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嘉兴沈曾植故居

到了嘉兴总要去看看南湖的。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上是一个嘉兴籍名人的陈列馆。嘉兴是人杰地灵之处，杰出的人物我也知道不少，远如位列“元四家”之首的吴镇，近如“七君子”中的第一位沈钧儒；文如作家茅盾，武如军事家蒋百里；旧学如王国维，新派如徐志摩……转角处“沈曾植”三字映入眼帘，我却吃了一惊：“原来他也是嘉兴人？！”

知道沈曾植是因为他是本专业前辈大家，精通辽金元史。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我做硕士论文时，为辨正一则“成吉思汗亲征高丽”的说法查遍身边所有资料，蒙古政权的人名、地名、部族名交织脑海，推测每一个相关词语由波斯文、俄文、蒙古文转译过程中出现错讹的可能性，得出结论的过程极为辛苦。令我惊愕的是，最终得到的结论竟与沈先生未经任何材料证实的直观预言完全吻合。我原也知道，有些天才的研究者，在拥有相当的学术积淀后，可以单凭直觉作出敏锐而精确的猜想，但在那之前，却从未真切地感受到那样的震撼。

这也就是我必要去探访沈氏故居的原因。但这故居似乎不太容易找到，就连嘉兴城里的本地人也多半不知道沈曾植是谁，知道沈钧儒的人倒还多一点——学术的社会影响力永远也比不上政治的，尤其若再夹杂些时代潮流、政府导向之类因素，就更是如此。

下午三点钟，我站在了姚家埭1号沈氏故居的大门前。是一所坐北朝南四合院式的建筑，显然已经过整修，却没看到出售门票的窗口，走进去时不免有点心虚。转念一想，沈先生虽是硕学通儒，知名度怕是远不及徐志摩与陆小曼，到了嘉兴会想要来看看他的人想必寥寥无几，门票自也不必虚设了。

进了门，穿过不大的院子，是一座五开间两层楼的晚清古典建筑，中间有宽敞的大厅，最当眼处是沈先生的半身铜像。铜像是很传统的遗老形象，留辫子，蓄须，戴眼镜，应是花甲之后近古稀的年纪了，严肃而沧桑的脸。厅里没有别的游客，也没有工作人员，很安静，只我与他静静地对视。我很深地鞠躬，再走近些细看，虽然是严肃的表情，没有一丝微笑，不知为什么又有一种让人很想亲近的慈和。

厅里都是沈先生生平及成就的介绍，其著述繁多，如《汉律辑补》、《蒙古源流笺注》、《元经世大典笺注》、《西北舆地考》、《海日楼诗集》等等。王国维盛赞沈氏为“学术所寄”、“邦家之光”，认为其学术成就超过龚自珍、魏源，可与顾炎武相提并论。即在其当代，沈氏的研究成果已震惊域外，令俄、日学界叹服。而隔着许多年的历史回望，在学问之外，另有一番风物牵动人心。

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会超越学术本身，与时代的其他因素紧密相联。晚清边疆历史地理及中外交通史学的突出发展即是一例。沈曾植曾担任总理衙门俄国股章京，直接面对领土主权遭蚕食鲸吞的危机，他倾注心血的西北史地研究成果，正映射出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几代读书人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他们秉承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则”的信念，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与知识架构允许的范畴内，希望能为国家尽一份心力。这样一批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受过教育的近代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思想与能够采用的方法都未必一致，但我们若真正能够历史地、公正地看待他们，至少应该承认，不管是搞洋务、搞维新、搞革命，他们真的为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作出过他们的努力。

沈曾植一生博学多才，对西方文化与制度的引进也相当积极。他任安徽提学使期间，曾赴日考察教育制度。维新变法时期，更参与发起北京强学会，被康有为引为同道知己。但终其一生，根本不赞成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寓居上海，以遗老自居。张勋复辟时，他甚至去北京接受“学部尚书”的任命。后人常因他政治上的保守加以诟病。我却突然想起与他同代的另一位人物严复。那位在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造成轰动性影响的翻译家，那样急切地向国人输入西方文化，却同样不赞成辛亥革命的发生，理由是：民智太卑。

崛起于辛亥革命之后的人物或政府，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承袭革命的余荫，因而也很难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对革命加以评价。但目光如炬的智者毕竟不是没有。我们若肯仔细地读一读《阿Q正传》、《风波》，就能看到革命对中国农民的影响极其微弱；若肯仔细地读一读《孤独者》、《范爱农》，就能看到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极度失望。这失望并非来自我们以为的导致革命失败的袁氏窃国事件，而是怀抱有民主共和及其他美好理想的革命者们在奋斗多年后终于发现，他们为国为民亟盼实现的理想根本没有得到国民的认同。当流血牺牲的革命被一国中大多数人视作成王败寇的改朝换代时，站在权力席上的无论是窃国大盗还是革命先驱，面对人民都变成了孤家寡人。在这样的状况下，民主只能成为空谈。百年之后的今天回望历史，沈曾植对清室的愚忠固然令人扼腕，但就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他对革命的怀疑并非全无合理的成分。

微风吹过一阵清香，正是金秋十月，庭中两株桂花开得欣然。前人有咏桂之联，称：“月中有客曾分种，世上无花敢斗香。”其实桂若有知，必无斗香之意。想来沈先生若有知，一定早已看穿了满清的腐朽与张勋的荒唐，也无心介怀后人评说了。