研究较多。限于篇幅，恕不能将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一一列举。近年来对同期军事术数文献进行综合研究的，参陈伟武：《简帛兵学文献探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简帛兵学文献军术考述》，《华学》第二辑。在历史学界，笔者所见专门研究文章有杨一民：《兵阴阳家初探》，《孙子学刊》1992年第1期; 田旭东：《兵阴阳家初探》，《孙子兵法及其现代价值──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 　　[2] 参拙作《春秋军事术数考述》，《南昌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本文有关先秦兵阴阳家的论述，均请参看。 　　[3] 《汉书 · 艺文志》 　　[4] 《地典》可能就是《汉志》“兵阴阳家”著录的《地典》六篇。 　　[5] 《占书》整理者视为一书，但据叶山说，其应含有几种文献。另简牍中可能还有一种名为《兵忌》的书。参叶山：《论银雀山阴阳文献的复原及其与道家黄老学派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译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参注[1]陈伟武文。 　　[7] [43]《太平广记》卷191引《拾遗记》：“（曹章）学阴阳纬侯之术，诵《六韬》、《洪范》之书数千言。武帝谋伐吴，问章，取其利师之诀。” 　　[8] 《开元占经》卷9、卷19、卷72引。 　　[9] 《汉书·魏相传》 　　[10] 参王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11] 参李零：《中国方术考》第二章，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2]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史记律书即兵书”。 　　[13] 《日知录》卷四，“占法之多”。 　　[14] 《论衡·讥日篇》 　　[15] 《史记·日者列传》 　　[16] 《史记·淮阴侯列传》 　　[17] [30]《后汉书·公孙瓒传》 　　[18] 《后汉书·襄楷传》 　　[19] [22][45]《史记· 封禅书》 　　[20] 《史记· 高祖本纪》 　　[21] 《史记·孝武本纪》。唐柳宗元《祭纛文》（《全唐文》卷593）说，秦国出兵祭祀大特巨梓“是为兵主，用以行师”，此说不见于较早文献，未知何据。 　　[23] 李零：《马王堆汉墓“神祗图”应属辟兵图》，《考古》，1991年第10期； 李家浩：《论太一辟兵图》，《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4] 《资治通鉴》卷58 　　[25] 《后汉书·郑玄传》 　　[26] [39][52]《汉书·西域传》 　　[27] [43][54]《汉书·王莽传下》 　　[28] 《汉书·赵充国传》   　[29] 《后汉书·光武纪下》、《明帝纪》、《献帝纪》。 　　[31] 《史记·匈奴列传》 　　[32] 《三国志· 魏书 ? 董卓传》注引《魏书》 　　[33]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后汉书 ? 董卓传》 　  [34] 《后汉书· 耿恭传》 　　[35] 《史记· 张耳陈余列传》、《后汉书 ? 苏竟传》 　　[36] 《后汉书· 班超传》 　　[37] [55]《史记· 吴王濞列传》 　　[38] 《史记·封禅书》：“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有关研究，参王子今《中国妇女从军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年版，下编，九。 　　[40] 《汉书·郊祀志》 　　[41] 《后汉书·刘縯传》 　　[42] 《汉书·王莽传中》 　　[44] 《开元占经》卷45引《曹操兵法》，《太平御览》卷8引曹操钞集《兵书接要》。 　　[46] 《后汉书·苏竟传》、《杨厚传》、《三国志·蜀书·刘焉传》注引《益部耆旧传》、《后汉书· 许杨传》。 　　[47] 《后汉书· 郅恽传》 　　[48] 《后汉书·何进传》 　　[49] 《汉书·律历志》 　　[50] 《三国志· 魏书·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 　　[51] 《汉书·李寻传》 　　[53] 《汉书·元帝纪》、《平帝纪》 　　[56]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 　　[57] 《汉书·百官公卿表》 　　[58] 《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59] 《汉书·武五子传》 　　[60] 关于汉代的秘书制度，笔者有另文专论。 　　[61] 《汉书·扬雄传》、《后汉书·贾逵传》 　　[62] 《汉书·翼奉传》 　　[63] 分别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郑玄传》、《说文·易部》、《后汉书·任文公传》、《汉书·艺文志·术数略·天文》、《后汉书·苏竟传》、《后汉书· 班固传》等。 　　[64] 《后汉书·黄琼传》、《李固传》 　　[65] 《汉书·叙传上》、《宣元王传》 　　[66] 《汉书·刑法志》 　　[67]参程树德：《汉律考·律令杂考》“妖言”。　　[68] 参《汉律考·律令杂考》“左道”、“祝咒”。 　　[69] 《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