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一个有文人的城市

台北的诚品书店在广大的华人眼中，是一个重要的“台北文化”地标。这样的书店可以成功，不仅只是一个经营的技巧而已，它需要社会的多元开放，更需要数量足够的、相对成熟的读者群体。

台北还有一个比较不为大众所知的文化地标，亚都饭店。一栋不现代、不漂亮的大楼，处在不时髦、不热闹、非常小市民气味的民权东路上，却是台北文化界特别熟悉的一个聚会地点。记得海德堡大街上一家旅馆，每次经过，我会想到，雨果、左拉在这里住过。也记得威玛广场上一家旅馆，歌德、巴哈、李斯特、托马斯曼在这里住过。托马斯曼的一整部小说在里面写成。旅馆就像老树、老房子、老街，承载着一个城市含蓄的情感和记忆。如果在很多年后有一天，亚都打开它记忆的本子：多明哥、高行健、马友友曾经在这里停留；胡德夫曾经在这里驻店演唱；楚戈曾经在这里过七十大寿；多少文人艺术家曾经在这里向企业募款，在这里密商一个思想杂志的诞生，在这里讨论精致艺术如何可以下乡……

亚都不是紫藤庐，和紫藤庐有“阶级”差异。但是在不同的“阶级”平台上，都有文化的据点，正是台北文化的可爱之处。

一个五星级的酒店，本来应该是一个单纯的“资本主义”的据点，设法赚钱就是，何以变成一个累积记忆的文化据点？自然是由于主事者对于这个城市有心：他对这块土地有强烈的认同，对于文化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没有这些，一个酒店再好也不过就是全球化的自动运输带上一个标准作业连锁环节罢了。

严长寿从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跑腿“小弟”变成跨国公司的总经理，又把一个客观条件不好的亚都变成一个文化地标，是一则传奇。人们追问“严总裁”成功的原因，他曾经举过“垃圾桶哲学”来响应：当他是“小弟”时，别人不愿做、不屑做的工作，他就甘之如饴地抢过来做，也就是说，把自己当做“垃圾桶”，而其实，增加了自己的容量，也让别人愉快。

4月，胡德夫开演唱会，我特别飞回台北。香港的朋友们很惊讶：胡德夫是什么人？于是我尝试着解释：他是个原住民，唱歌写歌的，长得像流浪汉，唱得像吟游诗人，他是台湾文化史的一个标志。当所有的人都在学唱美国人唱的歌时，他开始和几个朋友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词，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个“自己”，指的是他脚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东西，他习惯的语言。人们因他的才华而特别“宝贝”他，但是他的艺术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现实生活特别坎坷，头都白了，才出第一张作品。所以我要去。

当天晚上，为这个赤脚的吟游诗人，台北可是“冠盖云集”；官帽和桂冠，在朝的和在野的，曾经是伙伴现在是敌人或者曾经是敌人现在是伙伴的，曾经有过理想和热情的，全部到场。

在台北，文化史的起承转合章节，特别清晰。

演唱结束之后，热情一时挥散不去的文人吆喝着涌到一个巷子里的小酒馆“续摊”。几十个人，在酒酣耳热中，辩论30年前的“革命理想”，回忆吉光片羽的斯人斯事斯地。声音愈来愈大，夜愈来愈深，有的起身走了，有的才刚加入。严长寿在一旁忙着拿杯子，点小菜，倒酒，问每个一头闯进来的作家或总编辑或主笔：“你喝什么？”

“总裁”又是“小弟”。清晨两点半，人散了，我们走出小酒馆，我才知道，他第二天一早要赶到机场，飞新加坡开会。我万分抱歉：“太对不起了，把你拖到现在。”他微笑着说，“不留也不行啊。总要有人付账吧！”

就在那深夜的小巷里，我愣住了。一瞬间明白了，什么叫“垃圾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