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徽商的常识介绍

【徽商】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嘉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城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敦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漳入徽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明代中叶以后至清干隆未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着，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粥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运销。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或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程廷颁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重视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入，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善于吃苦耐劳而着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为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合为一体，或相互结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脐身官僚行列，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清干隆未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 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谢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在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贷本经商】徽商资本来源之一。借高利贷从事商业经营，是徽州商人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金声《与徐按院书》指出：徽州人“虽挟货行贾，实非己货，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但以运货于其手，则伊若如其所有，而以为此民货也“。婺源人江汝元便是以贷本经商起家，终致大富。

【佃仆制】具有严格隶属关系的租佃制度，明清时期流行于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福建等省的某些地区，安徽的徽州地区尤为盛行。佃仆有时被称作地仆、庄仆、庄人、住佃、庄佃、火（伙）佃、佃民、伴当、佃童等，另外还有祁门的庄户，黔县、休宁的小户、小姓，歙县的底下人，绩溪的祝活，以及查湾的郎户和小户之称，都是性质相同的名称。郎户亦称拳头庄，小户又以承担的劳役而赋予不同的名称，诸如守坟庄、包袱庄、抬棺木庄、龙灯庄、吹打庄、道士庄、火把庄、挑担庄、抬轿庄、粮仓庄、守夜庄、守木庄、修房庄、搭戏台庄等，庄是庄仆的省称。佃仆的来源有多种形式，或由家内奴仆释放而来，或因佃种地主或词堂的土地而来，或因无处栖身而被迫居住地主庄屋以致沦为佃仆，或因先人葬于地主山场而沦为佃仆，或因入赘、婚配佃仆的妻女而沦为佃仆，或因生活所迫卖身为佃仆。佃仆的生活环境恶劣，受地主的田租、山租、高利贷和额外农产物勒索等剥削，还必须为地主的冠婚丧葬及日常生活提供摇役。佃仆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主仆名分，没有迁徙的自由，婚配受到干涉，没有科举入仕资格，甚至言谈、服饰等日常生活小节亦受到束缚与干涉。在法律地位上佃仆同于奴仆，日常生活中同样遭到歧视。但是佃仆与奴仆存在性质上的区别。地主对奴仆的人身控制是无限制的，对佃仆则有限制，驱使佃仆是有条件的；佃仆是主人的“人“，而不是象奴仆实为主人之“物“；奴仆以口为单位计算，佃仆则有家庭，有一定私有财产，以户来计算。佃仆是由于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而以契约或宗规家法的形式确定与主人的关系，并归属于整个宗族的家奴，社会地位介于奴仆与佃户之间，这种以大量佃仆存在为基础的佃仆制，产生于东晋、南朝、隋、唐的部曲、佃客制的基础之上。它在徽州特别盛行，可以归结为徽州乡绅势力特别强、奴隶制残余一直遗存等原因。但是，到清朝中后期，由于佃仆的绝对数量逐渐减少，谣役地租开始向货币地租转变，还有佃仆、奴仆起义频繁发生等原因，佃仆制日渐衰落，最终走向消亡。 【非勤俭不能治生】徽商持家、经营方式。语见《丰南志·从父敬仲公行状卜“非诗书不能显亲，非勤俭不能治生。“意思是只有通过读书做官，才能光宗耀祖；只有勤俭，才能发家。徽州第一代商人，大多一贫如洗，勤俭发家显得尤为重要。婺源人李祖记，早年业儒，因生活贫困，弃儒就商，从事贩木。凡竹头木屑均舍不得丢弃，收集起来，各当其用，逐渐发家致富。既富，勤俭不减贫困时，每天粗茶淡饭，一件布衣穿了十多年，一双云履只在见客时穿。居室极陋隘，也不新建，资金全部投入营运。富商大贾，也以勤俭自律。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拥资巨万，不事奢侈，家中不专备车马，不演戏，不豪宴请客。

【贾而好儒】徽商特色之一。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太函集》卷52）。徽商贾而好儒，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中，善于运用心计，精干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明代欲人黄镰，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干“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清代款人叶天赐，生性聪颖，工诗词，擅书法，因家贫行贾，“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扬州富商。

【归德孟尝】徽商对待债务的一种态度。语见敦县《潭渡黄氏族谱·故国子生黄彦修墓志铭卜“赢则不贷，贷则不赢，重以岁凶，索之何益？冯援侠客，犹能归德孟尝，公等休矣，吾不逞椎牛。“徽商经常免除一些债户无法偿还的债务，明代婺源商人汪拱干一次焚券达数千张。黄彦修的话表达了徽商对免除债户债务的见解。

【红顶商人】对清末著名徽商胡塘（字雪岩）的别称。胡光埔因捐输及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人称“红顶商人“。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发表有《红顶商人》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胡光墉一生的兴衰史，使胡光埔“红顶商人“的雅号家喻户晓。参见[胡光墉]，也有将“红顶商人“泛称所有亦贾亦儒，带红顶带的徽商大贾。

【徽商会馆】徽州会馆、新安会馆、新安公所及徽属某县会馆的总称，是旅居异地的徽州商人结成团体，集会居住的馆舍。主要是联络乡谊，为本帮商人提供方便，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同时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钦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款人杨忠、鲍恩首倡，位于正阳门之西。初为三进九室建筑，后历经扩建、重修，规模宏大。会馆的建立，标志着徽商集团的形成，为徽商开辟了立足、发展之地，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为旅汉徽商提供行商便利，扩充路径，开辟码头，置买店房，形成“新安街“，石镌“新安街“额。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同相邻的宁国府属邑合办）有房产、田产、义家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仅会馆建筑就造了20多年，规模宏大。明清徽商鼎盛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大至苏州、杭州、澳门、广州等大都市，小至淄院、姜湖、黄康等小镇，均有会馆设置。仅南京一地就有徽商会馆数处：马府街有新安会馆，太平街栏杆桥、上新河各有徽州会馆，钞库街有新歙会馆等。

【徽商木业公所】徽商行业组织名。又称徽国文公祠。位于杭州候潮门外。清干隆年间由婺源木商江扬言创建，其子江来喜又在钱塘江边上自闸口下至秋涛宫，购置3690余亩沙地，用来置放木材。新安江是徽木外运的主要信道，明清时期四季可运输，80%以上的徽木由新安江而下，抵达杭州，使杭州成为徽木的主要集散地。这3690余亩沙地，便是徽商用来停泊木排，堆运木材的栈场。

【徽商史话】书名。朱世良、张犁、余百川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5月出版。此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古代徽商，下篇介绍当代徽商。古代徽商分“徽商短论·商史漫话“、“徽商百业·经营谋略“、“徽商人物·轶闻逸事“、“徽商会馆·商俗及其它“四个部分，当代徽商刊载了黄山市九家有代表性企业的专稿，以反映当代企业重振徽商雄风的情况。古代徽商的文稿，大都选自《徽州报》、《黄山日报》、《富园》杂等报刊己发表过的文章。

【徽商研究论文集】文集名。《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文集收录中外学者发表的有关徽州商人研究的论文24篇，其中日本学者藤井宏教授《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曾由傅衣凌、黄焕宗合译成中文，连载于《安徽历史学报》、《安徽史学通讯》上。此次收录的为傅衣凌最新重译稿，并由藤井宏亲自写了序言。在译稿的后面，还附录日本学者寺田隆信《湖广熟，天下足》一文。秦佩市《明清徽商研究》一文，未曾发表过，文集亦作了收录。还有数篇有关明清时期盐商的文章，所论大都是徽籍盐商，文集亦予收录。文集后附有“徽商研究资料索引“，供徽商研究者检索、参考。 【徽州茶商】指经营茶业的徽州商人。茶业为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之一。徽州植茶始于南朝，唐代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产茶区。862年，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阎门溪记》一文中记载，当时祁门县山上遍植茶叶，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业茶为生，每年二三月新茶上市，茶商云集。宋代徽商朱元经营茶业，遇蔡京改茶法，说其私贩茶叶有罪，因而下狱。元代敏人毕仁16岁便在庐州开设茶叶店，充当坐贾。其父毕天祥则每年运茶数百引，充当行商。坐贾与行商结合，获得商额利润，知名于时，明清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时期，清干隆年间，徽商在北京设有茶行七家，茶庄百家以上，在津、沪开茶庄也不下百家。徽商经营茶叶，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茶号“犹如现在的茶叶精制厂，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进行精制后运销，“茶行“类似牙行，代茶号进行买卖，从中收取佣金，“茶庄“为茶叶零售商店，以经营内销茶为主，后期亦少量出售外销茶。“茶栈“一般设在外销口岸，如上海、广州等地，主要是向茶号贷放茶银，介绍茶号出卖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徽州茶商以婺源人和绩溪人为多。

【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文集名。刘森辑译，黄山书社1988年4月出版。译文集收录外国学者关于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文章16篇，其中14篇为首次翻译，二篇曾有中译本在国内刊物发表。此集收入的译文，除个别地方作了改动，均未予删节，以反映原作面貌。对于文中人名、地名、官名以及过去在国外刊物、书籍排印中有关引文方面的明显错漏字，亦作了校核、改正，文后附录有《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文献目录》、《外国、港台学者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文参考目录》、《外国、港台学者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著作目录》供检索。

【居贾则息微】徽商经营方式。即薄利多销。语见康熙《休宁县志·风俗卜“居贾则息微，于是走吴、越、蜀、闽、粤、燕、齐之郊……“说明薄利多销是徽商的一种普遍经营方式。明末南京当铺，福建商人的典息为三至四分，徽州商人的典息仅一至三分，因此人们都不喜欢福建典当铺。休宁商人孙从理在吴兴经营典业，取息仅一分，人们趋之如流。薄利促进多销，利润自然滚滚而来。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资料集名。张海鹏、王廷元主编。黄山书社1985年8月出版。此书所收资料以明代及清代前期有关徽商的记载为主，问亦涉及明代以前和1840年以后的记载，以便于考察徽商的盛衰过程。全书分为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徽商资本的来源与积累、徽商经营的行业、徽商的活动范围和经营方式、徽商资本的出路、徽商的政治态度、徽商与学术文化七章24节，后附引用书目。凡原资料内容涉及几个章节者，皆不加割裂，以保持其完整。此类资料，按其主要内容编入某一章节，它处不再重复。为便于检索，每节后有索引。书中资料，皆按编徘顺序注明号码，检阅索引即可查得与该节内容有关而又被编入其它章节的资料。此书对徽商研究颇有稗益。

【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书名。叶显恩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大32开本。全书分为“徽州的历史地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和乡绅阶层“、“徽州商业资本“、“徽州的封建宗法制度“、“徽州的封建文化“、“徽州的佃仆制度“六章）共28节。前录简述写作缘起的“前言“一篇，后附“关于徽州的佃仆制的调查报告“和“藻和堂需役给工食定例“两文，另有徽州佃仆契约、户帖、祭祖图、宗词图等插图22幅。该书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徽州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理论专着，对明清徽州社会结构的分析较为透彻，在徽州区史研究中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儒商】对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徽商人的一种称呼。亦称“儒贾“，以经商为名，行儒教之事。明万历年间，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商吴彦先，一有闲暇便流览书史，因而善于与同行纵谈古今得失，连一些宿儒也自以为不如他，故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都奉请他筹划。彦先不负众望，精心权衡货物轻重，揣测四方缓急，判察天时消长，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到他指导的经商活动，均获利甚多，遂一时成为众商的智囊。

【三贾不利犹未厌】徽商术语。语见光绪《祁门倪氏文族谱诰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徽之俗，一贾不利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体现了徽商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明末歙人江遂志第一次经商，被人诬陷逃税，货物被没收。东山再起后，货船又被大风刮翻，沉入江中，仅以身免。第三次变卖了所有家产，前往金陵、淮扬等地经营盐业，终于发家致富。

【山场】即山林场地。旧时徽州经济的重要部分，徽商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徽州“向来田少山多，居人之日用饮食取给于田者不敌取给于山“，徽州所出土特产和手工业品原料亦无不取自于山。山场经营，一是由邻近地区前来租垦、种植的农民租佃。这些外地农民后搭棚居于山间，称棚民，请嘉庆年间，居于徽州的棚民（包括家属在内）达数万之众。棚民租佃形式多种，或租佃山场逐年交租，或由富民包租再转佃棚民坐收租利，或富民包租山场而采取雇工的经营形式。包山富民雇用工人 均系外籍流民，去留自由。二是出佃给佃仆兴养种植。所立佃约一般写明山场四至，栽种树木或作手品种，规定租额，以及勤于兴养、禁盗变卖等保证。山场佃租一般以分成租为主，租率有“照例均分“、“四六开“、“三七开“等。亦有定额山租。佃仆在看养山场过程中花费工本如出备树苗等，形成力坌，由佃仆占有或典卖，但文约上多载有“力坌先尽山主，不许变卖他人“作为附带条件，以便山主控制山场木材作物。出租的山场放火烧焚，开山种植玉米、茶叶，或兴植松杉、毛竹。山场的茶叶、木材、毛竹，皆可输出外地贩卖。利用棚民与佃仆开发、管养山场，是徽州经济的一个特点。 【歙县盐商】对歙县经营盐业商人的称呼。明清时期，徽商以经营盐典当、茶、木为最。而歙县人多为经营盐业。歙县盐商主要以两淮为基地，以扬州为经营中心，《清史稿》曰：“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总商“是众多运商与盐政发生联系的枢纽人手，是清王朝为便于催缴盐课所设的职位。由于“总商“是两淮盐汪的核心，因此担任者均为“资重引多“的富豪。在两淮八总商中，歙县商人就占一半，且各姓代兴，资本雄厚。如江村的江姓，丰溪、澄塘的吴姓，棠樾的鲍姓，上丰的洪姓，唐模的许姓等。歙县汪廷璋，自祖父迁扬州以盐业起家，富至千万；江春家世盐业，寓居扬州，继父为两淮商总，在扬州有园林五处，清高宗曾两访其康山草堂。还有汪石公太太、汪应庚、鲍志道父子等，均在扬州以盐业起家。自明末以来，歙县盐商已形成实力极为雄厚的乡邦集团，控制了淮盐产、供、销的特权。据清×光绪《两淮盐法志》记：从明×嘉靖到清×干隆年间，在扬州业盐的名客商约80人，徽商占60名，而其中绝大部分均为歙县人。

【视时丰歉以计屈伸】徽商经营方式。语见万历《休宁县志×风俗》：“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意思是根据市场的兴旺或疲软，以决定经营方针，即抓市场信息。明末的书籍颇受欢迎，徽州书商便大量刻印丛书和插图。吴勉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204卷，吴管《古今逸史》丛书42种182卷等大部头丛书相继推出；汪廷纳《人镜阳秋》，胡正言《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等带有精美插图的书籍先后问世。由于徽州书商善于抓市场信息，遂至明末徽刻图书在书市上占主导地位。清末婺源商人金大坤、金烈光等原在江南一带经营木业，随着上海口岸的兴起，为茶叶的转口贸易提供了条件，便纷纷转营茶业。

【无徽不成镇】民谚。指徽商盛时的繁荣景象。明代中叶以后至清干隆末年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徽商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尤其长江流域，不仅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松江、芜湖、安庆、武汉等大城市，徽商密布，一些小村镇如盛泽、濮院、姜湖、黄埭等，也都设有徽商会馆。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镇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万历《嘉定县志》）。南翔镇“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比为无赖蚕食，稍稍徙避，而镇衰落“（万历《嘉定县志》）。江南市镇的盛衰系于徽商的经营，故有“无徽不成镇“之谚。

【婺源木商】指婺源县从事木业经营的商人。木业为徽商从事的四大行业之一，以婺源人为多，故有婺源木商之称。婺源县盛产杉木，“杉干直叶细，易长，江浙向最盛。徽州婺源者质最坚，自栋梁以至器用小物，无不需之“（《增补陶朱致富全书》卷一）。所以婺源商人多从事木业经营。明代婺源商人从以经营木业起家，致大富；江蓉东将家乡的木材贩往湖北、江浙一带，获利甚巨。清代婺源木商俞日升曾雇工100余人，从事木筏的水上运输。婺源木商还远赴其它林区，从事经营活动。《婺源县志》中，“贩木饶、信间“，“贩木江右“，“贩木荆楚“、“贩木苗疆“的记载甚多。清干隆年间，杭州有徽商木业公所，为婺源木商江扬言创建。其子江来喜又在钱塘江购置3690余亩沙地，作为堆放木材的栈场，足见婺源木商在徽商群体中地位。

【新安商人】古时歙州、徽州曾为新安郡，后人遂以新安作为别称，故又称徽州商人为新安商人。参见[徽商]。

【休宁典当】对休宁县经营典当业商人的称呼。明清时期，徽商以经营盐、典当、茶、木为最着。其中经营典当业的，以休宁县汪姓和吴姓为多。明万历年间，徽商当铺遍及大江南北，仅河南一地就有213家，其中大部分为休宁典当商。当时休宁本地典当特别兴旺，民国前期，就有万洪、成吉、万泰、万源、同兴、和济等当铺。

【以贾代耕】对徽州人谋生手段的一种称呼。徽州山多田少，土地贫瘠，人口众多，中产以下人家便无田可耕，不得不从农田以外去想办法，以经商代替农田耕作，以谋生路。徽商盛时，徽人经商的人数约占成年男子人口总数的70%，经商成为徽州人谋生的主要手段。以贾代耕指的就是这种情形。

【因地有无以通贸易】徽商经营方式。语见万历《休宁县志·风俗》：“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意思是根据具体地方的商品盈缺情况，以决定经营品种。徽商程澧见苏南盛产木棉，便经营布业；扬州盛产盐，便经营盐业；徽州瘠薄贫穷，则经营典当业。

【族田】旧中国宗族所共有的土地。明清时期，徽州存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宗法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宗族占有的土地有多种名目，诸如祠堂田、寺庙田、墓田、祭田、义田、学田、公会田等皆为族田。祭田即为祭祀而置的土地，属于供赡济本宗族中贫而不费用。义田是为赡祖茔祠堂的产业。祠堂田、寺庙田、墓田专供各自的祭祀之费用。义田是为赡济本宗族中贫而不能自业者。学田作为鼓励教育族内子弟的费用。跨宗族的地域性乡党公会田，往往汇集若干宗族的族田，用作联络乡党感情的会餐费用，以及砥砺名教、解决地方纠纷或与外地争讼的费用。种种名目的族田，用途虽各有别，必要时亦可互用。族田早在宋代已经出现。范仲淹曾创设义田。在徽州地区，影响深远的是朱熹《家礼》中的规定：“初立祠堂，则计见田亩，每龛取其二十之一，以为祭田。“宋后，义田、祭田等一类田产逐渐发展，明清二代族田大规模设置，尤以清代为最。徽州族田的重要来源，是徽商捐赀购置。富商巨贾捐购置的族田往往一次可达千亩以上。其次是在朱熹的影响下，官僚与道学家们慷慨解囊捐赀购置。此外，族人送祖先神主入祠所交神费，亦多用购置祭田。还有就是大户分家时，凡有盗卖等情，以不孝论处，受宗法族规制裁。因不断增置，族田数量愈来愈多。至解放前族田达到历史最高峰。1949年，徽州耕地面积是1183477.46亩,其中族田有169431.49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4.32%。族田是实现宗法制尊祖、敬宗、收族三个原则的物质基础，为祠墓祭扫、迎神赛会、唱戏、祠堂修葺和族谱的增修等提供费用，从而起到加强宗族内精神联系的作用；其次，以之赡济贫族，有利于培养族人对宗族依赖的感情，以加强族人对族长等权贵集团的封建宗法依附关系；其三，用来开办义塾，补助本族子弟入学所需的笔墨膏火之资及应方式路费，以培养封建宗法人才；有的也用作修桥补路、撑船摆渡、开嵑浚塘等宗族性公益事业之费等。族田的发达加强了封建宗法制。大族族田名为一族共有，实际常被族内管公堂的权贵集团所把持和支配，成为维持其宗法统治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