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灵秀江南多状元

自清顺治三年（1646）开科取士，至光绪三十年（1904）其间258年内，共产生进士科状元114名，如加上博学宏词、经济特科状元4名，共118名状元。其中江苏籍的有51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43%。

这些江苏状元，大部分集中在江南的吴地，其中吴县牗包括当时的长洲县牘有状元17名、常熟6名、武进5名、无锡3名……共46名。

为何江南吴地能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产生这么多的状元？这要追溯到清初开科取士的缘由。

顺治二年五月，清兵攻占南京。明福王政权虽然覆灭，但江南人民反抗夷族的斗争并没有停息。清统治者为稳定江南的局势，在采取武力镇压的同时，又利用“开科”取士来笼络人心。这年秋，清世祖采纳大臣范文程建议，沿用明王朝科举取士制度，正式颁诏，举行科举考试。一些曾声言不与清廷合作的书生，挡不住科举的诱惑，纷纷屈节，报名应试。

当时，江南经济比较富饶繁荣，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清世祖便选江南吴地作为“突破口”，于顺治四年、九年先后选取武进的吕宫、无锡的邹忠倚为状元。可是这两位吴地状元的选取，仍没达到“平息”的目的。

清世祖并不气馁，通过总结，又于顺治十—年选取昆山徐元文为状元，并在其身上大做文章，恩赐冠带蟒服裘靴晋见……一时间，在诸生学子中产生轰动效应，这不能不说是顺治帝的“文治”之功。

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顺治帝又一连选取江苏溧阳马世俊、浙扛归安严我斯为状元。可是其壮志未酬，便离世而去。继承人康熙帝与其父一样，具有远见，他承袭父志，继续推行“以汉治汉”路线，又一连几科选取江苏吴县缪彤、浙江蔡启尊等为状元，对他们充分信任，并委以重任。由于“皇恩浩荡”，这些人自然感激涕零，从而使民族矛盾得以缓和。这些江、浙状元，因地域、习俗等因素，更为了自身利益，便相互支持，在朝中形成一股势力，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就更加深远。

国子监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康熙帝深知这一点。为表示对徐元文的信宠，便提升他为国子监祭酒牗最高学府校长牘。这样，徐元文便掌握了选拔人才的大权。一时江、浙两地的书生便纷纷赴试。康熙三十四年，江、浙两地前去应试的书生更多，一时朝野震动。

江、浙两地，特别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吴地书生，由于前有榜样，感到前程似锦，无疑增强了读书的积极性，从客观上为发展教育多出状元创造了良好条件。

历史上，江南吴地唐代设州学，宋代设县学，明代起在城乡建大书院，但远没有清朝中期那样普及。那时，“书院有官办，或官办民助，也有士绅创办或集资私办的”。武进、无锡、常熟、吴县等地还自筹经费，在公众场所设私塾，教授平民子弟，俗称“义学”。明清时，无锡有东林书院，宜兴有东坡书院，常熟有文学书院……江南吴地学塾盛行，书院普及城乡，其人文郁盛，得助于教育事业的发达。

在当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干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已在江南吴地深入人心，这使科举考试具有极大的竞争力。在中原人独占科举优势的唐代，吴地也出了一批状元，如苏州有归仁泽和归黯父子状元，归佾和归系兄弟状元；宋代，江南吴地出了武进霍端友、宜兴佘中、无锡蒋重珍等8名状元；在明代，又出了吴县施、昆山顾鼎臣、无锡孙继皋等12名状元，可见清代江南吴地状元之盛乃是源远流长。

吴地状元显名者尤多，如抗金名将、宋庆元二年武状元常熟周虎；文武兼备的宋嘉定七年武状元刘必方；有著名书法家、明成化八年状元吴宽；代皇三月的明弘治十八年状元顾鼎臣；太平宰相、世称长者的明嘉靖四十一年状元申时行；东林魁首、明天启二年状元文震孟；盛世贤相、文学家陆肯堂；康熙三十九年状元常熟汪绎；乾隆五十五年状元石蕴玉；《全唐诗》总裁彭定求；乾隆名儒重臣毕沅；乾隆四十六年连中“三元”的钱；“四朝元老”潘世恩；金石学家、道光三十年太仓陆增祥；外交家、史学家汉钧；末代皇帝师傅陆润庠；还有集政治家、书法家、诗人于一身的两朝帝师、咸丰六年常熟状元翁同和……他们各领风骚，名重一时，彪炳史册。江南吴地科举有这么多的楷模，便使盛出状元有了深厚的沃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