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故里知行录

一

在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要是在西部地区，所以，那时的各类史书中记载的“禹生石纽”、“禹出西羌”和“禹出西蜀汶川广柔”等，也是人们的共识，没有人怀疑。关于大禹出生于四川，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已，修已背剖而生于石纽”。司马迁著述史记的时候，曾经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他详细的记载了大禹的各方面情况，司马迁敏锐的意识到了古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东西部文明文化的对待与相互作用关系，他说：“或曰：东方物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起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史记o六国年表》），魏晋皇甫谧在《帝王世家》中注解到：“孟子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出西羌，是也。”。石纽究竟在哪里呢？大思想家扬雄在未出川之前也在川西地区做过大量田野调查，他在《蜀王本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唐代顾胤在《括地志》中说：“石纽山在汶川县治西七十三里”。按照民国时期的汶川县志记载，石纽山就在现在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汶川县的飞沙关一带。由于与汶川县毗邻的北川县在唐代时期叫“石泉县”，宋代徐天佑注解《吴越春秋》中关于“禹生石纽”这句话的时候，将石纽注明“在茂州石泉县，其地有禹庙，郡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现在四川的北川县与汶川县，在汉代同为“汶山郡”，这两个地方都可能是当年大禹出生地和大禹积累治水经验的地方。

同时，《史记o夏本纪》记载了“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姓姒氏。……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也，命曰会稽。会稽，会计也。”。即，司马迁认为当时舜的部落是在现在山西、河南交界的阳城、安邑一带，由于大禹给这里带来了重疏导的先进的治水经验和“与益予众人庶稻鲜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所以他受到了舜和这里人民的爱戴，舜去世以后，大禹接受了舜部落的人民的要求，取代了舜的儿子而在这一带建立了夏王朝。后来，当了夏王的大禹在巡视江南的时候，病故于现在浙江绍兴会稽山一带，禹墓也就在浙江会稽山。

这就是说，历史记载的大禹是西蜀人，他接任舜部落而成立的夏王朝的都城，是在现今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地区，他在任夏王期间，病故于浙江。由此可知，当时，大禹是以西蜀、山西河南、浙江的大三角地区为中心区域，而初建出了中国大一统文明文化格局。

但是，随着元明清三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移及其东移，中国知识界中的“黄河文明中心论”思想大为抬头，怀疑中国历史上是否真有大禹其人，及其怀疑大禹是否是出于西部四川的言论，也就出现在中国知识界中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清初顾炎武说的“禹生于汶川之石纽村，颇为无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5），以及现代学者田继周说的“禹之生地，不可能远在四川汶川、茂汶一带，应在禹父母生活的地区，即今郑州、嵩山、密县一带。”（《先秦民族史》）。由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注解的“禹”字义是“虫也”，王矩切，应该发音成为“骛”（wu），所以，清代段玉裁注解此字的时候说：“夏王以为名，学者昧其本义。”，这样一来，使许多学者在“大禹”究竟是什么上更是蒙上了雾霭。至于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疑古大家顾颉刚，则干脆认为历史上是否是有夏代，都是个问题。

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影响，以及近几十年中国史学界又在历史上记载的夏都城的山西河南的阳城、安邑一带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所以，现今中国的历史文本都将夏文明定在了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一带，则将历史上记载的大禹出生地的巴蜀地区及其大禹会诸侯且葬身的浙江地区划出了夏文明之外。这就是说，中国夏代时期，大禹是否真是西蜀之人，当时的蜀地是否是大禹建立夏王朝的基础之地，大禹是否曾经会诸侯于浙江会稽山，现在竟然成了学术界中的悬案，或者说是已经不被中国“正史”所载了。

二

四川本地人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大禹是确有其人其事，也从不怀疑大禹就是西蜀人，但是，大概是受到元明清三代的北方和东部学者怀疑大禹是否是出生在四川的“疑古”影响，四川的汶川县与北川县也各自引经据典开始争论大禹出生地的“禹里‘石纽”究竟应该在哪里。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几百年，在20世纪的80年代达到了高峰，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大禹故里应该是在四川北川县禹里羌族乡的“禹里沟”。而历史上记载的“禹出汶川”的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则因为没有北川那样多的“禹里”文物遗迹，在这场争论中处于了下风。笔者长期以来，常常去属于大禹古故里的岷江、湔江、大渡河、雅砻江等高原山区流域一带旅行，对大禹其人其事，自是有自己的视角与看法。

历史上记载的大禹有三个重大功劳，一是他生平完成了“丰水东注，唯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诗o大雅o文王有声》），建立起了重在疏导的治水方法，并从治水经验中总结出了“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的六府三事九功的和平文化文明模式。这个文明文化模式，不仅是后来中国各朝代的立国宗旨，且是中国文明文化的中心特征；二是他在当时中国各地区推广了“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尚书o吕刑》）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使人民进入了安居乐业的农耕文明文化时代；三是“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尚书o吕刑》），由大禹建立起了各部落方国之间的联合国家政体与相应的国家管理制度。

夏、也就是“华夏”之国，是不是最早产生在四川呢？大禹又是不是象《史记》等典籍记载的那样是出生在“西羌”呢？也就是出生于现在四川的北川地区与汶川地区呢？笔者认为，随着近年来人们对上古巴蜀文化文明的历史遗迹的发掘，及其对巴蜀地区民族民俗的深入了解，应该说，答案是肯定的。

什么是“夏”？“夏”的文训之义，就是“中国之人”的意思。什么是“中国”？现在人们大多是从地理的“中原”位置去理解的，或者是从旌旗屹立的指挥“中心”去理解的。但是，“中”在汉语里是“上下通和”的意思，这就是说，“中国”在上古时期是相对于当时还处于在“不火食”的尚未开化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说的，并不定指某地域与某民族。而“中国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利味，咸有利器知道之俗，今之有量地度，居有城廓，地以度邑，邑以度民，以观安危……有君长正之者乎，公曰善哉”（《大戴礼记》卷九）。按照现代语言解释，当时的“中国”就是指已经进入了“安居、熟食、农耕、有城市、有生产生活管理制度与各部落所共同的祭祀崇拜礼仪，有解决人民矛盾纠纷与困难的机构，有公平公正机制”的国度。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哪个地方最早进入稳定有序的农业、渔猎、放牧生产生活先进文明文化形态，并有了多种功能的城廓和乡村组织机构，且对外产生了同化的影响作用，那个地方及其那里的人民就是“中国”与“中国人”，其与地域的中心位置并无直接关系。其实，这样的虽然地处偏远，却因为自己的经济、文化与技术的发达而在客观上成为世界“中心之国”的情况，在现在已经是个常识了，近两百年地处地球北端的西方世界的崛起，就是个证明。而根据现在农史考古发现证明，世界上的农业都不是最早发生在平原地区，而是最早发生在山谷地区，然后再逐步向平原地区发展的。中国也不例外，由于中国是东平原西山峦，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最早都出现在中国西部山谷地带，旱地农作物最早是产生在四川与西藏接壤的“康藏”地区及其甘肃大地湾一带，水稻则产生在云南与四川接壤的横断山脉一带。而农业生产生活中的发达形式的水利农业，则最早形成于后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区。

《尚书o禹贡》记载，四川在夏代为“梁州”，《诗经o大雅o韩弈》则说：“奕弈梁山，唯禹甸之。”。在四川本土语义中，“甸”是农村村社的意思，因为四川本土语言中没有翘舌音和后鼻音，所以，说四川在夏代为“梁州”，大禹开辟的农耕之地为“梁山”，那多半都是北方人的误读，“梁州、梁山”在四川语音中应该发音成“连州”或“联州”；“连山”或“联山”。“连、联”当然就是联合、连结的意思，既指西部所特有的连绵起伏的大山脉，也指联合的文明形态。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廓遗迹中就发现了众多不同生理面貌特征与不同服饰及不同礼仪姿态的青铜人像，共同在朝拜有十只鸟头的神树，这说明四川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进入不同民族部落和平相处的联合政体的文明文化形态。《史记o周本纪》中也记载了当时的四川地区有庸、蜀、羌、茂、徽、泸、彭、濮等不同的部落联合体，他们又各自称自己为尔戈、比尔干、立尔矛、矛其誓。而现在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人就称自己是“罗罗”，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羌族人则称自己是“尔矛、冉駹（庸茂）”，阿坝地区中至今还留有介于藏族与羌族之间的一种独特民族“白马藏”（濮矛赞）。藏人中的主要民族是有悠久农耕传统的康巴人，而康巴人都知道自己的根本就在雅砻江上游地区，即现在西藏的昌都与四川西部地区，就是以前称之为“康藏”和“西康”的山区。现在四川的羌、藏、普米、纳西、彝等少数民族所生活的岷江、雅砻江、大渡河、湔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恰好就是后来历史记载的大禹当年生长与活动的地方。这就是说，农业最早发生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山谷之中，后来，农业在四川盆地地区与中国东部地区的平原得到高度发展，这些地方的人后来就逐步变成为了以农业为主的“汉族”，而继续留在山区与高原地区半农半牧的人们则成为了现在中国西南与西北的“少数民族”。

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出土的高三米的大“神树”上有十只“鸟头”，在《尚书o尧典》中，这些鸟头称为“星鸟”，也就是后来的人们说的“朱雀”，既代表星宿，也代表着太阳的意思。同时，这些鸟头还代表当时四川地区不同民族部落和方国的人们所共同崇拜的“凫”，“凫”即可以是鱼鹰，也可以是大雁、鸭。由于“禹”的古音的“鹜”（wu）是“鸭”的意思，也与“五”这个“中”之数同音义，而三星堆中出土的金权杖中就有“凫”与“鱼”的图案，且川人历来有崇“五”习俗，这样，“骛、凫”同为“鸭”，鸭与雅同音，雅与夏同义，五为“中”义，所以，最早的华夏之国很可能就在四川。三星堆古城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所发现的最大的上古城廓，其内部的祭祀、商业、筮卜、铁器玉器制造等功能齐全，而且，该城廓就建立在古称“洛水”又称“鸭子河”的旁边，现在，这里依然还是野鸭与家鸭成群的地方。古代人们说的大雅小雅，其实就是大夏小夏的意思，其义都来自于“鹜”，这与四川上古时代的蜀人崇尚“凫”（即鱼鹰、鸭等水候鸟），及其藏族人崇拜鱼（藏族人认为鱼为水神，所以他们的旧习惯是不吃鱼的）也是不谋而合。

当然，现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被定为是殷商时代的文物，但是，其文化文明特征却应该是夏文明文化的继承，这从大量的民族民俗和考古材料中可以得到许多证明。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晋代常璩所著的中国西南地方志的《华阳国志o巴志》中记载了夏代天下分九州时候，梁州包含了夏之前就存在的华阳、黑水和江汉三地区，这三个地区，就是现在的四川、陕西、甘肃一带。“华阳”是指梁州之中心地区，而巴蜀又是华阳之“中国”，梁州与巴蜀都是禹治水之功所成。而到底什么是“华阳”？这个问题则如同一个历史悬案给搁置了几千年。而按照笔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解释，川人因为无翘舌音与后鼻音，所以，阳（yang）其实应该念成为“雅（ya）”或者“雁（yan）”，所以，上古的“华阳国”可以念成为“华雅国”或者“华雁国”，前面说了“雅”与“夏”同义，所以，上古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的“华阳国”很可能就是最早的“华夏国”。只不过由于后来大禹扩展了中国的疆土，人们又编造出了“人皇居中州而制辅八方”的“中州”说法，这样，“中国”就转移到现在中国的中原一带去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夏人尚黑尚玄不理解，其实，人们只要到大禹当时生活的地区中，也就是牛羊成群的四川高原的草原地区与水利农耕发达的成都平原地区，去看看那里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颜色，自己就会恍然大悟的。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土壤，就是地理土壤学中说的中国最大的“黑土区”，其由远古时代的热带腐植物质所形成，后来随着地质变动，一部分成为高原草原，一部分成为了盆地平原，这样的黑土十分肥沃，非常利于动植物生长与生存。大禹的“六府三事九功”的中心，就是“土”，即我们现在说的“以土地为本”。这就是说，因为夏禹时代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农耕与稳定放牧时代，所以，对水土的重视与崇尚也就相应出现了，夏人尚黑，其实就是指进入农耕时代的夏人尚肥沃的黑土的意思。现在，四川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彝族人依然有尚黑且以黑为贵的传统习俗。夏人尚“玄”，常常有典籍把“玄”注解为“黑红”为“玄”，红与“日”同义，所以，黑红之“玄”就是指的红日黑地的“天地”。同时，“玄”与“元”同义，“元”为周期性旋动的意思，所以，其还指农耕民族对太阳周期性所表达出来的律历法则的崇尚，也是表达放牧民族定时间空间的周期性的放牧和平生活生产方式。当然，也与这里的人民崇尚旋转形状的“螺”有关系，现在，四川西部地区中的羌族与藏族农牧民还有在自己生产生活的区域中塑立“尼磨堆”的习惯，“尼磨堆”是一种用石头所累积起来的旋转型的圆锥体，型似海螺状，这里的人民都知道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在远古是海洋，螺是他们的崇拜物。同时，“尼磨堆”也是自己部落所生活的空间的记号，是与其他放牧农耕群体和平共处与互不侵犯的象征。

为什么要将夏人称之为“华夏人”呢？因为“华”与“花”相通，笔者在四川西部高原藏族人民生活的草原地区中发现，这里一年只有4月到9月是放牧与农耕的黄金期，其余时间都是白雪恺恺，所以，这里的人民特别向往与珍惜农历中说的夏天。而草原人民判定夏天来临的象征，就是“尼磨花”，汉语是“太阳花”的意思。“太阳花”的确很有意思，它的花心在一天的白天中一直向着太阳自旋转，一天中自转180度，夜晚，“太阳花”再次自旋转180度将花心向着太阳即将升起的东方。这种“尼磨花”在夏天遍开草原，是这里的人民美好生活的象征，也是人们判断季节的标志。同时，大禹出生地的四川北川县禹里沟，有一处专门用以人们判断夏天来临的标志地域，这就是“杜鹃花林”，每年5月，这里遍山都是各种颜色的杜鹃花，极为壮观。而四川西部的高原山区，就是《竹书纪年》、《史记》与扬雄的《蜀王本纪》中说的“禹出西羌”的西羌之地。这就是说，所谓的“华夏”，就是表示充满生机的“夏花”的意思。所谓的“华夏人”，就是生活在“夏花”之地的人，这刚好与“禹出西羌”不谋而合。

历史典籍还常常记载大禹有行“禹步”的习惯，什么是“禹步”？人们大多将其解释为大禹因治水有腿疾而行走的跛步，或者说是一种左右摇摆的“鸭步”，后来的中国养生学还因此创造出了“禹步功法（又称巫步功法）”。其实，在四川西部所特有的崇山峻岭区域中，人们就会发现，这里的人们都有行“禹步”的习俗，原来，所谓的“禹步”，就是山区人们走山路的时候所用的一种省力的左右摇摆的行走方法，其状似鸭步。特别是藏族老人，即使到了平原，也改不了这样的“禹步”习惯。而且，现在生活在这个地区中的羌族人，至今都还有尚花的传统，他们习惯把八瓣花绣在自己衣服、头巾和鞋子上。最有意思的是，羌民族中的挂毯，实际上都是用花与动物生肖绘制成类似于“河图、洛书”那样的图案，根据羌族老人讲，在过去，这是非常尊贵的象征物，只有“比摩”（部落中观天地象与预测吉凶的巫师，又称为“端公”）才能够使用，其意深刻，一些羌族人把这种挂图叫做“氏图”。

同时，“夏”是“胡雅切”，古音应发音成“哈”。而将“下”发音成为“哈”，现在仅见于四川、甘肃与陕西地区，所以，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也从语言学角度认为夏民族最早是活动在崇山（四川西部高原山区）与陕西伊洛流域一带，后来才由河南向山西一带发展的（见徐中舒《先秦史讲义》）。笔者在人迹稀少的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与四川绵阳地区的北川县的大山区中发现，这里一直就存在着一种与现在的羌族、藏族和汉族有区别的“土人”，他们的生产生活习惯及其语言有自己的特色，他们自称自己是大禹的后代，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后来，笔者才知道这样的现象也被民国时期的一些有识之士注意到了，有人认为这些“土人”是这里最早的原始民族，比现在的羌族藏族都还要古老，他们害怕这些“土人”的情况灭绝掉，特别将这些“土人”的一些特殊语言记录了下来。这里，笔者抄录几段所谓的“土人”的语言与汉语所对照，以飨读者，表中的土语发音用汉语字代替：

注：此表参照了1934年的《汶川县县志》

三

在《说文》中，许慎把“禹”解释为“虫”，为何“禹”为“虫”，长期以来，对巴蜀文明文化不了解的人对此十分困惑。其实，许慎也同时把“蜀”解释为“葵中蚕，从虫。”，把“巴”解释为“虫，象蛇。”。四川地区，气候潮润，十分适合于蛇与蚕等虫类动物生存，现在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金川县地区，历史上就是著名的养蚕之地，盛产桑树与蚕，现今藏族的“献哈达”，就是代表的这里的人民最早是生产蚕丝与“帛”的民族的意思。为什么藏族人会把丝帛叫做“哈达”，且认为向人献“哈达”是很高的礼仪，笔者在藏族老人那里得到一种说法，他们认为，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原始部落一直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的中心，是部落中最长的女性，在进入农耕时代以后，女性的主要工作就是织布与接待客人。所以，他们叫祖母为“哈达”，后来，哈达就成为了珍贵的象征。而笔者在四川云南交界处的泸沽湖地区的彝人与摩梭人中了解到，他们那里至今尚存在的母系社会中同样也有这样的习俗，只不过他们把部落中的最长女性叫做“老子”或者“老者”，他们向客人敬献的是酒，表示友谊天长地久的意思。现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的“神树”（俗称摇钱树）中往往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有以“西王母”为至尊的塑像，二是有人们载歌载舞而农桑的塑像，这与现在少数民族习俗完全相同。

至于“禹、巴、蜀”为何为蛇虫，前面说了，农业最早都产生在中国西部山谷之地，农耕族最要紧的知识就是季节判断。四川的西昌地区的农业区域，是日月常挂的高地热带地区，可以根据观察日月天象去定时间季节。而在一年只有1000个小时左右的日照期的四川盆地地区及其川西连绵起伏的山区中，农民们判断农时季节的主要手段，就已经不可能在观察日月天象了，而只能根据蛇虫等动物的冬眠与苏醒及其蜕变的时期来判定农业耕作的时间和季节，所以，蛇虫崇拜就因此而来。这样的蛇虫敬仰习俗现在都还存在于西部偏远地区，笔者当年下乡的川西南农村，老乡们决不打与食蛇虫，还有在春天用糍粑敬喂这些蛇虫及候鸟的习俗，老乡们认为，这些动物是人们判断时间季节的标志，理应保护。春夏的到来，对于农民来说，就代表着一年生机与生计的开始，农历节气中的“惊蛰”，就是由此而来。这就是说，大禹之所以被东汉士大夫的许慎注解为“虫”，则又没有去多解释，实在是因为他不熟悉大禹时代中国进入农耕时代以后，因不同地区的条件，所出现的农时季节判断的标志情况所致。

出成都市西门往西行，经过都江堰市，便进入了汶川县山区，在湍急的岷江河的北岸，有一座小巧的市镇，这里就是相传大禹治水的“绵凫（fu）镇”，又称“绵虒（zhi）镇”，不远处，有一山洞名“飞沙关”，在往前行，就是“刳儿坪”，所谓的“刳儿坪”，就是相传圣母剖背大禹母亲接生大禹的地方，刳儿坪山上有形状似人的白石，据汶川县文物管理所的汪友伦老先生解释，那就是“石纽”，表示天地生大禹的意思。如果把大禹说成为是山崩裂而出的圣人，或者说成为是圣母剖其母背而生，都不过是神话，但是，从巴蜀文明文化中的“大石崇拜”上去解释，却是说得通的。四川历史上一直有“大石崇拜”，号称“石笋”，其俗可能来自于石器时代人民对石器工具的崇敬。1960年，中国古人类研究所与四川省博物馆在四川大渡河流域的汉源县（古称凫里、伏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汉源文化”，也就是大型的石器加工作坊，并从这里出土的动植物化石及其文物中可推断出上古时代四川西部山区的气候湿润温暖，十分适合农耕与其他养种植业。所以，说大禹可能是石器时代的人，是有道理的。

在汶川县岷江河的“飞沙关”的对面，是“西川第一羌寨”，寨子中的许多见闻不多谈，到是羌族人的“天公、地婆、栖伏”的三石崇拜物把笔者看呆了。西川的羌寨和藏寨，大多是用石头砌的楼房，汉人称之为“石室”，他们自己则称之为“邛笼”和“碉堡”，这是笔者早就知道的，无非是说他们是从邛地（现在云南与四川的横断山脉一带）所来，碉堡其实就是指“颠高”之房。但是，在寨子中央塑立三块呈现三角形的大石头，号称“天公、地婆、栖伏”却是笔者以前所不知道的。根据寨子中的老人介绍，这是非常神圣之物，任何人不得对其有不尊，否则就要被严厉惩罚。汉族也有“天地人皇”的崇拜，但是，没有用三块对等的石头代表的，这说明羌族既古老，又有平等观，崇拜物还是石器时代的产物。特别有意思的是羌族老人们将“栖伏”称之为“媳妇”，根据他们介绍，羌人一直就尊敬妇女，老妇人是部落中最受尊敬的人。当然，按照古代语句的倒置现象，他们说的“栖伏、媳妇”应该是人皇“伏栖”的意思，当笔者“纠正”他们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他们都知道这些，他们一边说着“雅唯”（“是”的意思），一边说这样的叫法不必改了，也无伤大雅嘛！到说得笔者不好意思起来。

羌寨里老人们至今还在使用的“说卦”，简直就是最原始的“易经”，这里都不多谈了。

北川县的古县城叫“郅（zhi）城”，因为“氏”（双音字，有zhi、shi两个发音）与“郅”同音，所以，中国古代往往将“羌”与“氏”联系起来说，是有道理的。郅城紧邻湔（jian）江与白草河二水合一处，所以，“郅城”是水城的意思，其现在是“禹里羌族自治乡”的所在地。郅城下游是“旋口镇”，也就是湔江急弯之处，上游则是岷江中游的茂县，湔江流入涪江。距禹里乡西北10多公里，是白草河、青片河与青氏沟的三江汇合之处，沿青氏沟往上在走5公里左右，就到了“禹里沟”，禹里沟临近大熊猫最多的“蜂桶寨”羌乡。禹里沟现在是禹里羌族自治乡的一个特别区，之所以特别，是因为这里的小镇只有一所小学和10来户人家，但是，羌族村民们却大多独户散居在大山深谷处耕种。禹里沟现在有禹王庙与“岣嵝碑”（一种用独特的文字符号记载的大禹功劳的碑文）。这里的山川十分雄伟，有“誓水柱、刳儿坪、洗儿池、禹穴、禹床、血石流光、采药山、杜鹃林”等多个关于大禹传说的名胜之地，这些都自不言说，笔者关心的是这里的自然地理与人文条件为什么会产生出以疏导洪水而著称的大禹。

笔者发现，禹里沟（青氏沟，或称青水沟）实际上是由大山深处的溪流汇集起来出山的一条河沟，由于两山之间只有100米宽左右，这里的人民就世世代代在沟河两旁狭长的地带边耕种。一旦遇上大雨之时，河沟必然要涨水，在加上整个蜀山都非常的年轻，常常会发生山崩，所以，随时都有大块石头滚下山堵在河沟里，这样，就必然造成河流堵塞而淹掉河沟两岸的农田。笔者发现，禹里沟现在也堵有不少山上滚下来的巨石。1995年夏天，禹里沟发生了山崩，巨石堵塞河沟，把这里的田地房屋全淹了，但是，也在洪水之后，给这里活生生的冲出了一块宽几十米且一米多厚的肥沃滩地。正因为这样的实地考察，笔者认为史书上记载“禹生石纽”很可能是文人的笔误，应该被称之为“禹生氏里”。因为四川本土音中没有翘舌音，“氏”（zhi）应该与“孜”（zi）同音，而“孜”是水的意思，“里”是地方的意思，所以，说“大禹出生在河流很多的地方”，才与多方面情况符合得起来。而“禹生石纽”中的“石纽”也很可能是“绵水”的笔误，因为，“纽”是代表“弯弯纽纽”的意思，同时，川人将运动说成“纽”，现在，藏族人就把流动的河流称之为“曲、渠、柒”，这主要是指山区中的河流特有的弯纽曲折的形态。四川人还有把经久不息的现象叫“绵”的习惯，而四川西部是树林集中区域，一棵树就是个小水库，所以，这里的河流是长年水流不断，现在，四川绵竹县境内就有叫“绵水”的河流。所以，“禹生石纽”，也可以解释为是禹生“曲水”与“绵水”的意思，这样，才说得通。笔者之所以在这里大量使用了语言学来说明历史问题，是因为四川语是中国非常古老的语言，其中有许多古音义。而现在我们使用的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则没有古入声等，是在宋代以后才产生出来的。中国上古历史中的许多问题之所以后来混沌，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元明清以后流行的“北方官话”所造成的。

笔者在沿湟河、黄河、夏河、洛河、渭河考察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即，这样的由纯粹黄土质所构成河床的河流，多半没有疏导的可能性，也没有疏导的必要性，因为，黄土高原上的河流只有泥沙淤积现象，而没有象四川禹里沟那样的巨石堵塞河道的现象，泥沙淤积河床，除非河道彻底断流了才能够实施疏导。黄土高原土地广袤，如果黄河在雨季涨水了，人民另外转移耕作居住地方就是，而禹里沟地区的农民就因为崇山峻岭而决无它处可去，所以，他们必须与洪水争夺一尺一寸的土地。而且，滔滔黄河，怎么个疏导法呢？不要说古代，就是现在，对于大江河的中下游也只有堵与放弃耕地的办法，所以，三门峡的“神、鬼、人”三门，不可能是人为的结果，当然也就不会是大禹所劈。大禹当年对河流的疏导，只可能是在季节性质的河流中实行。即，在雨季来临之前，就地取材，用火烧堵塞在河沟中的石头，然后在用水浇烫石，将其炸裂，然后在将小块石头搬运出河沟。或者，在枯水期间对浅水的河道进行梳理。笔者在四川什邡县洛水镇的章山的李冰墓地处，就发现这里流传与记载了当年李冰沿袭大禹治水方法，用火烧石头炸裂堵塞在河沟中的石头的故事。这就是说，现在我们说的大禹疏导治水法则，主要就是在季节性质的河流中用以上说的方法实现的。

笔者在走访羌寨羌民的多年中发现，川西蜀山之所以能够成为山青水秀之地，之所以能够流水长清，就是因为这里的人民长期对山林的爱护所致。羌族藏族人民有在日常生活中敬仰山、水、树、农作物、动物等多种习俗，他们且实行火葬、天葬、水葬，不与山林农田争夺土地，所以，这就保证了山林长期茂密和动植物生机盎然，水流当然也就清澈了，这样，河道也就几千年不会发生淤塞现象。笔者在湔江、岷江各支流的的大山区中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守着茂密的山林却不去砍柴，而是习惯在河边“捡河柴”回家当薪柴，“捡河柴”是这里人民的一项传统习俗，所谓的“河柴”，就是那些被山水冲下来的杂树枝。但是，在岷江中上游的一些“开化”地区，依靠砍树与开挖江河两岸的矿石而至富者到是有不少，所以，近年来这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山坡沙化现象，令人触目惊心。说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长江上游地区已经出现了生态危机，是一点都不夸张的。长江上游如果生态恶化，长江水位就要被淤泥抬高，长江也就要成为第二条黄河了。大禹当年的治水肯定不止是治理河道本身，还有山林保护措施在其中，这从他的故里的羌族藏族老百姓的良好生态保护习俗上就可以看出来。

几千年来，羌族藏族人不仅在自己的故里保护了长江上游各河流流域的山林，而且，羌族人还有在冬天“入蜀为庸”的传统，就是在冬天的枯水季节，到成都平原的各河流中去梳理河道，他们在河道中用石头累积起各种不同角度的拦河坝，以保护丰水期间的水流在拦河坝的作用下自行消解水的冲击力量，不至于冲跨河流两岸的土质堤岸。笔者小时候，就亲眼所见这些大禹的后裔们身著绣着百花的青布衣衫，青衣外面套着一件羊皮坎肩，他们男女都高挽裤脚，双脚冻得通红，在冬天的河流中为城市中的人们清理河道，这些羌人们最自豪的就是只有他们才具有利用河道中的普通的石头累积起坚实堤坝的本事。而且，他们还有清洗水井与挖水井的特殊本事。如果说，“禹出西羌”的羌民们几千年来一直就担负着四川地区人民生活中的水利工和山林保护者的职能，是一点都不过分的。非常遗憾的是，他们这些工作经验后来基本上没有被继承下来，许多却被当作旧风俗、旧习惯给横扫掉了。笔者在川西的长期旅行中，就只是于1998年在阿坝自治州的松番地区亲眼看见几个老人在指挥着人们在河流中累积石头堤坝，为了观察这种堤坝的实用效果，笔者专门在这里等了几天，终于等到了一场大雨，当笔者冒着大雨亲眼所见这些堤坝使湍急的河流水因为不同角度阻拦而使水头相互对冲，从而减缓了对两岸的冲击的时候，真是有种被先民们的创造感动得想流泪的感受，这些经验，不就是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模式么。

大禹到底是哪里的人？当年夏文明究竟发源于哪里？这对于以文为生的文人来讲，似乎很重要，但是，对于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讲，其实就并不重要。几千年来，在四川西部山区中，那些大禹的后裔们已经把大禹治理山水树林的经验贯彻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了，所以，他们为我们中国保护住了青山秀水，保证了长江黄河上游地区的生态安全，我们应该向这些“少数民族”致敬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